山西
新中国成立后，粟裕接中央通知，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其长子粟戎生也跟随父亲去到北京，在八一小学读书。不过，当他刚坐在八一小学的课桌前没几天，班主任就突然走到他身边，蹲下来轻声问：“你是不是这个妈妈生的？”
他愣了一下，盯着老师的眼睛点头：“是呀。”老师没走，又追问了一遍，语气里带着点不确定。粟戎生还是肯定回答，老师这才摸摸他的头，转身走开。
那时候他还小，没太明白老师为什么要问这个。直到后来妈妈楚青去学校了解情况，老师才主动说起缘由——这孩子的家教也太严了，每天穿戴整齐、作业从不拖沓，跟班里其他孩子比，规矩得不像亲妈带大的，倒像后娘管着似的。
楚青听了哭笑不得，她和粟裕哪里是“后娘式”管教，不过是把战火里的规矩，带到了和平年代的家里。
粟戎生的命，是从枪林弹雨里捡来的。1942年抗日正酣，他在新四军前线阵地出生，爸爸粟裕当时是第一师师长，根本没时间陪他。两岁那年，他是被战士们用扁担挑着走的，扁担另一头绑着电台，走的全是坑坑洼洼的战地小路。再大一点，他就跟着部队骑马背、坐骡车，哪里有仗打，哪里就有他的“移动摇篮”。
粟裕对这个儿子，从来没过半点溺爱。不满3岁时，粟裕要教他游泳，见他抱着竹竿不敢下水，直接“啪”一下把他扔进水里。粟戎生呛了几口，倒也机灵，抓着竹竿扑腾几下，居然就学会了。5岁生日那天，粟裕递给他一把小手枪——是从地主家缴来的，射程近得打不穿木板，却让粟戎生眼睛亮了。“好好学，长大当兵。”爸爸的话，成了他最早的人生目标。
后来华东保育院在山东成立，62个随军孩子里就有粟戎生。他在保育院跟着部队南下，直到上海解放，才跟着调到北京当总参谋长的爸爸，进了八一小学。楚青和粟裕忙归忙，对儿子的要求没松过：早上必须按时起床，书包自己收拾，放学先写作业再玩，吃饭不能剩一粒米。这些在老师眼里的“过严”，其实是父母在替他记住：今天的安稳，是无数战士用命换的，不能忘本。
1961年，粟戎生考上了哈军工导弹专业，成了当时最难考的军校学生。毕业时，他本来能进北京的研发部门，结果爸爸一句话，把他派到了云南抗美援越前线。“去基层，去打仗的地方，才能长真本事。”粟裕说得坚决，粟戎生也没犹豫——他早就想跟爸爸一样，上真正的战场了。
在云南的日子，苦得超出想象。他当普通战士，每天要听四次以上敌情警报，警报一响，就得往阵地跑，有时候刚端上饭碗，就得扔下筷子冲出去。住的是帐篷，下雨漏雨、刮风进沙，移防的时候更是背着行李跑遍山头。第二年，他就跟着部队击落了U-2侦察机和“火蜂”无人侦察机，立了三等功。
本以为调回内地能松口气，珍宝岛又起了战事。粟戎生刚回家休息两天，爸爸的命令就来了：去北线野战部队，那里已经是一级战备。临走前，粟裕没多说什么，只给了他一张纸，上面写着自己作的《老兵乐》：“半世生涯戎马间，征骑倥偬未下鞍。爆炸轰鸣如击鼓，枪弹呼啸若琴弹。”粟戎生揣着诗上了路，他知道，爸爸是想让他明白，军人的使命，从来都在最危险的地方。
北线比云南更苦，冬天冷到吐口气成冰，吃的多是粗粮，新鲜蔬菜见不着。粟戎生当连长，带着战士们打坑道、排哑炮，头顶的石头随时可能掉下来。每次排哑炮，他都让战士们站在后面，自己先上。三年下来，坑道挖了不少，却没出过一次事故，他又立了个三等功。战士们都服他，说“粟连长把我们当兄弟，跟着他放心”。
1983年，粟戎生被任命为200师师长。他特意去北京医院看爸爸，粟裕已经病得说不出完整的话，却还是抓着他的手，吃力地说：“师这一级很重要，连、团、师的锻炼……对干部极重要。”这是粟裕留给儿子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年2月，77岁的粟裕病逝，十大大将之首，终究没能看到儿子在师长岗位上的成绩。
后来粟戎生一步步做到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99年晋升中将军衔。有人说他靠父亲的光环，可只有他知道，自己的每一步，都是在爸爸“安排”的苦日子里熬出来的——没有扁担上的童年，没有水里的挣扎，没有前线的警报，就没有后来的自己。
2006年退休后，粟戎生去重走了长征路。站在父亲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他想起部队里常唱的那首歌：“身穿国防绿，胸怀祖国，万里江山，千斤重担交给了我。”风一吹，仿佛还能听见爸爸的声音，在说“长大当兵”。
这对“军事父子”，从来没说过什么煽情的话，却用一辈子的选择，把“军人”两个字，刻进了骨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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