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和第四城

早听说张丰在成都开了家书店，总想着等自己的书出版了，也去那里办一场小小的分享会。前几日忽闻要闭店的消息，心里掠过一丝怅然。后来，又看见他在群里说，书店会继续开下去。那一刻，真替他高兴。

其实，也可以说替成都感到幸运。成都仍然是包容的。书店虽小，自有它的韵味，悄悄映着城的气质。

如今诸多超级大城市圈，都在暗暗角逐“第四城”的称谓。说起这三个字，总绕不开朱自清先生1941 年的《成都诗》，他开篇便写：“据说成都是中国第四大城。城太大了，要指出它的特色倒不易。”

我倒觉得，在那些争夺第四城的城市中，成都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包容和文化氛围。

大家总爱调侃成都是“彩虹之都”，这份包容，早已是公开的默契。

我对成都最早的印象，是小时翻父亲那本泛黄的校友纪念册，封面是绿色的荷叶，衬托着红色的钟塔。册子里反复出现“华西坝”三个字。1905年，英、美、加三国的五个基督教会，要在中国西部创办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的大学，最终选了成都城南那片土地。这里平旷开阔，北傍锦江，风景清雅，因“华西协合大学”之名，遂称“华西坝”。

华西坝，代表着一种外来的现代性。

从经济学的角度，一个城市，要成为中国的第四大城市，一定要离北上广足够远。这是人口分布的齐夫定律。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的人口，会向超级大城市聚集。日本韩国这个现象已经很明显了。东京都市圈，汇聚了3700万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30%。可中国太大了，人们总舍不得离乡太远。于是，远离超级大城市的地方，就会形成一个新的聚集目标。从经济禀赋来看，成都的优势之一，就是离北上广足够远。

我是重庆人，对成都总是一种微妙的感觉，不过，我倒没有什么乡土情节，心安之处就是吾乡。我的判断，重庆似乎有更多的政策倾斜，但成都，却是更多的人的市场化选择。我更相信市场的长期力量。

文化，其实也是如此，当离中原文化足够远，所谓“西南蛮夷” 之地，反倒少了些固有的牵绊，对外来的现代性更容易敞开怀抱。

成都的独特，在于它有一层适合现代性生长的乡土氛围。四川的袍哥文化里，义气相助、豪爽自由的“江湖气”，至今仍悄悄扎根在川渝的民间肌理里。而现代性的底色，本就是在尊重个体之上的彼此互助。清末新政时，四川的商业、实业、新军、新式教育都走在前列，留学生也为数不少，也是这份土壤孕育的结果。

这种独特的历史际遇，在时间长河中，沉淀为成都如今的气质和吸引力。

所谓历史，其实就是人的故事的总和。就像张丰，一个来自河南的异乡人，终究在成都找到了他喜欢做的事——开一家书店，和人聊天、交流。这正是哈贝马斯笔下的市民公共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慢慢生长出理性的社会氛围。而这份理性，恰是如今网络浮躁充斥时，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东西。

许多城市都有自己专属的歌，可真正能唱进人心、流传开来的，并不多。上海有《夜上海》《上海滩》的风情，北京有《北京北京》的迷惘与坚守，而成都，有赵雷的《成都》，一句“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唱软了多少人的心。

歌曲的流行，从来离不开市民的文化素养与城市的氛围。记得从前在腾讯大家写专栏时，细数下来，成都的作家竟有十几位之多，这个数量，远超许多同量级的城市。文化气息、包容、自由的氛围，甚至奇怪而有趣的人，这些都是一个现代都市最动人的情调，而这样的情调里，注定少不了书店——就像张丰的有杏书店。

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氛围，终究会结出实实在在的经济果实，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写这篇文字时，恰好看到一则新闻：上合组织协同创新工委会、中国文化产业协会联合发布了《2025 中国数字文创城市指数》，成都凭借独特的人才吸引力、活跃的城市文化与产业生态，稳稳排在北京、上海、深圳之后，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数字文创 “第四城”。

比起这些量化的指标，“第四城” 更微妙的气质，藏在那些无法衡量的细节里。它不是数据的排名，而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由无数个普通人的日常感受织就：是张丰的书店，是华西坝的钟楼，是《成都》里缓缓流淌的旋律，是异乡人在此扎根的安稳，是本地人不愿离开的眷恋。

这些细碎的感受，最终决定了一座城市在人们心灵中的整体地位。

end

刘 远 举

央视网、第一财经、光明日报、腾讯大家、南方周末、新京报、南方都市报、FT中文网、澎湃等特约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

关注时政、财经、科技话题，以深度、专业、理性的态度，去掘现象背后的事实。

第35届中国新闻奖评论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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