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胆子不小，什么都敢写，什么都敢说

读《史记》发现司马迁真是什么都敢写，什么话都敢说。

他笔下的猛料，分分秒秒都能上热搜。

为什么写小人物？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里解释的很清楚。

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司马迁打破了“只记圣贤、不写匹夫”的规则，为岩穴隐士、市井百姓立传。

哪怕，他们坚守的道义，不符合当时的社会道义，只要像伯夷、叔齐那样有操守、有节义，他都一一收录。

他要记录多样人生、万种态度，只要他有自己的大义，史书就有他的一席之地。

所以，我们看到盗跖烤马肝、寡妇巴清经商、缇萦为父求情……

掀开汉皇室遮羞布

汉代吸取秦的教训，扶持刘姓宗族，为此还定了一个规定“非刘姓不王”。

这本是好事，但也是坏事，人有了权力，就胡作非为。

就比如说汉景帝的儿子，刘彭祖。

光听名字，这是个好名字，给人加不少印象分。他不喜欢营造宫殿，不迷信鬼神。

这让人好感倍增，可事实让人大跌眼镜。

刘彭祖不喜欢当王，就喜欢当法官、断官司。

如果是正常官司，也不伤大雅，谁没有点爱好？

可刘彭祖就有点另类，他喜欢穿粗布衣服去微服私访，然后设计引诱封地官员，再审判他们。

他当了十年赵王，手下官员大者死，小者刑，没人能干满两年，下场都不好。

此外，他还喜欢美女，但他并不满足，还把哥哥刘非的遗孀淖姬占为己有。

淖姬美艳非凡，老公刘非还在灵堂没下葬时，新江都易王、也就是太子刘建在灵堂急匆匆招来她，解决生理需求。

后来，淮南、衡山两国谋反，汉朝廷惩治同党，牵连到刘建。

刘建知道他们谋划，还做了应对，但没有报告上级。

事发后，他心里慌得一逼，就到处打点，想法平息此事。

但是，朝廷查到他与姊妹的奸情，刘建只好认罪，畏罪自杀。

刘建死后，美女淖姬就无主，流落到刘彭祖那里。

刘彭祖白天在她那里欢乐够了，晚上就借口邯郸城治安不好，带兵四处巡逻，见人抓人，见狗抓狗。

一时间，邯郸城内怨声载道，丢财又丢命，没人敢晚上出门，商客也不敢留宿城内。

刘彭祖姬妾多，子孙自然不少，但能力又有限，教育不到位。

他忙着胡作非为，他的太子刘丹也没闲着。

他没盯上父亲后宫美女，而是跟自己的姐姐、女儿玩床上游戏。

事发后，国除，并未汉郡县。

《五宗世家》里有不少腌杂事，别的皇室是想法把他遮住、美化掉。而司马迁却把它写下来，公之于众。

不禁好奇，司马迁到底有几个脑袋？

皇子算什么，司马迁还写《平淮书》批评汉武帝制度乱。

说实话揭老板的短

在《史记·项羽本纪》《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反复记载一件事。

公元前205年，刘邦被项羽围在彭城，56万人被3万人打得只剩十几人。

向西逃跑时，刘邦遇到刘盈、鲁元公主，就带着他们一起跑。

汉王败，不利，驰去。见孝惠、鲁元，载之。汉王急，马罢，虏在后，常撅两儿欲弃之，婴常收之，竟载之……

但敌人紧追在后，马儿又驮辎重，跑不快。

情急之下，刘邦又把他们踹下去，司机夏侯婴几次把他们拉上马车。

夏侯婴再救，刘邦数十次拔出刀，要砍掉司机。

有人会觉得刘邦心狠，儿女都不顾；也有人认为刘邦在演戏，演给他人看，自己顾义不顾私情。

后来，班固在写《后汉书》时，觉得它不体面，就没收录这段内容。

其实，这才是刘邦的过人之处，是他拉拢人心的手段。

他的晚辈刘备也学了他这一招。长板坡一战，赵云浴血奋战，救出阿斗（刘禅）。

襁褓中，阿斗睡得正香，刘备接过他，生气地往地上一扔，斥责道：

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

刘备不是不爱阿斗，他是无力，自己一无所有，不知道拿什么来感谢、赏赐这位“恩人”。

为拉拢他，只能这么做。

这就是帝王的手段。

但班固舍弃了它。

司马迁不仅写刘邦“无情”，还直言不讳批评当朝天子汉武帝。

在《平淮书》里，司马迁毫无避讳，如实记录。

他先肯定文景之治的成效：府库充盈，粮食堆积如山，溢出粮仓；库房穿铜钱的绳子都腐烂断裂，铜钱散落满地；

家家户户丰衣足食，郊外野马成群，普通老百姓都有自己的马匹，以乘坐母马拉的车为耻；

这是一派欣欣向荣之景象。

但是，到了汉武帝这里，他每年派数万骑兵攻打胡人匈奴。修炼朔方城，

可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局面彻底反转：他常年征调数万骑兵征讨匈奴；又兴修朔方城、修西南四夷的高速公路。

四处征战，大兴土木耗尽民力财力，导致国库空虚，为弥补财政不足。

汉武帝卖官鬻爵，破坏选官制度。还下令出钱可以免除罪罚。

司马迁就是为李陵说了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被以“诬罔”罪名定死罪？

他无钱买罪，又为完成父亲遗愿写完《史记》，被迫接受宫刑。

司马迁笔下的汉武帝晚年，国内满目疮痍：国库空空如洗，苛捐杂税、徭役繁重，导致民生凋敝；而富商大贾趁机囤积居奇、奴役百姓。

目睹眼前的一切，汉武帝幡然醒悟，写下《轮台罪己诏》，他反躬自省，自己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的过失。

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公开承认自身错误的皇帝。

也许是汉武帝这份自我检讨的勇气，这份包容，才让我们看到如今的《史记》。

最后

简单说，司马迁的“敢写”是“无禁区的真实”。

而后世史学家的“敢写”多是“有限度的批判”。

他们要么避重就轻，要么借古讽今。

真正能像司马迁那样，既批帝王、揭制度，又为小人物立传的人，千古难难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