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8人替国企做劳务被公诉，指控证据漏洞频出，被告辩称无罪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的政商生态和政府信用，随着替国企做劳务而被逮捕、被起诉的韩波等8人被押上被告席，而遭到媒体和民众前所未有的非议。

2025年8、9月，经过南溪区人民法院两次共6天的开庭，韩波等人被控非法采矿案的细节，随着庭审浮出了水面。从庭审全程来看，检方指控韩波等8人非法采矿罪的证据，当庭被一众辩护人给悉数推翻。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韩波等8人依法不构成非法采矿罪”，韩波的辩护人说，“本案是在非法律因素干扰下，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把错误的韩波等8名被告人送上了被告席。本案的起因，是2018年，宜宾市南溪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经过集体决策，并形成会议纪要和政府文件，作出了砂石赔偿计划。但2023年，时任南溪区委主要领导突然推翻之前的赔偿计划，这就叫“以刑化债”。”

本案的多名被告均表示，一旦罪名被坐实，应当向我们支付的3000万元劳务费就成了非法所得，更严重的是，我们中有多人是南溪区政府以招商引资方式引入的投资人，不仅投资的数千万元本金无法拿回，还将面临牢狱之灾。

检方指控罪名，主体并非韩波等8人

在案证据显示，2015年2月4日，宜宾市水务局发文批准南溪区国有全资控股的南溪区兴南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兴南公司”）在南溪区境内长江段拖泥浩的9个采点进行采砂，并颁发了《采矿许可证》。许可证批准开采总量为93万吨，有效期至2015年5月31日。

此后，兴南公司将采砂业务转包给其子公司江峰公司，江峰公司将其中的天堂三社采点的机械租赁和劳务，承包给众鑫公司。众鑫公司又于2015年6月6日，将业务转包给华卉公司与何某云等人。

从层层转包合同来看，采砂的主体责任人是兴南公司和江峰公司。

但在检方的指控中，2015年6月，韩波在《河道采砂许可证》已到期而未申请延期的情况下，组织殷学文、张国才、雷云富三个开采团队以华卉公司名义在原江南镇天堂村三社河滩地大规模超范围开采砂石，构成非法采矿罪。

针对采矿证到期采砂的问题，韩波的辩护人援引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辩称：最高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未将“采矿许可证到期后继续开采的情形”列为“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形。

多名被告称，投资人是基于江峰公司拥有南溪区政府、以及国资背景才接盘承包劳务合同，当初投资该项目时，所有被告均未看到江峰公司出示“采矿许可证”，直到案发被抓，韩波等人才被告知案涉采矿证的有效期为2015年5月31日，承包劳务的天堂三社采点，采挖总量为9万吨”。

“但关键的问题是，案涉采点的砂石开采、转运、销售工作，都是在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诸如南溪水务局、江南镇政府等相关部门的全程监督、监管下进行的”，韩波说，“另有一个重要的佐证是，华卉公司采挖的砂石在2018年被南溪区水务局罚没，我们申请行政复议时，被告知没有主体资格，如果我们构成非法采矿罪，那么，采砂的主体单位兴南公司和江峰公司，也同样构成，但现在我们被起诉，他们却没有一个人因此担责，显然，我们这些民营企业的投资人，替他们背了黑锅”。

在案证据也印证了韩波的说法。

2018年9月13日，南溪区水务局认定兴南公司、江峰公司在天堂三社采砂点存在超采行为，并对两公司作出了行政处罚。对此，华卉公司曾向南溪区水利局提出行政复议，但被告知主体不适格，没有资格提出行政复议。

由此可见，如果存在超采行为，主体也应当是南溪区国企兴南公司、江峰公司，而非华卉公司，更不可能是韩波等人。但在本案中，连行政处罚的主体都不是的韩波等8人，却荒唐地成为了刑事犯罪的主体。

2019年2月2日，江峰公司与华卉公司商定一次性补偿砂石开采成本时，江峰公司承认在华卉公司超采行为中，其存在监管过失，但为了解决超采存量砂石罚没后的遗留问题，江峰公司同意对华卉公司存量砂石成本进行适当补偿。

多个证据显示，案涉砂石的开采主体是南溪区区属国企兴南公司和江峰公司，砂石销售的利润大头，也由两公司获得，仅罚没砂石的拍卖，两公司收入1.6亿元。

而截至到案发，韩波等人投入的本金尚未收回，江峰公司尚拖欠其3000万元的劳务费未予支付。

南溪区政府全程主导，案涉采点超期、超量开采和销售部分砂石

事实上，在以江峰公司为主体的采砂活动背后，是南溪区政府在全程主导。

本案的发生，有一个特殊背景，那就是早在2013年，水利部、四川省水利厅提出，自2015年7月1日起，宜宾市境内长江河道全面禁止采砂，为此，宜宾市为了城市建设发展，采取系列措施统筹下辖各区县长江河道的采砂工作，其目的就是要赶在禁采之前突击储备大量建设用砂石。

在南溪区，承担这一“战略重任”的，就是兴南公司和江峰公司。

也因此，才有了本案中采砂证在2015年5月31日到期，却仍然有韩波等人，“奉命”在同年的6月1日至于6月30日，大举在长江河道南溪段大规模采砂的行为。

韩波说，“为鼓励多采，江峰公司和劳务承包人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开采量小于100万吨，资源费按4.8元/吨收取；100万至300万吨之间，每吨资源费3.6元；300万至500万吨之间，每吨2.4元；大于500万吨，则为1.0元。该合同实际就是鼓励多采，更为重要的是，自始至终，全程监管政府的相关部门、江峰公司，从来都没有给出采砂的上限，只说快采、快运”。

南溪区政府对采砂没有限制，鼓励多采的这一事实，多名被告的辩护人，均当庭举证予以证实。也就是说，检方关于超期、超量开采的指控，实际上是南溪区政府允许的。同时，庭审中检方展示的证人证言中，多位江峰公司管理人员、水务局工作人员的证词也充分印证了这一说法。

但备受非议的是，当多位辩护人当庭要求播放这些对被告人有利的证人证言同步录音录像时，合议庭并没有批准。

值得一提的是，在9月份的第二次庭审中，法院播放了部分同步录音录像，其中就有江峰公司高管在同录中承认政府鼓励多采的事实，但该部分证言没有被公安记录写进询问笔录。

在多名被告申请江峰公司关键证人唐某波出庭作证时，第一次庭审时，证人以出差时间冲突为由没有出庭，第二次申请时也未出庭。有被告称，他这是不敢出庭，怕面对超期、超量开采是政府主导、江峰公司授意的事实。

多名被告人均声称，不仅在开采打堆、转运环节有南溪区水务局和江峰公司的全程监管监控，即便是采点临时堆放砂石需要占用土地的征收，因缺乏资金，也是经过政府同意销售部分砂石来筹集资金，在江峰公司、水务局等政府部门的参与、见证下，华卉公司通过自筹、销售部分砂石等办法，共计向天堂三社、四社村民支付了近4千万元的土地转让款、青苗赔偿以及协调费等费用。

被告韩波等人不存在超量采砂的主观故意

华卉公司的股东韩某等8人，为顺利完成合同约定的承包业务，自筹投入资金约5000万元。

按照原计划，完成采砂任务后，后面的工作就是转运到江峰公司指定的场地和结算机械租赁和劳务费，合同就算结束了。

然而，由于区政府财政紧张、江峰公司又无资金支付费用，天堂三社采点的砂石，滞留在长江岸边，一放就快两年。这一情况，在环保部门的督查中，被责令整改。

为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南溪区政府组织区水务局、江南镇政府、江峰公司、华卉公司等各方进行了多次协商。

此后，南溪区政府办公室在2017年12月21日形成的《关于研究江南镇天堂三社砂石采点遗留问题专题会议的纪要》中称：“华卉公司在天堂三社采点的砂石，至少转运50万吨到裴石轻化工园区内的砂石堆场后，方可对外销售。”

由此可见，南溪区政府对华卉公司的采砂量是了解的，这也印证了南溪区政府鼓励区内砂石企业，在2015年7月1日长江全面禁采砂石前多采。

紧接着，江峰公司、江南镇政府、华卉公司在随后的三方协议中规定，“丙方（即华卉公司）至少转运250万吨砂石到甲方（即江峰公司）裴石镇轻工业园区内的砂石堆场内。”这一要求比前述区政府纪要中规定至少转运50万吨数目更大。

同理，江南镇政府对采砂量也是知情的，同样证明江南镇政府也是鼓励多采砂石。

本案的诉讼过程中，韩波的辩护人通过行政诉讼，确认了另外一个重要证据的存在，那就是2021年1月30日作出的《宜宾市南溪区政府关于长江河道砂石开采有关情况的报告》。该报告称：“由于面临长江宜宾段全面禁采的最后一个采季，宜宾沿长江、金沙江、岷江各区县都在积极储备砂石资源，以及依据宜宾市水务局《关于加强河道采砂管理的通知》（宜水函〔2015〕62号）精神，为区内经济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储备砂石资源，江峰公司集中在2015年5、6月开采，导致超量开采行为的发生。同时，区水利局按宜水函(2015)62号要求，对超量开采要按照采砂权获得单价、砂石资源费征收标准进行补收和补征。”

该报告事实上已经确认，检方指控韩波等人在采砂证到期后的2015年6月1日至于6月30日进行的开采，就是南溪区政府、江峰公司的要求。

辩护人称，结合韩波等人没有看到过采砂证的截至期限，以及南溪区政府和江峰公司鼓励开采到6月31日，而官方文件宣布长江全面禁止采砂是2015年7月1日这三点，韩波等人不可能对指控的超期采砂有主观明知。

检方指控韩波等人转运期间非法采矿数据，竟来自一笔数据糊涂账

检方的起诉书还指控：“在砂石转运期间（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韩波、罗强、陶兆礼等人商议尽量多开采和转运砂石，袁斗海根据韩波、谭国彬等人安排，将天堂三社原有打堆砂石转运完后继续在原有堆场处向下进行开采砂石并转运。”此举，构成非法采矿。

这一指控的逻辑是，砂石转运到麻柳湾堆场的砂石数据是750.807万吨，而2015年天堂三社开采的砂石总量是530万吨，因此多出的220.807万吨砂石，是韩波等人从原有堆场向下进行开采的砂石，属非法采矿。

对此指控，辩护人称该指控逻辑不能成立。

首先，华卉公司2015年在天堂三社的采砂总量并没有准确数据，现有的530万吨仅仅是一个测绘预估数字。

由于开采的砂石属于砂夹石，方量与重量系数从1.4至3.8不等，故当初只能预估重量为530万吨。

第二，天堂三社堆场原来存在多个天然水塘，但测绘时没有考量并细致核算。

经实地走访核查，多名天堂三社、四社的证人证言证实，砂石堆场所在的河滩地上，有一处小地名为“大石包”的天然大水塘。该水塘，在此处至少存在了数百年。此前，村民陈秋平是该水塘的养鱼承包人。砂石开采前，考虑到砂石会填满水塘，经华卉公司与陈秋平协商，给予其赔偿后，陈秋平将鱼塘承包合同交给了华卉公司。

韩波的辩护人称，该鱼塘承包合同于2023年3月6日，被宜宾市公安局南溪区分局从公司出纳韩月秋处扣押后，就一直被隐匿，至今都没有移送到法院。

庭审中，辩护人对公安机取走上述鱼塘承包合同等关键核心证据的合法性也提出质疑，并提出了非法证据排除。

被告韩月秋称，公安机关2023年3月6日从其住处查抄了公司存放的所有文件资料，但当天没有当面清点扣押物品和制作扣押笔录，直到10天之后的3月16日，办案人员张某才让自己在日期为“3月6日”的扣押笔录上签字。

关于该份扣押笔录，辩护人发现另一办案人员王某在上面有签名，结果查询在案笔录发现，同一天，王某正在成都对本案另一当事人进行询问并制作了笔录，但他的名字却出现在了该扣押笔录上。

在证人办案人员张某出庭质证时，辩护人就扣押清单日期倒签、另一办案人员王某身在外地却在扣押清单笔录上有签名等问题，要求给出合法合理的解释时，张某的回答是：不知道，依法取得，来进行敷衍。

据此，多名辩护人认为，该扣押笔录涉嫌程序违法，且存在没有当面清点扣押物、扣押日期倒签等证据污染情形，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但辩护人的排非申请，没有得到回应。

本案中，检方提供的四川川法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所附的2013年5月的卫星图片显示，案涉河滩地至少有两处狭长的水坑。但该两处狭长水坑，如今已无法显示。

2024年11月6日，由四川川法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情况说明》称：“案发时间距鉴定时间（2023年5月）较长，缺乏历史资料参考，且开采后水下环境仍处于不断变化中，……原有状态已灭失，地形地貌已发生改变”。

事实上也是如此，案发地天堂三社拖泥浩堆场，位于长江河滩地，每年涨水期都会被长江淹没，地形地貌会不断地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既然没有2015年6月原始地貌图的情况下，无法计量水塘的容积。而测绘公司测绘的方量，也只是测绘平面的提及，根本没有计量水塘内堆放砂石的提及。

辩护人称，由此可见，《起诉书》中指控韩波等人在转运期间向下挖的砂石，其实就是本来就堆放在这个叫“大石包”的水塘中的砂石。

值得注意的是，在8月份本案第一次开庭中，四川川法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所鉴定人员并未出庭接受询问，多名被告人的辩护人均当庭向合议庭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询问。但是，9月初的第二次开庭中鉴定人员仍不出庭，合议庭对此也未说明原因。

其三，750万吨的数据，本身就是一笔糊涂账。

案涉砂石在转运期间，并没有过磅计量。这一事实，得到江峰公司员工唐某波的证实。

唐某波称，当时转运过来的砂石没有记录重量，仅记录了船只的载数。该说法，得到张廷国、代挺等人的证人证言的相互印证。

事实上，750.807万吨的数据，来自四川川法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所的意见书。但该所此后在2024年11月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也明确说明：“转运、出售量材料明细及其说明清单均由委托方（宜宾市公安局南溪区分局）提供”。

但是，在本案的庭审质证中，公安机关提交的6页《转运、出售量材料明细及其说明清单》，均是复印件，且没有原件核对。

对此，有辩护人表示，没有原件核对的复印件，无法确定和原件是否一致，是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的。

有辩护人认为，没有原件核对的复印件，无法确定和原件是否一致，以没有法律效力的数据和不真实不科学的方式作出一份漏洞频出的司法鉴定书，已构成鉴定程序违法，更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还有，上述《清单》中，仅有部分计有吨数外，还存在大量车数、船数。由于每辆车和船装载数量不等，故指控韩波等人依据的750.807万吨数据，就成了一笔不严谨、不科学的糊涂账。

庭审中，韩波的辩护人要求公诉方详细说明750.807万吨的计算方法，但公诉方一直没有回答。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韩波等人转运砂石工作，都是按照南溪区政府的要求实施，并全程接受南溪区相关职能部门和国企江峰公司的全程监管。也就是说，韩波等人，无法在如此严谨、严密的监督下，实施非法采矿活动。

韩波的辩护人表示，基于对政府的信任，本案韩波等8名被告人不可能有违法性认识。这就是“信赖利益保护原则”。

多次讨要劳务费后，投资人突然被抓，疑似“以刑化债”

据不完全统计，南溪区长江河道的5个采区、9个采点，在2015年5、6月期间，突击采砂总量约数千万吨，远超采砂证规定93万吨的开采总量。

但被起诉的投资人仅有两处。我们发现，两处被起诉的承包人的共同之处是，存在遗留砂石的结算历史问题。

庭审中，多名被告人声称，截止到目前，江峰公司尚欠其劳务费没有支付。

据了解，在案发之前，韩波等投资人与南溪区相关部门、江峰公司等多方，就劳务费用结算谈判了一年多的时间，结果，劳务费用的总数也从原本的4000多万，被压减到3000万元。

本案中，华卉公司在江峰公司因资金短缺无法开展转运工作期间，引进了泸州的罗强、陶兆礼等人投资。这一行为，得到了南溪区政府召开现场会允诺以及背书。

罗强在其讯问笔录中称：“当我们过来的时候，南溪区政府专门就转运拖泥浩砂石的事情开了个会议，会议主要内容就是向我们介绍江峰公司的这堆砂石的情况……当时是允许我们生产销售，是基于这个背景我们才投资这个项目的。”

然而，另一被告人陶兆礼，则在其讯问笔录中称：“感觉我们是被南溪政府骗过来的，因为当初我们转运的时候，政府对我们都还是比较支持，但转运完毕之后，政府就说我们转运的这个砂石是不合法的，要罚没。”

韩波称，如果非法采矿罪被坐实，那么，剩余的劳务费就不用支付，甚至还面临巨额罚款和牢狱之灾，南溪区这么操作，就是典型的“以刑化债”。

韩波的辩护律师表示，从犯罪主体的角度来看，如果认定韩波等人构成非法采矿罪，势必带来一个悖论：既然韩波等人构成非法采矿罪，那么发文鼓励多采的南溪区委、区政府，行政处罚的主体区属国企兴南公司、江峰公司，都必然构成非法采矿罪。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9月份本案的第二次开庭中，多名被告人均当庭陈述曾被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威胁逼供，经合议庭同意当庭播放了少量同步录音录像。可以清晰地看出，部分办案人员在讯问中使用了诸如“刑不刑拘你是我们的权利，你不说清楚，今天就走不出去！”等威胁性语言。

事实上，本案中的韩波等多名被告，均作无罪辩护。

为此，韩波的辩护人在向南溪区人民法院提交的一审辩护词中，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2024年12月第141辑第1621号“青海JM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等被诉非法采矿案”的案例。

韩波的辩护人说，该案和本案几乎如出一辙。该案的基本案情是：青海省的省属国企MLMY集团，获得煤矿采矿证，但由民企青海M公司承担全部申办费用，前者协调开发中的相关事宜，后者负责具体开发。后者的开发，全部在当地政府和国企的指导和监督下进行。但由于未取得采矿许可证，青海M公司和其他10名被告人被控非法采矿罪。

而结果是，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青海M公司的行为不构成非法采矿罪。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从行为人是否因自身原因未取得采矿许可证、行为人的采矿行为是否脱离了政府监管、导致矿产资源管理制度遭到严重破坏、无证采矿是否存在其他不可全部归责于行为人的原因来判断其是否构成非法采矿罪。

综上，韩波的辩护人认为，不论是2015年6月韩波等人实施的采砂行为，还是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实施的转运行为，全案8名被告人均不构成非法采矿罪。恳请法院在依法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判决韩波等8人不构成非法采矿罪。

关于本案的进展，我们将持续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