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如果将一个王朝比作一个人，那么建国76年时，它正步入怎样的年华？
对于大汉王朝而言，答案是：它正步入一个血气方刚、挥斥方遒的黄金时代。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即位称帝，开创大汉王朝。大汉建国76年，便是公元前126年。此时，大汉的掌舵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开拓精神的皇帝之一——汉武帝刘彻。
这并非一个寻常的年份，而是一个历史巨变的临界点。
当初，大汉建立的时候，天下还未完全统一。虽然刘邦在群雄的拥戴下消灭了项羽，但是彼时汉帝国属于皇帝和诸侯王共治的时期，而且那时的诸侯王还都是异姓功臣。
在费尽心机开始翦除异姓王后，刘邦又遇上一个难题，那就是北方的匈奴。此时，匈奴早已不是战国和秦朝时的分散部落联盟，而是一个上下有序、武德充沛的草原帝国。
公元前200年，作为大汉开国皇帝的刘邦被匈奴人的“秦始皇”冒顿单于围困在白登山上七天七夜，最终狼狈撤回长安。这也成为了汉朝初期向匈奴和亲的滥觞。
一直到刘邦驾崩，异姓王换成了同姓王，诸侯王也还是汉帝国的一大绊脚石。他们在自己的封国里各行其是，朝廷的政令很难对他们产生影响，中央的权力也始终受到桎梏。
匈奴更是欲求不满，即使有“和亲”政策，仍然会不时攻破汉朝边境线，杀人越货，无恶不作。
自此以后直到公元前126年，此时在位的汉武帝同样和先祖一样，仍深刻地体会着来自匈奴和诸侯王的压力。
大汉在开国以来，国力就始终不够强大。面对诸侯王和匈奴两大难题，汉朝政府只能选择韬光养晦，积攒国力。自汉惠帝开始，一直到吕后摄政再到文景二帝，大汉的前76年始终是一个“攒钱、攒粮、攒人口、攒装备”的过程。
就像一个人，童年和青年时期在默默积蓄能量，锻炼筋骨，只待一场成年礼的爆发。
到了公元前126年，公元前141年登基的汉武帝在位已15年。这个76岁的王朝，展现出的完全是盛年气象。
汉武帝的祖父和父亲虽然没有解决匈奴的难题，但是经过文景之治后，汉武帝拥有的是一个超级富有的中央财政以及充足的帝国兵源。
在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的势力也遭到了极大削弱，这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坚实基础。
就在几年前的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发动了“马邑之谋”，标志着对匈奴战略反击的序幕拉开。从此之后，汉帝国抛弃了多年来屈辱的“和亲”政策，转向对匈奴的战略进攻。
“寇可往，我亦可往！”
在大汉和匈奴的几千里边境线上，激烈的战役在不断开展。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举兵南下直指上谷郡，杀害官吏、抢掠百姓。汉武帝决心反击，他任命了初出茅庐的卫青为车骑将军，同李广、公孙敖、公孙贺兵分四路，每人各率一万骑兵，一起迎击匈奴。
从上谷出发，卫青一路追击匈奴兵深入草原，最终打到了匈奴人的祭祀圣地龙城，斩首和俘虏匈奴七百多人得胜而还，狠狠打击了匈奴的嚣张气焰。
虽然剿灭的敌军不多，但这是汉朝对匈作战的首次胜利，意义重大。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率大军绕至匈奴后方，西经高阙、陇西，剿灭匈奴楼烦王和白羊王，重新夺取了河套地区，汉武帝在此地设置朔方郡。
从大汉立国76年往后，卫青、霍去病等一代战神率领大汉铁骑，深入草原和大漠，打响一场场载入史册的战役。
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大汉在愤怒的反击中宣泄着多年来的忍受的屈辱，彻底打断了匈奴人的国运，扭转了汉匈之间的攻守之势。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历史豪情，正源于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
打垮匈奴后，借着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汉朝的国际视野前所未有的开阔，势力范围跨过河西走廊，远达西方世界。在南方，帝国的军队正征服东瓯、闽越、南越、西南夷等；在东北，兵锋直指卫氏朝鲜……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公元前126年的大汉，是一个充满自信、锐意进取的超级大国。它不再满足于内部的富足，而是要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整个东亚乃至世界的秩序。
大汉的76年，是在长期积蓄后，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主动出击，开拓生存空间，奠定历史地位的辉煌时代。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物质的积累，更需要精神的勃发与信念的强大。
那份深植于民族血脉中的开拓精神、坚韧自信与宏大历史格局，至今依然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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