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这种说法听听就行，毕竟键政不用负责任，只要嘴嗨过瘾就行。
就拿崇祯来说，他摊上的局面，可以说是地狱难度，换谁来都得头大。明末的困境也是各种事情累积：朝廷财政早就亏空到了底，连九边军饷都欠了好几年，士兵饿肚子哗变是常事；文官集团盘根错节，东林党和阉党斗来斗去，东林党遇事只会空谈道德、互相掣肘，阉党呢，只知道夺权与贪财。
要命的是碰到小冰川时期，连年天灾，陕西、河南等地旱灾连着蝗灾，地里颗粒无收，流民上百万地往南涌，饥民易子而食，各地农民起义一呼百应，社会彻底失序。
这种事，一个王朝只要撞上一样，都够喝一壶的，能不能迈过去全看运气。明末可以说是遇到了全部，简直是绝境中的绝境。
崇祯想破局也没少努力：他裁撤驿站想省银子，结果裁出个李自成。
想让文官捐饷补财政窟窿，满朝文武哭穷装蒜，最多掏几两碎银，转头却被闯军抄家搜出百万两。
想和后金私下议和换时间整顿内部，刚露口风就被言官骂成“卖国贼”，只能硬着头皮打消耗战；赈灾没粮没银，只能眼睁睁看着流民变成叛军，越剿越多。
碰到这种烂摊子，崇祯本就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亲王，没经历过啥风浪，就算把开国皇帝朱重八请回来，估计也没啥辙，除了跳出皇宫，再拉一支队伍重走当年的造反路，压根没有第二条活路可选。
而慈禧遇到的情况，可比崇祯好太多了，简直是天壤之别。
虽说当时北方有捻军、南方有太平军起义，但这群人闹归闹，要么缺乏统一指挥，要么只顾着占城掠地，远远没到动摇清廷根基、成为心腹之患的地步。
更关键的是，慈禧敢放手，让江南的文人官员比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自组团练。她心里门儿清，这些汉人督抚想建功立业，就离不开清廷的名分，所以一边给他们兵权粮权，一边又留着后手，让沈葆桢牵制曾国藩，让淮军、楚军互相制衡，既用他们平叛，又防着他们拥兵自重。这招虽然长远来看，有滋生地方割据的风险，但至少解了燃眉之急，把眼前的乱局压了下去。
再说说外敌入侵，这些洋人跟明末的后金可不一样。后金是铁了心要入主中原、取而代之，而洋人只想把中国当成殖民市场来薅羊毛，掠夺原料、倾销商品，压根没打算直接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只要慈禧膝盖够软、底线够低，敢签不平等条约、敢出卖国家利益，这些洋人不但不会成为大患，反而能变成她的助力。
比如洋人直接组织了洋枪队，帮着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用先进武器收拾叛军；再比如他们把持了中国海关，赫德等人管理下的海关居然成了清廷最靠谱的财源，每年数百万两白银稳稳入账，既够养八旗、绿营，还能支撑洋务运动办工厂、建海军，至少没像明末那样闹到财政彻底崩溃、寸步难行的地步。
慈禧还懂借洋人的势压内部，有人反对洋务，她就抬出“洋人要见怪”的由头压下去；地方督抚想不听招呼，她就暗示洋人可能“干预内政”，让各方都不敢造次。
总之，慈禧虽然遇上了所谓的“千年未遇之变局”，但这变局说到底是有利有弊，只要会利用、敢妥协，反而能变成支撑清廷苟延残喘的助力。
当然，也不能否认，慈禧作为一个长于深宫的女子，在政治上确实有两把刷子。辛酉政变时，她联合奕訢干净利落地收拾了顾命八大臣，刚掌权就稳住了局面；面对朝堂上的满汉之争、洋务派与守旧派之争，她始终一碗水端平，谁有用就用谁，谁冒头就压谁，把权力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尤其是她那点儿不算强的道德感，恰恰是搞政治的“优势”，心够狠、脸皮够厚，该妥协时绝不硬刚，该出手时绝不手软，才能在波谲云诡的权力场里站稳脚跟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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