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传》第四章——大师之路

合著/张荣芳 曾庆瑛

编者按：在中山大学原副校长张荣芳教授编写的三本不同类型陈垣传记中，中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陈垣的每章篇幅适中，详略得当，适合网络连载。陈垣孙媳曾庆瑛教授分工写第一章、第十章、陈垣简介和陈垣已出版的主要论著目录，进一步增强了本书的权威性。纪录片《陈垣》梅明导演为网络版配视频和图片，形象立体地展现陈垣校长的风采。三人合力，以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45周年，弘扬励耘精神，赓续中华文脉。

一自学成才的北京大学导师

1920年北京大学拟创立国学、外国文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4个研究所。以“国学门较为重要，特先设立”，1921年11月正式成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由蔡元培、顾孟余、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9人组成研究所国学门第一届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蔡元培任委员长，沈兼士主持日常工作。

此时国学门主要由特别阅览室、歌谣研究会、考古学研究室等组成。研究科目分为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五大类，后发展为名称相应的五个研究室。

此时期的国学门导师队伍盛极一时，除本校教授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 周作人、胡适、陈万里、林语堂、马衡、马裕藻、顾颉刚、常维钧、单不庵等外，还聘请校外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罗振玉、陈垣等教授，以及俄国学者伊凤阁博士、德国哲学博士钢和泰等为导师。不到校的通讯研究员有国内四川、广东、 福建等18个省的34人，还有丹麦人吴克德博士、日本人泽林专太郎、法国人伯 希和等人。可见此时国学门导师包括了国内外各个领域极有成就的学者。

二排拿扇子的就是沈兼士，一排左二陈垣

而陈垣就是这众多导师中的一员。值得指出的是，陈垣是没有正规史学训练的背景，完全靠自己积累知识，刻苦钻研而取得重大成就的、自学成才的导师。自此至1935 年，陈垣一直是北大国学门导师，并经常在北大三院聚会、教学与研究。这个时期，陈垣在国学门主要从事以下工作。

第一，首创“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中国史学名著评论”两门课程。陈垣在北大教课，因在五四运动之后，提倡白话文，青年在中学时念古文机会少了，作为历史学的学生来说，应该学习文言文，会看原始资料。为解决这个问题，陈垣首创“中国史学名著选读”这门课。

为了进一步了解史学古籍情况，又设立 “史学名著评论”这门课，他说这两个课是姐妹课。 一个是介绍讲解历史古文， 一个是历史学应读的书籍，作为基础的这两门课都是必修的。新中国成立后高校历史系的两门必修课—— “历史文选”和“历史要籍介绍”，就是由陈垣的首创衍变而来的。陈垣任导师并亲任这门课。

对“中国史学名著评论”一课，据学生王树民回忆：“他是着重在每部书的内容，分析其得失优缺之点。如《廿二史札记》，便从史法与史事分别论述。又如新、旧《唐书》，特别指出《旧唐书》文字虽不如《新唐书》，其记事详细具体，更符合史学的需要，是有胜于《新唐书》的。对于初学的人来说，这都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对“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一课，据学生傅振伦回忆：“以《四库全书》史部提要为主，每论一史，辄叙其‘史源’（即史料）和文心、史心。”

右二沈兼士，右一陈垣

陈垣讲课，并不只注意客观事实的考订，还会时刻对学生进行爱国思想教育，关心国家兴亡。

学生朱海涛回忆，抗战前夕，日本在酝酿“华北国”，北平政治空气恶劣，“我们要求他对时局作一指示。他沉沉地说道：‘一个国家是从 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北平市商会主席到日本去观光，人家特别派了几位商业上的领袖人物来招待，倾谈之下，我们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连谈论的资格都不够，像这样凭什么去和人家竞争？凭什么能使人尊重？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个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

在北大的集会上，陈垣经常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东京如何，没有提中 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到中国，夺回北京。

第二，任明清史料整理会委员，领导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北大的国学门主要从事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金石、甲骨刻辞、民俗谣谚、方言方音等。陈垣等人领导史学系学生整理内阁大库档案。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和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石窒遗书一起，被称为我国近世新史料的四大发现。

所谓 “内阁大库”，就是明清的中央书籍档案库，所藏书籍占十分之三，档案占十分之七。这批档案，仅有几千件是明代的，其余都是清代历朝政府所奉行的朱谕，臣工缴进的敕谕、批折、黄本、题本、奏本，外藩属国的表章，历科殿试的答卷，等等。史料价值极高。

但是由于人为的和自然的损坏，这批档案已流失了不计其数；或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转卖于私人之间，甚至一度被酝酿尽售于外国。在此存毁留弃关键之时，陈垣与北京学术界人士痛心疾首，为此奔走呼吁，既严词斥责当局的不负责任，力阻盗卖贩运于外国，又筹谋如何妥善将之长远保存，与相关机构往来交涉研究归属、经费、人事等问题。使这批档案得以保存。

1922年5月12日，北京大学呈文教育部，请求将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明末及清代内阁档案，拨归北京大学。陈垣时任教育部次长，于12月25日批准北京大学的呈文，北京午门历史博物馆所藏的这批档案正式移交北京大学，教育部派专员监督移交工作。这批档案，由北大国学门导师陈垣和朱希祖领导史学系学生整理，拟出整理办法，分作三步，首先就其形式分类、统计；其次识别年代；再次 编号、摘要；最后研究考证。

第三，从事著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设有编辑室，其任务有三：一是影印本 所所藏的有关学术参考利用的器物、文献、图书；二是编纂学术研究的工具书；三是编录有关重要典籍之专门参考书。陈垣认为古籍中的类书，颇嫌俗陋，其所引证，又不出典。因此他在国学研究所指导工具书的编辑时，编辑了《艺文类聚引用书籍》等十几种工具书。

陈垣相当一部分论著由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出版问世，列入丛书的有《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等。

由《国学季刊》刊载的有《火袄教入中国考》、 《摩尼教入中国考》、《摩尼教残经一、二》、《元西域人华化考》前四卷、《记徐松遣戍事》。

载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者有《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

发表于《国学周刊》者有《一句成语在元曲中之发现并质疑(答郑宾于)》。《宁远堂丛录》中的《奴才》《武科》《胡中藻诗案》等。

二、著录敦煌，聚焦国学

敦煌，地处甘肃省西部，在魏晋时设有敦煌郡，唐代又属沙州。此地是当时中国通向西域的门户。因而在地上或地下，保留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遗物、遗书。加之西北地区气候干燥，水分稀少，使得这些遗物、遗书，常保存千余年而不腐。

这些遗物、遗书，有的被密封在石窟藏经洞内，长期以来没有被人们发现。直到1900年，道士王圆篆发现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洞内有四万多卷古写本文书，立即引起帝国主义的垂涎，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奥登堡、日本的大谷探险队等，相继从这里劫走了三万余卷。

这样，我国的敦煌文书就流散到世界各地，如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藏的《斯坦因文书》、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的《伯希和文书》、苏联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的《敦煌特藏》、日本京都龙谷大学藏的《大谷文书》等，都是来自敦煌的古文书。

外国人将大量敦煌文书劫走，引起国人的震惊。清宣统二年(1910)，当时的学部责成甘肃官员，将藏经洞所藏的剩余残卷全部运回北京，移藏部立京师图书馆，使经卷得以保存。

1922年春，陈垣以教育部次长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他认识到敦煌经卷的重要性，开始查阅、著录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经卷，编成《敦煌劫余录》一书，这是北京图书馆馆藏敦煌经卷的一部专题目录，于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陈垣在自序中说：“十一年春，予兼长馆事，时掌写经者为德清俞君泽箴，乃与俞君约，尽阅馆中所藏，日以百轴为度，凡三越月，而八千轴毕。”

《敦煌劫余录》凡14卷。著录写经8679号，兼采中国传统目录与近代西方目录索引的编制方法进行编排。

首著“总目”，著录书名，译撰者、卷数、轴数、页次等；再著“检目”，将原轴编号即排架号按千字文顺序排列，以便查索；再次为各轴介绍，“略仿赵明诚《金石录》前十卷体式，每轴著其原号、起 止、纸数、行数及内容。

原号者，由甘肃解部时所编之号。起止者，每轴首二行之首二字及末二行之末二字也”。

每轴经卷著录之后，又有“附记”，为各轴简要考证与说明。读者由此可知敦煌写经概貌，从而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1929年秋陈垣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傅斯年等及蔡元培院长在北海留影

陈寅恪为《敦煌劫余录》作《序》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

……会陈援庵先生垣，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请，就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八千余轴，分别部居，稽核同异，编为目录，号日《敦煌劫余录》，诚治 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

……国人获此凭借，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究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

可见陈寅恪对此书评价之高。

胡适说：“敦煌石室所藏写本， 凡数万卷，三十余年来分散各地……巴黎的目录最先出，但很简略，伦敦的目录开始很早，到最近才有完成的消息。北平的目录，胡鸣盛先生主编，近年才编 完，虽然没有印行。另有陈垣先生的《敦煌劫余录》流行于世，其考订之详， 检查之便利，已远在巴黎、伦敦诸目之上了。”

可见该书为学界所推崇。据刘乃和记述，当时有的朋友曾劝陈垣在序中不要直接提伯希和、斯坦因之名，因为他们会来中国，在学术界集会上彼此还常常见面，而且“劫余”二字太刺激，是否改一名称。

陈垣说：“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可见陈垣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对这些遗产被外国人掠夺之愤慨。

陈垣与胡适

三、 清点故宫文物，保护文化遗产

陈垣在1924年11月至1928年6月这3年多的时间里，在"清室善后委员会”（以下简称“善委会”）“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等机构任过重要职务。陈垣与清宫遗老和各种军阀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保护故宫、保护文化遗产、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及其早期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辛亥革命后，清帝溥仪在不废帝号、年领400万两经费等优待条件下，宣布退位，但仍居住在皇宫内。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令其部将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并修改了清室优待条件。还成立以李煜瀛（字石曾）为委员长的“清室善后委员会”，聘请蔡元培、陈垣、沈兼士、俞同奎等社会人士和 知名学者10人任委员，另有宝熙、罗振玉、耆龄等5人为清室代表，并特聘庄 蕴宽等3人为监察员。“善委会”的主要任务是清理清宫内的公产和私产。

当时正值军阀混战时期，政权经常变动，当政者无不想占领故宫；清室也不甘心退出他们盘踞几百年的紫禁城。因此，他们围绕“善委会”的成立展开了几年激烈的斗争。

12月20日召开第一次“善委会”，清室代表五人拒不出席，以示不承认 “善委会”。会上讨论并通过了《点查清宫物件规则草案》，决定23日开始点查。并决定于1925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成立故宫博物院。

“善委会”委员长李煜瀛经常外出，频频来信，委托陈垣代理会长职务，12月来信曰：“敬启者， 窃煜瀛承乏本会会长，照章应兼常务委员，惟本会会务甚繁，一人实难兼顾，敬请先生担任本会会长所应兼任之常务委员一席，以便办理一切。又煜瀛其他事务亦甚繁颐，如值出京之时，所有本会会长职务，亦请先生随时代理，以免有误要公，是为至感。”这样“善委会”的工作实际由陈垣主持。

在点查过程中，清室五人始终未到，并暗中进行频繁活动，与“善委会”对抗，以图恢复小朝廷。

12月31日，孙中山到京，卧病于北京饭店。清室遗老以为有机可乘，乃由内务府宝熙等4人出名，致书向孙中山“申诉”，要孙氏“主持公道”。孙中山以秘书处的名义复函，明确驳斥了“申诉”，并说“促清室移宫之举，按之情理、法律，皆无可议”。

孙中山的明确答复，使清室的计划未得逞。但是清室遗老与段祺瑞执政府有相当关系，他们多方活动，日夜奔走，继续与“善委会”对抗， 破坏点查工作。

直到1925年7月，“善委会”在点查养心殿时，于密匣中发现遗老与溥仪往来的密件，他们准备阴谋复辟。“善委会”将此事检举，诉诸法院， 清室遗老才暂时收敏。

1925年9月底“善委会”开会通过故宫博物院的组织大纲和董事会、理事会名单。董事有严修、蔡元培、庄蕴宽、张学良等21人，理事由李煜瀛、易培基、陈垣等9人组成。

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按原定日期开幕，举行开幕典礼， 李煜瀛以“善委会”委员长名义报告博物院筹备经过。段氏执政府对李煜瀛、易培基久已不满，1926年3月19日，借故通缉李、易二人，二人潜离京师，故宫顿失领导。董事会、理事会联席会议，推举庄蕴宽为维持员。

这时一直驻守故宫的国民军要撤退，故宫安全受到威胁。为了保卫紫禁城的安全，暂借调内务部 警卫队接防。公推陈垣为“善委会”代表，办理交接事宜。

4月4日，奉军轰炸北京，在故宫南三所掷炸弹一枚。事后陈垣写一题记，刻在现场拾到的一枚铜螺盖上：“丙寅寒食，有飞机掷炸弹于故宫南三所前，余与庄思缄、沈兼士、俞晃枢、李玄伯、马叔平、胡文玉、吴稼衣、吴景洲、李春圃诸君往观，拾铜螺盖、 铁碎片各一，翌日植柏于其处。新会陈垣记。”

内务部某些人早有占据故宫的野心，借此机会准备进驻宫中。陈垣在交接会上，除谈交接事务外，激昂慷慨，痛斥内务部派员进驻事，不平之气，溢于言表。

1926年段氏执政府垮台后，杜锡珪组织新内阁。清室遗老又积极活动，致书新国务院，要求将故宫收归清室。

7月10日，新国务会议秘密决定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拟改组博物院。21 日在中南海居仁堂开会，由杜锡珪主持，出席人有清室遗老、亲贵，内阁阁员和“保管会”委员，会上选举了赵尔巽、孙宝琦为正副委员长。

8月2日赵、孙二人来故宫执行其委员长职权。故宫原负责人紧急研究，共同决定由陈垣、吴瀛、俞同奎、江瀚4人出面交涉。

会上陈垣代表故宫方面发言，提出“接收故宫必需做到三点：一、不能还给溥仪；二、不能变卖；三、不能毁灭”。并郑重声明：“如要接管，必需组织点交、接收两个委员会，必需点完一处，移交一处，未点以前仍用旧封，由旧会负责，点完则交由新会封锁，由新会负责。”“点交工作，是接收中最重要的关键，我们要清手续以明责任。”"如你们不同意点交，则可由接收人登报声明，说明自愿负故宫的全部责任，此后凡故宫的建筑、文物、图书有损失，都与旧人无关。”

赵尔巽、 孙宝琦听了这理由充分、无法辩驳的发言，无言以对，只好说：“等我们商量商量再办吧！”

北洋军阀霸占故宫之心不死，8月8日上午，宪兵司令部王琦派人将在故宫工作的陈垣逮捕。经多方营教，于下午释放，送回西安门大街寓所软禁起来。

当时报纸报道：“宪兵司令王琦，则以委员会拒绝接收之故，遂令武装宪兵传拘陈垣问话，陈即据词答复，王无以难，乃送至回家，犹命便衣侦探两人，监其出入。”

那志良记述：“那些攀龙附凤的人，大失所望，把这次未能接收的原因，都归诸陈先生（陈垣）的坚持清点。8月8日的清晨，陈先生被宪兵司令部逮捕了。陈先生到了宪兵司令部，便问何事被捕？司令部的人也只能说是奉命办理，究竟为何事，也莫名其妙。到大家把他营救出来的时候，他不肯离去，一定要问明白，究竟何事被捕？事后宪兵司令王琦还对人说：陈某太可恶，放了他还不肯走，一定要问为什么捕他。”

当时顾颉刚从厦门来信，谴责当局对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的破坏，说：“览报，悉清室善后委员会竞遭破坏，至愤。未知先生三年辛苦不至徒劳否？军机处档案仍继续整理否？古物、图书两馆仍可照预定计划进行否？至念。时局未定而谗言已逞，使人怃然。”

1926年9月，军阀政权又有变动，杜锡理内阁解体。奉军入主京师，又想强占故宫。李煜瀛鉴于当时形势，提议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名流学者重新组织维持会，并特邀当时政、军、警有关人士参加，共同合力维护故宫安全。

10月中旬 成立“故宫博物院维持会”，会由37人组成，当时著名学者柯劭怒、梁启超、陈垣等被邀请，会上推定陈垣、沈兼士、袁同礼等15人为常务委员。至1927年1月8日召开第一次委员会，故宫的局面，才大致安定下来。

陈垣在故宫工作时，主持正义，担当风险，坚持斗争。当他被逮捕、被软禁时，一些人提出“打倒陈垣”的口号，到处张贴，以制造舆论，一时咒骂陈垣之声不绝。

他曾写过两首诗，记下当时的感想和不平。

诗曰：

"满城标榜倒陈垣，

五十年来此纪元。

受宠竟居贤者后，

鲰生也把姓名传。”

“不聋不痴不作师，

古语翻新意更奇。

一处欢迎一打倒，

同门桃李各分枝。”

这是他于1926年所写，其 时他47岁，“五十”言其整数。“贤者”句指李煜瀛等被通缉。“同门”句指反对者和故宫同人中某人，二人原是同学，而态度迥异，反对者要打倒陈垣，在故宫的那位则对陈垣极为欢迎。

因清点故宫文物工作繁重，故“善委会”约请了很多北京大学文、史两系 的教职工和学生参加，此外还聘请了不少学者协助工作。当时聘请的有马裕藻、 马衡、董作宾、徐炳昶、杨树达、蒋梦麟、徐森玉、黄文弼、容庚、单士元、魏建功、吴承仕等。工作分若干组，每组由“善委会”委员负责，组中人员各有分工。每组人员到齐，工作才能开始。查点完毕，各自签名，以示负责。

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设古物、图书两馆，图书馆又分图书、文献二部。陈垣任图书馆长，袁同礼、沈兼士任副馆长，分理图书、文献事务。陈垣任馆长数年，对故宫的图书、文献、档案的整理和研究多有建树。

（1）1925年1月，陈垣带领北京大学学生清点了文渊阁《四库全书》。

（2）1925年4月28日，陈垣在故宫摛藻堂发现尘封多年的《四库全书荟要》。

（3）陈垣在点查武英殿刻书处时，发现了自《四库全书》中撤出准备销毁的书，有李清《诸史同异录》、周亮工《读画录》等残本，都是极难看到的书。

（4）陈垣在故宫斋宫发现元刻《元典章》，并据此撰写了《沈刻元典章校补》。

（5）陈垣为故宫博物院购买清末湖广总督端方的档案600余册。这批档案多关系清末军国大政。原是北京大学教授伦明在琉璃厂所购买，后陈垣为故宫博物院买来。

（6）陈垣致函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许世英，要求将清军机处档案和杨守敬观海堂藏书一并移交故宫博物院。这些档案得以保存在大高玄殿中。

（7）陈垣在点查图书中，遇不经见之书，择其尤者亟赴印刷，以广流传。 又裒辑档案为《文献丛编》《史料旬刊》相继问世。

关于陈垣对1924年至1928年故宫博物院早期的历史贡献，单士元评价： “溥仪被迫出宫后，当日清室皇族、清朝遗老以及虽在民国身为巨宦，而心仍眷恋前朝之人，联合一起，日谋扼杀清室善后委员会和筹办博物院事。如何保护这具有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业的大事，陈师首当其冲。在指导点查文物工作，筹办博物院组织方案之外，还与上述恶劣势力相周旋，因之触怒旧军阀，竟将陈师逮 捕，形势危急，已临险境。当日有关心故宫事业名流，从中斡旋，加之以陈师社会声望，才释放，软禁寓所。故宫坎坷的局面，直到1928年北伐成功，南北统一始定。……上述博物院早期的经历，非亲见其事者，不能体会故宫博物院缔造之艰难，陈师实为贡献最大的人。”

四、轰动学术界的《二十史朔闰表》

1925年底，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版了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该书出版不久便被抢购一空，半年后即再版。全书尽是干支和数字的表格，为什么轰动了学术界？尤其是引起了研究文史的学者们极大的重视？

因为它是一部读史不能 离开的极好的工具书，内容确切严密，使用方便。这本书出版前，我国从来没有一部贯穿2000年，中历、西历、回历可以互换的精确年表。

陈垣早年致力于古宗教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常常遇到中西回历对比的问 题，深感没有一本中西回的日历，给研究造成极大的不便。

为什么要对照中、西、回三种历法呢?因为这三种历法各不相同。中西历纪年，一年相差10多天至50多天，西历岁首，一般都在中历岁末，如不按年月日计算，而以中历某年作为西历某年，则在岁首岁尾之间，会有一年的差误。

回历与中西历都不相同。回历每月的天数固定，单月大尽，各30天；双月小尽，各 29天。每隔两三年有一次闰年，逢闰年12月末加1天，成为30天。所以回历平年354天，闰年355天。

因回历不设闰月，故每年岁首不定，与季节无关。回历和中历对算，每经三十二三年就差1年，即回历每过三十二三年就比中历多1年，每100年多3年多，每1000年多30多年。

所以，如不了解这三种历法的差异，则必然会在历史记载的运用上出现很多错误。

为了今后考史的人工作方便，陈垣决心写一本2000年的历表，表中包括中、 西、回三历。

“稿凡五易，时阅四年”，终于编写出《中西回史日历》 一书，他说：“这是一人劳而百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的事情，再困难也要把它做出来。”

在《自序》中说：“兹事甚细，智者不为，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余之不惮烦， 亦期为考史之助云尔，岂敢言历哉！”

但因《中西回史日历》 一书，“卷帙较繁， 一时不能付印”，所以先将《二十史朔闰表》先付影印，于1925年底出版。

《中西回史日历》一书则是1927年出版发行。

这两本书是相辅相成的，陈垣在《中西回史日历》初版《序言》中说：这两部书“繁简不同，然实互相为用，《朔闰表》为此编之卷首，而此编则是长编也”。

《中西回史日历》“以西历为衡，中历回历为权”，就是用西历的表格（即日序表）作为基础，把推算出的中历、回历分别标记在西历月日旁。全书用红、黑两色套版。

因为西历每4年1闰年，所以日序表的版式是西历4年为1个单元，每单元印成2页，2000年都用这一种版式。每单元的末一年，即中历逢子、辰、申之 年，都是西历的闰年，这年2月为29天。

日序表分上下两层：上层是纪年，包括西历纪年、中历甲子纪年即干支纪年、历代帝王年号纪年、罗马纪年（至西历476年西罗马灭亡）、回历纪年（自西历622年开始）几项。下层纪月日，是按西历每月日的次序排列的日序表。

书后附日曜表、甲子表、年号表。日曜表可查2000年间某日是星期几，甲子表可查2000年间某天的干支纪日，年号表列出历代帝王年号，按年号第一字笔画多少排列。

《日历》起于西历元年即汉平帝元始元年。凡历史上西历元年后各朝中历、西历、回历年月日的对比，以及每天的干支、日曜，随手很快检出。正像《日历 · 自序》里所说：“此编不啻两千年之中西月份牌，而一千三百五十年之西域斋期单也。”

《二十史朔闰表》可以说是《中西回史日历》的姐妹篇。为什么不叫“二十四史朔闰表”而名“二十史”呢？

陈垣说，这本年表，最初只想写自汉至清二十部历史的年月朔闰，二十四史中除去其年代重复的五部，再加上《清史稿》, 共二十史，所以书名就用了《二十史朔闰表》。起于汉高祖元年。自汉平帝元始元年起，加入西历，以中历之朔闰可求西历的月日。自唐高祖武德五年起，加入回历，以回历之岁首可求中历的月日。西历476年以前并注明罗马历。此书原写至1940年，1962年中华书局再版时，重加修订，改正错误50处，并增加了60 年，至2000年。

这两部书是中国近代历表编制的创举，为2000年来中、西、回三种历法提供了可靠的换算工具，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由传统走向科学。

1925 年《二十史朔闰表》出版时，在学术界引起极大轰动。

胡适评论：“此书在史学上的用处，凡做过精密的考证的人皆能明了，无需我们一一指出。”“我们应该感谢陈先生这一番苦功夫，作出这样精密的工具来供治史者之用。”“这种勤苦 的工作，不但给刘羲叟、钱侗、汪曰桢诸人的‘长术’研究作了一个总结，并且给世界治史学的人作一种极有用的工具。”

刘乃和说：“这部书是我国历表的创举，六十多年来，学人称便。内容有其自己的特点，为目前其他历表所不能代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陈垣对年代学、历表的重大贡献。

五、“石破天惊”之作——《元西域人华化考》

《元西域人华化考》于1923年撰写完成，共8卷29目。

元代西域人主要是色目人，元代是大批色目人来华的时代。最初来华的多半是军人、部族首领、工匠、商人等，他们与汉人杂居，居住既久，他们的子孙有不少人“舍弓马而事诗书”,读儒家的书，遵从中国的礼教，喜爱中国的文字，能写诗、填词、作曲， 生活习惯与文化如同汉人，并产生了不少文学家和诗人。他们以儒家自居，这就 是所谓“华化”。

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元代文化的发展变化，也是元代民族融合的表现。著名元史专家杨志玖在《陈垣先生对元史研究的贡献》中说：“这样一个大题目，由陈先生首先发现、研究并写成专著，说明陈先生不仅对元史有深厚的功底，而且有史学家敏锐的眼光和深邃的洞察力。”

该书引用典籍200余种，爬梳剔抉，提要钩玄，汇集众说，成一家言，是陈垣精心撰著的一部著作，也是他早年最为满意的一部著作。

1964年2月4日，陈垣在致友人欧阳祖经的信中说：“兹送上40年前拙著一部（指《元西域人华化 考》—引者注）。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在当时形势之下，这种对中国文化发自内心的尊崇和重视、 自信和自豪，蕴含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

该文公开发表之后，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的轰动。

蔡元培称此书为“石破天惊”之作。

日本著名汉学家桑原骘藏在1924年写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说：“陈垣氏为现在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

“陈垣氏研究 之特色有二。其一，为研究中国与外国关系方面之对象。……其二，陈氏之研究方法为科学的也。”

“其本论博引旁搜元人之文集随笔等一切资料，征引考核，其所揭之各题目，殆无遗憾”。

“非独为研究元代历史，即研究中国文化史者，亦有参考此论著之必要。”

1935年，陈寅恪为此书重刊本作《序》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脱。董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

“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极具工力。”

“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先生是书之所发明，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 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之一事而已哉！”

白寿彝评论：“在援庵先生前期著作中，他比较重视《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它的规模宏大，材料丰富，条理明辨，是在国内外久享盛誉的著作；对于治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学者来说，是一部必须阅读的书。”

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认为，该书材料丰富，论证谨严，文字精练简洁，“论朴实，极类顾炎武；论简赅，直逼王国维；论明白通晓，可敌胡适之”。“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路向考察，《华化考》无疑是北大《国学季刊》出版以来第一部划时代的杰作。”“是新史学摸索前进中罕见的佳构。”

李思纯在《元史学》中曾专节介绍该书，誉为“精湛绝伦”。该书由美国学者钱星海和古德里译成英文并加注释，作为《华裔学志》专论第十五，于1966年在洛杉矶出版，《前言》中说他们译注的原因是“由于舆论界对这书所给予的高度评价 ” 。

《陈垣传》第一章—— 家世、家乡与童年

《陈垣传》第二章——热血青年

《陈垣传》第三章——经世致用， 著书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