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李庄时期的结婚照 | 韩笑

一张老照片

2025年1月，我来到位于台北南港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查找一些上世纪40年代史语所迁四川李庄时期留下的档案资料。史语所创立于1928年，在创所所长傅斯年及李济、董作宾、赵元任、李方桂等一大批开拓者的努力下，成为20世纪具有重要影响的人文学术机构。1940年秋，为躲避战火的威胁，史语所由昆明迁至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板栗坳，在山坳里度过六年时光，直至抗战胜利后方才东归。学人们在艰苦岁月里发愤著书的故事，近年来经由《发现李庄》《南渡北归》等著作的打捞与挖掘，已广为人知。2024年8月，李庄计划对板栗坳的史语所旧址加以修缮，恢复陈列，委托我担任策展人。由于史语所收藏有大量该所学人的档案，我此行赴台，正是希望立足于所内资料，为展览打下基础。

非常幸运的是，我在史语所内的安阳工作室，发现了考古学家石璋如先生在李庄时期拍摄的一组照片。史语所的考古组是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发源地，石璋如先生学历不高，却是在殷墟发掘中成长起来的杰出考古学家。他一生传奇，到百岁高龄时还每天坚持投入工作。他留下的这组照片有两百余张，既有调查宜宾当地手工业的记录，也将镜头瞄准李庄的日常生活，更少见的还有所内部分同仁的肖像。由于这组照片当时尚未公开，我没能获得授权翻拍，只好一边抄录文字信息，一边在脑子里努力记下图像的特征。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有萧文炳和夏家玉的结婚照（下图）。

照片中的两人穿着非常庄重，男士着西服，女士戴着耳环，着绣花的裙子，手上套着蕾丝手套。在板栗坳这个鸡犬相闻的山村中，这身打扮显得尤为特别。可以想象他们是如何在颠沛流离中，小心翼翼地将首饰和衣物藏于箱底，仿佛就为了这一天。照片的背景是中式民居，经过与营造学社刘致平先生所摄的板栗坳建筑比对，可以确定是在板栗坳“最奢侈的建筑”——牌坊头的前厅门前所摄。这里被史语所租下用作公共礼堂，许多重要的集体活动都在这里进行。在照片的构图里，两人站在画面正中，身后的门缝充当了中轴线，让人与身后的建筑更加和谐。另一张室内的合影，可以判定是在牌坊头的厅内所摄。画面中不仅有夫妇两人，还能辨认出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等人，大家都穿着西装，极为正式。不知是什么缘故，这张合影中的人像出现了重影，但也弥足珍贵。史语所在李庄六年，在此期间结婚、迎娶当地姑娘的研究人员有好几位，不过这样隆重的结婚照，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在傅斯年图书馆的一册人事档案里，我查到了两人的信息，分别是当时史语所的医生和护士，于1940年12月到职，萧的薪水是二百元，夏的薪水是一百六十元。史语所由昆明到李庄的迁徙，大致是在1940年底到1941年初完成的。可以说，萧医生几乎是同期抵达、上岗。他的工作职责一栏，填的是“预防及治疗疾病，灌输卫生常识”。

由于这组照片的重要意义，我向史语所方面呼吁，应该尽快推动照片的公开。史语所随后于2025年6月，在所内画廊举办了“石璋如先生镜头下的李庄生活”展览，使这部分照片整体和公众见面；随后，我在北京大学校史馆策划了“抗战中的学人与学术——史语所的李庄时代”专题展览，也展出了其中的部分照片。因为被那些肖像所打动，我在展厅中搭建了一堵墙，铺满他们的面孔，语言学家李方桂、董同龢、周法高、丁声树，历史学者岑仲勉、张政烺、王崇武，甲骨学者董作宾……瘦削，文弱，质朴，正是战时的物质艰困刻在人面庞的印迹，而明亮的眸子又透着一股昂扬与生动。那张萧文炳与夏家玉的结婚照，也在其中。

2025年9月，“抗战中的学人与学术——史语所的李庄时代”专题展览。北京大学校史馆。

萧医生夫妇的李庄岁月

北大的临展落幕了，而照片的故事并未结束。在后来的时间里，我曾反复地打量这些面孔，想象这些人的神情、说话的声音。2026年的春节假期里，我陪家人去李庄一游，感受川南的浓浓春意。回来不久，我萌生出一个念头：既然这批照片长期未曾公开，会不会萧医生的家属也没看过呢？战争期间，四处漂泊，物品的流散是极有可能的事。时间过去了八十多年，萧医生多半已不在人世。要怎么找到他的家人呢？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萧文炳早在1943年就离开了史语所，可是后来去了哪里？像史语所这样名家辈出的机构，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哪一个不是学科的拓荒者、大先生？他们不缺少研究者和讲述者。而这位医生，似乎只是一个过客。我对他的余生满怀好奇。

一念之下，原本不抱任何希望的追寻开始了。我试着在网上检索萧文炳医生的名字，很快就搜到了一则新闻，在一场有关上海华东医院院史的活动里，“大内科原主任萧文炳女儿萧希立”参与回顾了华东医院建院初期的故事。根据史语所时期的履历，萧文炳是上海医学院毕业。解放后他留在上海，是合乎情理的。茫茫人海，怎么找到萧希立女士确认呢？我熟识的上海朋友多在文史学界，经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李天纲教授牵线，介绍我认识他的同事高晞教授。高晞老师专攻医学史，正巧参与了这场有关华东医院院史的活动。我向高晞老师说明来意，第二天就收到了高晞老师的反馈，她通过华东医院党办的童主任找到了萧女士：“那张照片很珍贵，她很高兴，您可直接与她联系。”

这一天是2026年的2月24日，大年初八。

晚上，我和萧希立女士通了电话。躺在卷宗里泛黄的履历、一张寄放在台北八十年的照片，忽然“活”了起来，真是让人喜出望外。她告诉我，父亲已于2001年去世，母亲则于2014年去世。而她果然是头一回见到这张结婚照！据萧希立说，关于父母的婚姻纪念，家里一直保存着两张照片。一张摄于1940年两人订婚时；另一张则应该摄于1942年在李庄时，然而和我出示的石璋如摄/藏版本不同，萧家自藏的版本，是一张坐在石阶前的合影（下图）。萧文炳医生搂住妻子的肩膀，从花纹看，夏家玉还换了一身裙子。较之我提供的版本，这张照片里，两人的肢体语言更加放松。萧女士是最小的女儿，上有一兄一姐，大哥是母亲离开李庄后不久出生的，他有可能见过石璋如所摄的那张照片，不过他已去世，无从查证。而她和二姐则完全没有见过。她还提到，在父亲去世后，母亲夏家玉也已是高龄老人，夏老在最后的岁月，陆续在小纸片上写下对先生的回忆，直至九十九岁离世。这几年，她将母亲的手稿整理成文，并以母亲的口吻，编写成书，也渐渐了解了父母的李庄往事。

我就这样和素昧平生的萧女士成了网友。四月底，我收到了她寄来的《母亲的回忆》，封面上是走过六十年风雨的父母的合影，一张正是1940年的订婚照，另一张已是2001年，萧医生在当年就去世了。在书中，夏家玉以深沉的爱恋，顽强地讲述着丈夫的一生。萧文炳，江苏昆山人，1939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就读期间参加上医第二救护队赴南京、南昌参与救治伤员，后又跟随上医跋涉至昆明、重庆。夏家玉，江西九江人，1937年毕业于南昌医院护校，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学生发言，喊出：“现在国际大战一触即发，我们是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选择战！”毕业后，她投入战场参与伤员救护，其间参加了贵阳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一对风云儿女在战争中走到一起，并于1940年订婚。受上海医学院院长朱恒璧的委派，他们来到四川李庄板栗坳的中央研究院医务室工作。两人于1942年2月在板栗坳结婚。1943年，萧文炳调回上医，继续做住院医师。解放后，他受组织上委派，参与创办上海华东医院，并任内科主任直至退休。夏家玉则在医院担任护理部主任。他们没有再回四川。

据萧希立女士回忆，萧文炳生前对李庄这一段经历守口如瓶。他参与创建并长期服务的上海华东医院也有严格的保密纪律，养成他素来缄口不言的习惯。如果不是夏家玉出于爱，用尽生命的最后力量，“为文炳写回忆留一点文字的东西，让子孙后代可以看到一点文炳的形象”，这段记忆或许就此失去了支点，湮灭在时间里。她对板栗坳岁月的回忆，充满着甜蜜：“1942年，研究院分给了我们一栋两层楼房的二楼的一间房间做新房。2月1日，我和文炳结婚了。傅斯年和中央研究院的很多高级人员都来参加了婚礼。傅斯年是我们的证婚人，萧纶徽是介绍人。在抗战中的山坳里，我们的婚礼为大家带来了一丝欢乐，我们也很高兴。所有的一切纪念物品均在文革中被毁掉了。真可惜。”连同毁掉的，大概就包括那张结婚照吧？

尽管有傅斯年的一再挽留，萧医生夫妇仍然离开了李庄。据夏家玉的记述，先生所做的选择，都是为了追求他生命中一以贯之的志业，那就是要做个好医生。他需要大量的临床经验，这在药品短缺、出诊量有限的李庄，是难以实现的。“他跟着上医千辛万苦来到昆明，是珍惜上医的学习环境，他要做个好医生；他离开中央研究院医务室，万般不舍地离开身怀六甲的妻子重回重庆歌乐山上医，在艰苦的条件下做了三年住院医师，他知道只有通过大量临床实践才能成为好医生。”这让我想起史语所的人事档案里，每位职员需要填写一栏“个人未来事业之计划”，萧文炳医生填的是“本人业医，厥再求深远。为病界除痛苦，为人群谋康健”。隔着纸背，我们仍能听见一位医生的初心。

在后来的交流中，我将找到的一些有关萧医生在李庄期间的事迹，分享给萧希立女士。譬如，1941年末，李庄乡绅张访琴、李清泉等致函史语所：“贵所医师萧文炳先生，经验宏富、学术湛深，自在此间开始施诊以来，活人甚众。一般士民莫不同声颂德，曾蒙救治如鄙人等，更属铭感无暨。前闻萧先生因另有高就，拟于最近离开本镇，逖听之余，无任惶惑。”1942年4月，傅斯年致信上海医学院院长朱恒璧，提到萧医生“在此与敝所及其他各文化机关同人相处均甚好，同人得其益处不少，重病治愈者多有之，即小病则迎头一医，不致蔓延，亦为得效”。这些信件共同的主题，既是高度赞誉，也是设法挽留。萧医生虽然离开了李庄，但在史语所的先生们以及李庄百姓的心中，都是有口皆碑。

重走父母的路

入夏以后，萧女士告诉我，她暑假有到昆明避暑的计划，想着借此机会，沿着父母当年西迁的足迹，重访昆明、重庆等地。我因为工作缘故，正好要去李庄几日，就邀她顺道来看看，她欣然赴约，她的女儿邬睿颖也专程从上海赶来，追寻外公外婆的步履。她们得到了李庄管委会的热情接待。

7月20日，我们赶在伏天的高温来临之前，驱车前往板栗坳。从镇上出发入山，一会儿就到了，再也不用像她的父母那样，从江边缓缓而行几里路，再挥汗如雨地登五百多级石阶梯，那时候到山下的李庄镇出诊，这是必经之路。车抵牌坊头，李庄古镇的改造提升项目——原“中央研究院”片区保护修缮工程正在进行中。在管委会的安排下，我陪着萧女士找到她父母拍摄结婚照的地方，激起她许多回忆。“听我母亲说，傅斯年很爱开玩笑的。听说傅先生很严肃，大家都很怕他，但对我父亲却很亲切。”经过一番比对，我们判定萧家自藏的那张结婚照，应该拍摄于柴门口。当年，史语所租下这里作为研究人员的寓所。萧希立坐在柴门口父母合影的位置，拍了照（下图）。八十四年过去了，相框内外，分隔着今昔，大家都啧啧称奇。

这一天，我的另一位“网友”，同样素未谋面的宜宾记者郎麟也赶来相会。她采访过不少史语所学人的二代，此行则捎来了劳延炯的问候。劳延炯是史语所原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劳榦的儿子，在李庄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如今已年近九旬。他听说萧女士要来李庄，从美国发来邮件嘱咐郎麟，“请代问萧医生的女儿好”。小时候去萧医生的医务室玩耍，擦痱子水，是他珍藏至今的快乐记忆。竹林里的蝉鸣震耳欲聋，将我们带回现实。萧女士有点猝不及防，向我询问：“她说的劳榦是谁？劳延炯又是谁？”这些或许都不重要，只要还被人铭记，逝者就依然鲜活。乡间的天气是热得不能再热了，可是人心，何妨再温暖一些？

时间如大浪冲刷，将世事淘洗。一张照片、一件文书能够留存至今，不过是相当偶然的事件。实际上，绝大部分的物件——记忆存留的证据——都已灰飞烟灭。我们又怎能料到，一次偶然的追寻，能够牵出这背后的丝丝缕缕的暮年回忆呢？和萧女士在李庄分别后，她给我发来一段话。“那么多年来，我没想过我会到李庄来看看，会沿着父母当年的足迹走走，是在你的触动下，让我越发感知父辈当年的不易，我也深深体会到‘那些年的大师’们在艰难中的学术坚守和风骨。”我想，历史可以大到呼风唤雨、改天换地，也可以小到仅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甘苦与共，患难相随，相濡以沫……其中的情愫可以长存不灭。我和萧希立女士相识的这一段故事，也算是当年这段“流寓胜缘”不绝的余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