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文 | 谢林律师
第一个想到用“信托”方式来处理财产问题的人，一定是一个鬼才。
他可能是英国人，也可能不是，但在精神上一定很亲近英国人。正如艾伦·麦克法兰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中所展现的那样：在土地上，英国人经过无数的斗争，想过无数巧妙的策略，在国王、封建领主、教会以及家庭之间寻求利益的平衡。
信托合法性及其核心救济机制，历史上也主要由衡平法院（Court of Chancery）来确立与维护。
这位鬼才，在土地所有权和收益权相分离的基础上，利用法律漏洞，面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复杂利益格局，成功地将财富奉献给了上帝。
我很佩服做出这个贡献的那个人或那群人，甚至感觉：
这是法律历史上最具创造性的发明之一。
结构因素固然重要，但没点独特的精神，也大概率不能做到。
法律史上，有学者将“国家”类比为“信托”，称国家也是一种类信托模式，可见其价值。
我国的信托法律制度发展比较晚近，2001年才出台第一部《信托法》。直到今天，还有诸多限制。如股权信托，2025年才出现第一例实践。据此，很多法律专业人士认为，我国信托法律制度应加快发展，积极回应社会的需求。
对此，我持不同的看法，我赞成对信托制度的推进采取审慎的态度。
信托制度发展到今日，创新阙如，主要是在“堆复杂度”，各种架构设计也不过如此，仿佛眼花缭乱的俄罗斯套娃。
我们需要追问：一种制度游戏是否必然有持续进步的必要，何以还需要拥有“财富风险隔离”的制度性权利？
很明显，财富风险隔离，只是表象。可以把信托视作资本主义“财富时间机器”的法律引擎：
把所有权拆成法律所有权与受益权，让财富在名义上“转手”却实际“不走”，从而绕开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出现的“死亡税”“破产债”“离婚分割”“公司风险”四大消耗机制。
法律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随着社会变迁，对此需要再权衡。
那时，它不过是为了处理特定利益矛盾的权宜之计，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法律工具。社会变迁到如今，就未必再是一个值得全方面为其持续提供法律权威的好想法。
一种方案是：将其限制在特定领域，如公益慈善、企业破产、残障监护、养老金等，作为一种有效的公益或救济工具，它的价值可能更为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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