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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和其他大城市最大的不同,可能还是地理。开车两三个小时,就到了高海拔藏区,看得到雪山、牦牛,寺院、喇嘛。
所以,成都人受到压迫、委屈,去川西高原上走一下,就好了一半,回来吃火锅,剩下的一半也消退了,不影响接下来好好打工。
每个成都人可能都有藏族朋友,认识加错、卓玛,甚至间接听过几个仁波齐的传奇。成都人有时候有点玩世不恭,可能是因为他们有更丰富的心灵。
历史学家李硕胆管癌手术初愈,我和凤凰网一位朋友去看他。他兴致勃勃带我们在高升桥、罗马假日广场那里到处游走,一个晚上我们考察了四个坝坝舞现场——他们都是藏族,跳的是锅庄。
李硕能分得清这些舞蹈的不同。他说,这些人其实是来自不同的藏区社群。尽管他们来到成都,还是保持了原来的社交圈子和风格。
那时候很感慨,对我们周围的藏区朋友,自己了解得实在太少了。疫情以来,我已经去了西藏四次,走了川藏、滇藏、青藏公路,也去转了冈仁波齐神山。但是我仍然只是一个“游客”。
如果能有人类学家的视野,也许我就会看到更多。反过来,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有很多人类学家喜欢来成都,这里有着丰富的“田野”。
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杨博2017年开始就长期在康藏地区开展田野也就,在2022到2024年,他用18隔越时间在青海玉树和四川甘孜完成博士民族志田野工作,今年,他的研究获得了应该皇家人类学研究所颁布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协会/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研究奖”。
杨博的研究领域涵盖佛教生态学、民族植物学、多物种民族志、游牧研究以及可持续性、发展与气候变化的人类学——既包括了自然(植物、动物),也包括人类社会。
明天(12月18)晚上,杨博会做客有杏书店,分享他的研究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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