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向当下的民俗学丨孟琳峰：在口头艺术的再媒介化研究中彰显表演理论的效力

主持人语

本期专栏的话题继续聚焦“表演理论研究的新进展”。所推荐的两篇文章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25年第3期的“表演理论研究”专栏。其中孟琳峰的文章对表演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理查德•鲍曼最近出版的新书《最有价值的媒介:早期商业录音中口头表演的再媒介化》进行了评述，认为该书在探讨口头艺术再媒介化的过程中，彰显了表演理论的效力，对于中国民俗学界的“声音”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李欣然的论文则梳理了鲍曼于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开展儿童民俗项目的过程，展示了国内民俗学界尚较少关注到的鲍曼对儿童民俗学做出的贡献。两篇文章从不同视角展示了国内学界所知甚少的表演研究新面向，也再次显示了表演理论的广阔潜力。

——专栏主持人：杨利慧

主持人介绍

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北师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北京市政协常委。主要研究领域为民间文学、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等。出版《女娲的神话与信仰——持续30年的整体研究》《神话与神话学》《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神话主义：遗产旅游与电子媒介中的神话挪用和重构》（合著）等学术专著多部，发表中、英、日文学术论文和译文百余篇。荣获教育部青年教师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北京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等奖励。

作者简介

孟琳峰，广东深圳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民间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在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学、神话学。就读博士期间曾获国家奖学金。有学术文章发表于《中国文学年鉴2023》《2024北京文艺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报》《民间文化论坛》《长江大学学报》等著作、刊物，论文曾收录于吴晓东主编《日月神话文论集》（学苑出版社，2021年）。

在口头艺术的再媒介化研究中

彰显表演理论的效力

孟琳峰

摘要

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 鲍曼的新书《最有价值的媒介：早期商业唱片中口头表演的再媒介化》以美国早期商业录音为例探讨了口头艺术的再媒介化过程，并在研究中充分彰显了表演理论的效力。运用表演理论，鲍曼在书中细察了新兴媒介对 口头文类转变的影响，揭示了表演者适应新兴媒介的过程，并在追寻历史语境中的“声音”的过程中，剖析了其背后的文化政治。全书以表演理论为视角，考察历史中人们的交流实践，动态、细致呈现了 口头表演与新兴媒介的关系，揭示了 口头表演在历史流动中的变与不变，其研究背后是作者长期以来对社会话语建构的思考。

关键词

理查德• 鲍曼；再媒介化；

表演理论；口头表演

Richard Bauman, Patrick Feaster, A Most Valuable Medium:

The Remediation of Oral Performance

on Early Commercial Recording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23

引言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著名民俗学家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教授与帕特里克•费斯特（Patrick Feaster）研究员共同编著的新书《最有价值的媒介：早期商业唱片中口头表演的再媒介化》（A Most Valuable Medium：The Remediation of Oral Performance on Early Commercial Recordings，以下简称为《最有价值的媒介》）于2023年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美国早期的留声机商业录音为研究对象，以“再媒介化”（remediation）理论贯穿全文，并延续了鲍曼对口头艺术（verbal art）的关注，在全面展现口头表演（oral performance）与现代新兴媒介互动过程的同时，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社会文化图景。

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

总的来说，该书资料翔实，文风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并开创性地使用了历史录音资料，全书不仅涉及留声机的制造、录音唱片制作、录音母带的保存、声学分析等媒介技术知识，还将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文化批评、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等视角方法与具体的媒介特性结合起来进行了出色的研究。最重要的是，鲍曼以再媒介化剖析了口头表演在跨媒介过程中的转变，为应用表演理论展开历史研究提供了出色范例，充分彰显了表演理论的价值与效力。可以说，该书既是口头表演研究与表演理论的新突破，也是美国早期历史研究的新视角，可为民俗学、历史学、文学、媒介学、声学等学科提供参照借鉴。

一、理论视角：表演理论

与再媒介化

鲍曼的表演理论围绕一个核心理念，即表演在本质上是一种交流的模式（a mode of communication），在这种模式中，表演者要对观众承担展示（display）自己交流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责任，而他使交流行为得以完成的相关技巧和效果会受到观众的品评（evaluation），观众则会通过对表达行为本身内在品质（intrinsic qualities）的现场欣赏而得到经验的升华（enhancement of experience）。由此可见，表演理论重点考察特定情境中的人类交流，但关注“表演”背后是为了解答人类社会何以达成的问题，就像鲍曼所说：“它（即表演理论）力图为探讨更大范围内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为研究语言、社会和文化的学者所关注，尤其是社会如何通过话语来建构的以及话语系统是如何社会性地被建构的——提供一个富于优势的观察点。”可以说，鲍曼运用表演理论研究口头艺术，关注特定情境中的交流实践，是为了进入一个“更大的言说方式体系（systems of ways of speaking）”，而“再媒介化”就是他找到的新路径。

“再媒介化”（又译作“补救”）作为引领全书的核心理论，其系统性建构最早由美国学者杰•大卫•博尔特（Jay David Bolter）与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完成，在《再媒介化：理解新媒介》（Remediation:Understanding New Media）一书中，他们认为一种媒介本身被并入或被另一种媒介所再现，而这一种媒介在另一种媒介中再现的过程，就是“再媒介化”。鲍曼虽围绕该理论视角展开研究，但他认为自己的方法更接近“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即关注跨媒介的文化形式互动，因而他将再媒介化的过程视为更实际的问题，比如表演者如何使一种成熟的表演形式适应一种新的表演生产、接受和参与模式的新媒介？而前一过程的哪些方面得以延续，哪些方面又发生了变化？概言之，鲍曼关心的是再媒介化过程中，表演者的表演会发生哪些变与不变。

[ 美 ] 理查德 • 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

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许多学者也从鲍曼的研究中看到了表演理论与再媒介化之间的理论张力。美国民俗学家查尔斯•布里格斯（Charles L．Briggs）在对民俗学与媒介技术关系的总结中指出，鲍曼对商业录音的研究持有强烈媒介化（strong mediatization）的观点，即媒介技术实际上帮助我们产生了对口头、现场表演的特定感觉，而其背后体现的是民俗学与现代媒介二元对立的逐渐消解。大卫•塞缪尔（David W Samuels）等音乐人类学家则认为，鲍曼关于故事讲述（storytelling）再媒介化的研究调动了人们对语境和声音的关注，并看到了听觉背后理论与政治的交叠。美国人类学家伊拉娜•格申（Ilana Gershon）看到了鲍曼对再媒介化理论探索的努力，比如表演者如何在现场表演与新媒介表演中建立连续性，再媒介化如何协调人们关于媒介的时间体验、如何围绕媒介建构时空关系，并产生人们对新、旧和怀旧的共同理解，她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理解人们在新语境中的社会实践。

总之，《最有价值的媒介》一书的两个理论视角交相辉映、相辅相成。再媒介化能够让我们意识到不同媒介间的连续与断裂对表演变化的影响，而表演理论则能够全方面地阐释这种变化的过程与背后的深层原因。当鲍曼在书中聚焦于口头文类（oral genres）与口头诗学（oral poetics），并研究口头表演如何发生，以及表演者在表演过程中如何适应商业录音时，也突出地展现了表演理论的阐释效力。

二、细察新兴媒介对

口头文类转变的影响

在表演理论的视角中，文类（genre）“被更好地理解成一种话语生产和接受的框架，它由社会所提供并为文化所模塑；它是一种模式（或者参考性框架，或者一整套预期），能够为将一段言语模塑为形式上得体的、可被理解的话语提供指导。”这意味着文类并不是自足的存在，它的种种特点、风格、修辞等，都是表演者在与特定社会文化生活的互动中形成的。鲍曼在《最有价值的媒介》中细致考察了口头文类的转变，他没有简单地将口头文类的变化视作线性的进步或退化，而是围绕录音这种当时的新兴媒介的影响，深入剖析了口头文类转变背后的文化政治。那么，在录音媒介的影响下，口头文类发生了哪些具体转变？

首先，从口头到录音的再媒介化改变了口头文类的表演方式。口头文类作为一种现场的即兴表演，在表演发生的那一刻就转瞬即逝，但留声机却可以将它们以材料的形式保存记录，并重复再现。比如在1908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竞选演讲录音得到发布。政治竞选演讲（campaign speech）作为一种口头文类，要求演讲者掌握独特的口头诗学，即具备出色的演说感染力、拥有临危不乱的应变能力，以及针对现场观众的话语煽动性，但当演讲者离开现场进入演播室录制声音后，这种口头文类的诗学特征也会遭到消解：录音缺乏对听众的称呼、没有时间地点的指示性锚定（deictic anchorings）、没有对演讲生成或接受的情境性语境的索引等语境化线索，只有演讲者针对主要政治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体量巨大的演讲也被浓缩、剪裁为不同的片段。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政治竞选演讲的再媒介化视为一种诗学技艺的倒退，它作为文类的存在本身就服务于政治宣传的需求。因此鲍曼发现，竞选演讲录音被重新置入了现场表演的传统语境，比如纽约州州长竞选人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就将自己的演讲录音与以政治演讲为特色的大型活动哈德逊县博览会（Hudson County Fair）中的视觉记录结合起来，以邀请潜在的消费者将自己想象为公共活动的参与者。录音媒介消解了政治竞选演讲的口头表演技艺、改换了表演发生的时空，但也降低了表演的难度，并充分发挥了政治演讲文类的宣传作用。可以说，口头文类的再媒介化虽改变了其表演方式，但文类依旧与表演者的社会生活紧密关联。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

其次，录音媒介以模仿（simulation）的方式尝试还原口头文类的表演即时性（immediacy）。胡泳在谈及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观点时说道：“媒介并不反映现实，而是把我们带离现实：它们将某种真实的东西（如一个人或一个事件）拿过来，改变其形式，以产生我们最终得到的文本。”换句话说，媒介始终在帮助人们想象目之所及之外的世界，包括对其他时空表演事件的想象、对表演所述内容的想象，但这并未改变人的身体总是存在于现场的事实，因此模拟现场感也成为录音媒介的追求。传统故事讲述（storytelling）依靠故事家的语言、肢体等方式帮助现场观众想象故事讲述的内容，而录音如何只依靠声音引导听众对故事讲述内容的想象？鲍曼以莱恩•斯宾塞（Len Spencer）的《吉姆叔叔的赛马场故事》（Uncle Jim’s Racetrack Story）回应了该问题。为了模仿赛马场的环境，故事录音中添加了大量的环境音效，包括马蹄声、骑手驾驭赛马的吆喝声，以及现场的欢呼声，通过调节音量大小的方式，甚至能营造现场的空间感。在鲍曼看来，这种基于录音媒介的口头表演是声音设计的产物，它可以创造或唤起人物特征、社会关系、空间和位置的分布，以及动态的情感和氛围等要素，因此尽管听众不在现场，却依旧可以进入故事的讲述场域，并体验到更强烈的即时性与现场感。由此看来，录音媒介对口头文类的表演即时性的追求，可以通过技术的模仿、拟真来实现，而这种技术又将听众引向了另一种对口头文类的体验，即对声音前所未有的强调。

[ 加拿大 ] 马歇尔 •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55 周年增订本）》，

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年。

最后，录音的机械复制颠覆了口头文类的表演目的、传播方式，以及发生的语境。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谈道：“复制技术使复制品脱离了传统的领域。通过制造出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它以一种摹本的众多性取代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而这也导致了艺术作品“灵韵”（Aura）的凋萎。与之不同，录音媒介对口头文类的机械复制却导致了固定文本的出现，这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口头文类的表演目的、传播方式，以及发生的语境。鲍曼关注的黑人布道滑稽剧（blackface burlesque sermons）在欧美传统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具有狂欢、反权威属性，且不与种族问题相关，但当它被录制为声音商品后，其娱乐价值和种族意义大幅增强。布道录音在市面的发行，一方面朝向纯粹的娱乐，布道滑稽剧传统文类的反权威力量沦为了彻底的戏仿（parody）；另一方面，由于布道滑稽剧录音完整保存了黑人传教士的口头艺术，它反而为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等美国非裔知识分子找到了构建“非裔美国文学”（Aframerican literature）的潜在资源。因此，布道滑稽剧在从口头到录音的再媒介化中完成了它的转变，成为娱乐大众的商业产品及塑造黑人的传统话语。与此同时，明星演讲者的政治演讲被广泛地复制与传播于全国各个交叉路口与拐角处的商店里，声音的复制品成为政治演讲人本身的替代品；故事讲述录音的市场流通制造出了媒介化的怀旧（mediatized nostalgia），成为资产阶级怀旧的完美装置。不同的口头文类经录音媒介的机械复制后，已超越了它们在现场的实践方式，它们或许还保留着部分传统表演的核心要素，但人们对它们的接受与理解已发生变化。

[美]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

张旭东、王斑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总而言之，鲍曼对新兴媒介影响下口头文类转变的分析，精准切中了影响其转变的关键——媒介能动性与文类的内在规约力，二者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不同媒介中的口头文类变化。在美国留声机流行的这段历史时期，口头文类也在持续与特定的媒介、社会文化语境发生互动，尽管这段历史已离我们远去，但鲍曼依旧利用表演理论为我们条分缕析地展现了文类的变化过程。就像鲍曼在书中所说：“交流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再媒介化的历史。”再媒介化是一个长久的、持续的过程，全新的媒介、不同的社会语境都会影响口头文类的转变，而表演视角的文类观则恰好能够摆脱静态文类观的桎梏，让我们看到文类如何在与媒介和社会话语的协商中发生改变，若能将其应用于对当下的再媒介化与口头表演之间关系的讨论中，对我们的研究将大有裨益。

三、揭示表演者适应新兴媒介的过程

以表演为中心（performance－centered）的方法，力图超越将口头传统作为去情境化的（disembodied）文本性事象的观点，因此对具体的人、对表演者的关注也是其重点。鲍曼认为由于表演的本质与表演中的社会结构的创造相关涉，所以表演存在着特殊的潜能——它能使表演者获得一定的威信、对观众的控制力，甚至是转变社会结构的潜能。而他重点研究的表演者卡尔•斯图尔特（Cal Stewart）和查尔斯•罗斯•塔格特（Charles Ross Taggart）就充分体现了表演者的自觉——他们掌握深厚的传统表演技艺的同时，也能够在商业录音中如鱼得水、适应新媒介的改造，并在表演中以自身的自反性（reflexivity）参与新媒介对生活的改造。然而，活跃于20世纪的斯图尔特与塔格特早已成了“历史的幽灵”，如何才能揭示他们作为表演者在再媒介化中适应新兴媒介的过程呢？鲍曼结合历史文献与录音资料，运用表演理论对他们进行了全方位考察。

卡尔•斯图尔特（Cal Stewart）

查尔斯•罗斯•塔格特（Charles Ross Taggart）

首先，表演者在新兴媒介中的表演为自己谋得了更多的生存资本。录音技术分割了表演者与观众在现场的时空联系，但也帮助表演者超脱“在场”的束缚，使其表演面向更大的社会群体。斯图尔特塑造的约瑟叔叔（Uncle　Josh）就借着录音唱片的商业营销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形象。到20世纪中叶，美国《唱片》（Phonogram）杂志的编辑甚至认为“每个人都知道卡尔或者应该知道他”，可以说短短几年间，约瑟叔叔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斯图尔特以“留声机的先驱”之称一举成名。商业录音的发展不仅为斯图尔特的表演和职业生涯的成功提供了决定性的基础，他也被公认为使媒介蓬勃发展的推动者。与此同时，他也并未放弃现场表演，借助自己作为录音艺术家的名声，他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巡演，这些演出为通过录音唱片认识他的听众提供了一个到场观看的机会，但显然现场表演也服务于录音表演。若缺少商业录音的传播，斯图尔特很可能只是地方社区的一位知名故事家，但借助录音媒介，他反而创造出留声机唱片中的符号式人物：约瑟叔叔。可以说，斯图尔特不仅帮助听众完成了经验的升华，还利用媒介扩大参与品评的听众群体，为自己博得了大量的关注与生存资本，并借此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状态，也反过来推动了录音媒介的发展。

其次，表演者的表演体现了他们对新兴媒介的自反性思考，他们同时也参与新媒介对生活世界的改造。鲍曼认为斯图尔特对约瑟叔叔塑造的努力，与民俗学家的学术研究基本无异，只是动机、目标和表征的认识论可能有所不同。塔格特的录音表演更是充分呈现了他对新媒介的思考，鲍曼将其故事讲述中对交流世界的描述称为“乡村可交流性”（country　communicability），即塔格特在叙述派恩维尔（Pineville）和其他空间的生活时所描绘的戏剧形象、交流形式和实践、情景语境、社会角色、参与结构和情感系统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以本土文化和观念为基调的乡村可交流性的综合图景。具体来说，塔格特以老乡村小提琴手的身份讲述了派恩维尔人的生活百态，比如人们如何看待天文学、如何与外来书商相处、如何理解教育、如何在城里生活、如何使用留声机……这些啼笑皆非的故事背后，是塔格特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与反思。更重要的是，表演者的表演也参与到新媒介对生活世界的改造中，比如表演中呈现的乡村刻板印象、对逝去过往的怀旧情怀、对美国残留文化的想象等，都可能沉潜浸入大众的心态、观念中。

最后，表演者充分运用口头诗学打造声音形象，并以发布摄影照片和公开录制现场的方式丰富表演的维度。录音技术将表演者与观众从时空上分离，也将表演的时间压缩为两分半钟到四分钟内，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仅用声音完成表演？表演者通过使用方言、改变音质、拟声等技巧，区分表演事件中的多个人物。塔格特的录音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英格兰方言，这种话语语域（discourse register）将塔格特塑造的老乡村小提琴手（Old Country Fiddler）指向特定的人群、交流实践和情景语境，为其赋予地域性的同时，也将他与其他角色区分开来。又比如，通过使用特殊词汇、语气词、指示代词等方法，掌控表演的节奏与进度。斯图尔特的约瑟叔叔就常使用语气词“well”来标定一段言说的开头，或者使用标志性的笑声表明叙述者对叙述事件的娱乐态度，同时也起到代替听众反应的作用。表演者充分发挥口头诗学的造诣，以弥补感官的限制为听众带来的单调体验，但视听的割裂终究难以满足听众的娱乐需求，各类补救措施也由此诞生。比如塔格特就将自己扮演老乡村小提琴手收听录音的摄影照片刊登出来，以营造一个听众与他在现场共同收听录音的想象空间。斯图尔特则是以约瑟叔叔的形象为听众现场表演并录制声音，这样现场听众免费带回家的录音就是“最初的”定制版本。再媒介化中，表演者运用口头诗学的能力并未减损，他们反而能够利用录音这种新兴媒介的特性重塑口头文类的表演方式。

老乡村小提琴手（Old Country Fiddler）

这些表演者的表演在录音唱片中成为过去残存的声音，但表演理论的视角却能够为这些静态的声音资料赋予动态的生命。鲍曼并没有将录音表演视为去语境化的史料，而是结合表演者的生平事迹，将声音还原到当时的表演事件中，由此我们看到了再媒介化中口头表演的变化，看到了历史语境中的交流资源、个人能力以及参与者的目的之间的相互作用，也看到了美国当时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因此，表演理论对表演者的关注，或者说对人本身的关注，能够更深刻地诠释整体的社会话语系统，鲍曼在《最有价值的媒介》一书中对表演理论的运用，甚至能够超越时间的限制，钩沉出历史中表演者生动的表演事件与生活场景，这也正是表演理论的效力所在。

四、追寻历史语境中的“声音”

无论是对新兴媒介影响下口头文类转变的细察，还是对表演者适应新兴媒介的过程的揭示，本质上都是在历史语境中展开的研究，鲍曼对表演理论的使用也早已超出了对特定情境中人类交流的考察，但在《最有价值的媒介》中他却开创性地将历史录音资料纳入研究，既追寻历史语境中表演事件的声音，也追寻声音背后的文化政治问题，为“目治”的历史书写引入“耳治”的维度，这让我们看到更完整的社会变化过程，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人类的交流实践如何关联社会话语建构。可以说，运用表演理论研究历史声音资料是该书的一大突破，它为表演理论的应用开拓了更宽广的天地。

鲍曼对历史与语言的探讨源自他长期以来对社会话语建构的思考。在鲍曼的学术生涯早期，他就以17世纪贵格会（Quaker）的语言修辞问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并先后研究过贵格会的真理观、修辞理论以及“言说与沉默”的修辞策略。在《务必少言：17世纪贵格会教徒的言说与沉默的象征》（Let Your Words Be Few:Symbolism of Speaking and Silence among Seventeenth－Century Quakers）一书中，鲍曼认为，“民族志视角的本质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社会文化的模式和过程可以通过对经验数据的系统考察、分析来发现。事实上，就像对17世纪贵格会的研究一样，将言说民族志（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的范围扩大到对历史案例和复杂社会的考察，其显著优势在于可以调查实地民族志（field ethnography）无法涵盖的长时段内的大规模发展和变化过程。”因此，对历史的研究有助于弥补实地调查的不足。此后，鲍曼一直延续着自己对历史与语言问题的浓厚兴趣。比如在《13世纪冰岛的表演与荣誉》（Performance and Honor in 13th－Century Iceland）一书中，鲍曼就试图通过对冰岛早期文学资料的分析来说明，民俗学对于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的分析，是怎样向外拓展、用来阐释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其他方面的。在《现代性之声：语言意识形态与不平等政治》（Voices of Modernity:Language Ideologies and the Politics of Inequality）一书中，鲍曼考察了16至19世纪西方语言意识形态历史如何塑造现代性的问题。总而言之，鲍曼从未暂停过对历史与语言问题的探讨追寻，而《最有价值的媒介》一书在延续其学术脉络的同时，也开创出了全新的道路。

Richard Bauman, Let Your Words Be Few:

Svmbolism of'Speaking and Silence

among Sevenleenth-Century Ouake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首先，不同于此前用表演理论分析历史文献资料，鲍曼重点考察了历史录音中的声音。费斯特在全书末尾的录音唱片分类说明中就提到，录音与手稿、电影一样也存在多个版本，比如通过对比乔治•格雷汉姆（George Graham）扮演推销员的录音《街头推销员》（Street Fakir）的不同版本，可以发现格雷汉姆的表演并非读稿子，而是他对记忆片段的口头复现。因此，费斯特认为我们有必要区分早期商业录音的不同版本、要注意录音版本而非录音编号、要关注区分录音版本的物理标记、要留意录音的制作材料、要辨别录音的录制日期与发行日期，这些都会影响到研究者对录音的判断，若我们在对比某表演录音的不同版本时发现了细微的差异，或许便可以从中解读出表演者对口头诗学的运用。可以说，书中鲍曼对表演理论的运用就立足于对这些声音耐心的收听、辨别与思考中，而对《吉姆叔叔的赛马场故事》中声音设计的分析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当鲍曼把这些表演者的声音片段与他们所处的历史语境结合起来，表演理论对历史中的人类交流实践的考察也就有了可能。

Patent medicine salesman.

Photo by Marion Scott Wolcottfor the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1939,

Library of Congress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其次，鲍曼在研究再媒介化中口头表演的同时，也站在整体的历史图景回应了诸多历史问题。比如原本用作扩大政治竞选演讲范围的演讲录音成了可消费的文化商品，选民可以购买录音唱片在家中收听最精彩的演说。这意味着在竞选演讲录音商品化与机械复制的影响下，公众（publics）的政治生活变得离散、破碎，消费主义的观念在人们的心中萌生；与竞选演讲不同，黑人布道滑稽剧则带有种族政治的意涵，剧中充满了对黑人生活的无知以及刻板印象，但白人表演者必须熟练掌握黑人传教士布道的口头表演艺术。因此，当这些布道滑稽剧被录制为商业录音后，一方面能够帮助非裔美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塑造全新的黑人形象、超越旧有负面刻板印象，但另一方面，它们依旧是保存种族主义传统的工具；斯图尔特塑造的约瑟叔叔讲故事的方式及讲述场所则象征了美国的乡村生活，他用标准化、扁平化的表达及朴实、清晰、命题化的话语，塑造了大众对美国残留文化的想象。消费主义、种族政治、怀旧思潮等都是后现代社会与现代民族国家无法回避的话题，鲍曼将它们与表演理论的细致分析勾连在一起，正契合了以表演为中心的方法的追求，即从语境和民族志的角度研究口头传统，以期发现那些为这些传统赋予作为既有经验之一部分的形态和意义的个人、社会与文化因素。事实上，表演的诗学正是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整合的理论框架，将语言、艺术和社会的统一观念视为整体进行研究，进而探索有关生活本身的艺术，基于这一立场重新理解表演理论，我们会发现对历史的关照本身就是表演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综上所述，鲍曼在《最有价值的媒介》中开创性地使用了历史录音资料，既为表演理论的历史研究补充了声音的维度，又以声音为基点看到了更宏大的历史图景。另外，目前许多民俗学者在以表演理论分析人类的口头交流实践时，并未充分挖掘声音的多样性与可能性。相较于对现场表演的全观式考察，或许对录音资料的研究反而能更加凸显声音的诗学，而鲍曼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表演理论在声音、历史研究中的效力。

总结与讨论

理查德•鲍曼新书《最有价值的媒介》展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美国社会中的交流实践，以再媒介化突出了媒介在口头表演中的重要性，以表演理论分析了口头表演的发生及其背后的社会话语系统，并以此细察了新兴媒介对口头文类转变的影响，揭示了表演者适应新兴媒介的过程，同时在对过往声音的追寻中剖析了其背后的文化政治。可以说，全书基于这两个理论视角，细致呈现了历史语境中口头表演与新兴媒介的关系，揭示了口头表演在历史流动中的变与不变，并以此透视了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社会建构过程。这既是表演理论进行历史研究的追求，也是其效力所在，即结合共时、历时的视角书写社会与话语系统的互相建构。

美中不足的是，由于该书每章节内容源自鲍曼不同时期的思考与写作，因此即便以“再媒介化”理论将各篇章串联起来，但章节间的对话性与延续性略显不足。比如第一章“‘来这里然后听他们讲！’：竞选演说与政治公众”修改自鲍曼2005年发表的旧作，而第二章“‘遵循词源学的福音’：听觉黑脸与新非裔美国人诗学”则修改自鲍曼2018年发表的文章。各章节成文时间的不同使得文章讨论的问题不够集中。

鲍曼在口头艺术的再媒介化研究中使用表演理论，对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建设大有助益。中国民俗学者们已充分认识到“声音”的作用，比如朝戈金看到“口头文本是活的，其核心形态是声音”；李牧注意到了人声以外的声音，他认为“声音是与特定社会文化语境和民众群体紧密相连的地方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包媛媛则直接通过录音带研究温州鼓词的“电子媒介化”。中国民俗学界对声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许多研究的技术方法却还未明晰：如何捕捉转瞬即逝的声音？如何搜集、整理录音材料？如何甄别录音的版本差异？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对声音的分析发现更宏大的社会历史语境？针对这些问题，本书对表演理论的使用给出了很好的示范。

今天，再媒介化频繁发生在数字媒介中，数字表演无处不在，而鲍曼提及的美国早期消费文化兴起、城乡关系紧张、怀旧风潮盛行等问题，似乎也成为当下中国社会难以回避的议题。与此同时，鲍曼以录音材料、表演理论进入历史现场的方法，则为我们探究历史话题提供了新思路。将以上思考化作一个问题：民俗学者在这样一个多元媒介交叠的时代，究竟该如何理解人类的口头交流实践？鲍曼及其新书《最有价值的媒介》从特定的角度给出了解题的路径。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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