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西路军的领导人之一，神秘失踪23年，宁愿饿死也不向组织求助

1951年9月，甘肃酒泉的一个的农民在接到当地人民政府发的红军流散人员调查登记表后，兴奋地填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曾经担任过的职务——熊国炳，曾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

或许很多人都觉得，当工作人员看到这样的任职履历后，肯定会大吃一惊，然后迅速找到此人确认身份，紧接着就是给予其各种各样的优待，并且给予大力宣传，很快，熊国炳便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工作人员并未将其当回事，仅仅把他当做一般的流散红军对待，一次性补助50块银元和4石小麦了事。可他们哪里知道，被他们“怠慢”的这个农民，却是我军历史上一位功勋卓著、声名显赫大人物。

熊国炳，四川通江县人，1899年10月出生。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失利后，准备向军阀混战、防务空虚的四川进军。在此期间，熊国炳主动为红军勘察地形、打探敌情，为红四方面军顺利入川作出了重要贡献，熊国炳也自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之后开辟川陕苏区的斗争中，熊国炳表现得十分积极，且成绩显著，受到了徐向前、陈昌浩、邝继勋、袁克服等领导的一致好评。

1933年1月初，在袁克服和邝继勋的力荐下，时年33岁的熊国炳当上了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并将其吸收入党；同年2月中旬，在川陕省第一次党代会上，熊国炳又当选为川陕省委常务委员会委员。紧接着，在川陕省第一次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又全票当选为川陕省主席，成为当时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高层领导人之一。要知道，此时距他参加革命，也不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怎料，熊国炳刚刚走马上任，麻烦就来了！

当时，由蒋介石亲自任命的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指挥3个纵队近6万人的兵力，兵分三路向我川陕苏区发动了进攻，史称“三路围攻”。

由于敌我兵力悬殊，我军并未选择正面硬刚，而是采取“收缩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机动作战。经过4个月的浴血奋战，我军终于粉碎了川军的“三路围攻”，歼敌近2万人，田部残余兵力退守至嘉陵江岸。

在此期间，熊国炳表现出了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他一边调集人力物力支援红军作战，一边带领工作人员在各县建立苏维埃政权，不断扩大我根据地的范围。

在同年8月初的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上，熊国炳再度被选为省苏维埃主席。上任后，他便立即着手对省苏维埃的机构改革和职能建设，并动员数十万民工建设和疏通了多条交通干线，为后来反“六路围攻”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3年10月初，不甘失败的蒋介石又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兼任省政府主席，指挥六路大军约20万人向我红四方面军发动了进攻，史称“六路围攻”。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我军继续采取反“三路围攻”时的作战方针，在运动防御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作为川陕苏维埃主席，熊国炳肩上的担子一点儿也不轻。当时，苏区每天投入的军民多达几十上百万人，粮食奇缺。

为了解决巨大地粮食缺口，熊国炳采取了很多办法，如没收土豪劣绅的存粮、发动人民群众捐粮等等，但一番努力下来，却也只筹集到了缺口的四分之一。

熊国炳深知这并非长久之计，必须得想一个万全之策才行。一番苦思冥想之后，熊国炳终于想到了解放办法——发动苏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说干就干！熊国炳当即组织召开了省苏维埃紧急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一寸苏区土地不放荒”的口号，号召苏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在当时还在打仗的情况下，开展大生产运动无疑是非常艰难的，但熊国炳做到了。在此期间，熊国炳以身作则，亲自带领机关干部深入田间参与劳动。

在苏区军民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反围剿作战的艰难条件下迎来了大丰收。值得一提的是，当这一壮举传到中央时，还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

1934年8月初，随着红军的反击号角吹响，敌军开始节节败退。战至9月下旬，反“六路围攻”迎来了最终的胜利，共计毙伤俘敌8万余人，缴获辎重无数。两次反“围剿”的胜利，熊国炳功均功不可没。

1934年底，为扩大根据地，实现川陕甘计划，以及策应中央红军入川北上，红四方面军、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等机构相继撤出川陕根据地。

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撤走后，被赶跑的川军和地主还乡团便卷土重来，整个苏区顿时便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此期间，熊国炳的2个儿子相继被害，妻子被打伤后活活饿死，弟弟下落不明，双亲被毒打致残，3个妹妹惨遭迫害……

噩耗传来，熊国炳悲痛欲绝，但他很快便重新振作起来，指挥后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继续长征。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突破川军“土门封锁线”后，顺利占领了茂县。这时，张国焘擅自决定建立所谓的“西北联邦政府”，熊国炳因提出反对意见，被降职为该“联邦政府”第一局局长，分管后勤工作。

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在中央的严令下，张国焘撤销了“西北联邦政府”。但在同年11月，“西北联邦政府”又恢复成立，邵式平任联邦政府主席，熊国炳、刘伯承等四人任联邦政府副主席。

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后，熊国炳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经理处处长和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负责全军的后勤工作。

同年10月下旬，经过艰难跋涉，红四方面军终于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二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二万五千里长征正式落下帷幕。然而，对于熊国炳来说，属于他的战斗还远没有结束。

11月，中央电令，河西红军（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作战部队）组成西路军，并任命陈昌浩、徐向前、李特、熊国炳、李先念等11人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陈昌浩任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任副主席兼总指挥。

关于西路军的历史，我们都很熟悉了。在河西走廊，西路军与“马家军”展开了激烈作战，由于敌众我寡，加之后勤补给严重不足、指挥失误等原因，西路军最终惨败，几乎全军覆没。

在突围途中，熊国炳也不幸被俘，但无论敌人如何审问，他始终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敌人见他穿着破烂，不像是“大官”，加上他身负重伤是个累赘，于是便索性把他给扔了下来。就这样，熊国炳意外捡回了一条命。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次离开队伍后竟再也回不去了。

尽管幸免于难，但熊国炳的境遇并未改善，他一路乞讨要饭来到了甘肃酒泉，幸得一位善良的老农收留，治好了他的伤。

那时的酒泉，形势也很严峻，城里到处张贴着捉拿他的布告。为了更好地隐蔽下来，熊国炳化名张炳南，并以一个落魄商人的身份进入一家酱园打工，还与当地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寡妇结为了夫妻。

在此后数年间，熊国炳一直在寻找党组织，希望能回到队伍中去，但直到抗战胜利都毫无进展。后来迫于生计，全家搬到玉门油矿做工，但仍食不果腹，1948年底又举家迁回了酒泉，靠做点小生意谋生。

1949年10月，酒泉解放后，已经年过半百的熊国炳激动地热泪盈眶，他期待已久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他终于可以回到队伍中去了。然而，令人疑惑的是，他并没有去向当地政府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

难道他不想回去了吗？恰恰相反，熊国炳比任何人都想重新回到队伍中去，可他转念一想，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还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还不如踏踏实实地为党和国家、人民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样反而更心安一些。

1951年，好不容易等来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一天，结果却只被当做一般流散红军对待，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向政府申述。

在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家境实在贫苦，熊国炳只好硬着头皮去求助政府。结果，当他向接待他的县领导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后，县领导一句话便让他哑口无言：“你那么大的官，怎不到北京去呢？”

是啊，他昔日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周纯全等都还健在，而且都是高层领导，开国中将秦基伟还曾在他手下当过科长，熊国炳完全可以上北京找他们帮忙，而且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但熊国炳并没有这样做，他不想让昔日的战友们的感到为难，他更不想给政府添麻烦。他觉得自己离开革命队伍多年，就算政府承认了他的身份，也只是给国家添了个包袱而已。

1960年10月，这位隐姓埋名长达23年的老红军，终于走完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享年61岁。然而，直到20多年后，他昔日的老战友徐向前、陈明义（开国少将、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等才知道他的遭遇。

事实上，组织上并未忘记熊国炳，他失踪后，组织上就曾多次派人四处寻找，但始终没有探寻到其踪迹。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又继续派人四处打听他的下落，但由于各种原因，始终没有找到他。

2009年6月24日，原川陕省苏维埃主席、西路军军委员会、被誉为“巴山勇士”的熊国炳塑像落成揭幕仪式在四川达州万源市竹峪中学隆重举行。‌斯人虽逝，但其精神永驻人间，激励后世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