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西到山东:川军名将邓锡侯的抗日往事

从山西到山东:川军名将邓锡侯的抗日往事

邓锡侯于1889年6月22日出生于四川省营山县回龙乡。他曾先后出任过护国军营长，川军团、旅、师长，国民党部队第二十八军军长、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及四川省政府主席，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等重要职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邓锡侯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热潮的推动下，在中共中央特派员张曙时等的影响下，深明大义，顾全大局，主动请缨，出川抗日。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将出川抗日的四川陆军十四个师编为第二路预备军，任命刘湘为总司令，邓锡侯为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9月，出川抗战的各军分别向成都、重庆两地集中，准备一路北出剑门，一路东出夔门，驰赴山东、山西抗日前线。

9月5日，在成都市举行了有万人参加的“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邓锡侯在会上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讲演，他说：“我们四川人是具有爱国传统精神的。黄花岗烈士有四川人；辛亥革命有四川人；护国之役也有四川人。当前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身为军人受四川人民二十余年的供养，当然要拼命争取历史的光荣，籍以酬报四川人民…”“我们只有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川军出川以后，如战而胜，当然很光荣地归来；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

邓锡侯的一番激情壮语，使在场的将士热血沸腾，人人振奋。欢送大会之后，邓又召集第四十五军驻成都的出川抗战官兵，作了动员训话。

他说；“一二五师官兵扬言：‘不发清所欠薪饷不出发，你们的欠饷是应该发清的。……但是日寇侵我国土，杀我同胞，抢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全国一致请缨杀敌，我们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国卫民，出川抗战。目前前线情况，急如星火，怎么能说要发清欠饷才出发呢？”接着大声问道：“你们是等发欠饷，还是马上出发？”全体官兵激于义愤，齐声应道：“愿立即出发杀敌！”

国民政府为适应前线战局的需要，改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宫，长官部设在河南省许昌县，邓锡侯被任命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五军军长。9月初，他指挥所属部队陆续沿川陕公路出发。

由于车辆奇缺，全体将士只有徒步行军，沿途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父老叮嘱杀敌立功，使部队倍受鼓舞。经过一个月的急行军，抵达宝鸡，转乘火车到达西安。这时突然接到蒋介石急电，因娘子关吃紧，命邓军立即赶赴山西前线。

10月22日，邓锡侯借副总司令孙震等抵达西安时，日军已越过娘子关，经盘石、岩会进犯平定、阳泉，寿阳告急。于是，邓部奉命驰援晋东。11月1日，邓将集团军总司令部设于马首村，然后到寿阳面见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决定行动部署。随即命令陶凯、王志远两旅在寿阳、阳泉一带协同友军阻击日军。

当时邓部武器装备十分简劣，每个士兵只有一支川造或汉阳造步枪和两颗手榴弹，每师除数门迫击炮外，山炮、野炮一门都没有。其时虽已秋风萧瑟，但每个士兵仅有粗布单衣两套。邓部将士全凭满腔爱国热忱，以血肉之躯与装备精良之敌拼死搏斗。因伤亡惨重，乃退至榆次附近，拟向太原靠拢。

11月6日，邓锡侯部在太原附近的南畔村与日军遭遇，并被包围。在晚上突围时，邓坠马摔伤，遇救脱险，此后，邓将这一天定为自己的抗日遇险纪念日，教育部属，勉励自己，永远不要忘记报仇雪恨。

7日，太原弃守，战局恶化，第二十二集团军经交城、孝义转移至洪洞县城，一面在安泽、沁源、长治一线构筑阵地拒敌前进；一面整训部队，待命反攻。这时，八路军总部亦驻在洪洞县东关外。邓锡侯曾与朱德多次会晤，并请朱德给二十二集团军团级以上军官讲解抗日形势和游击战术问题。以丁玲为团长的“西北女子战地服务团”，也常为邓部演出精彩节目。这些活动，进一步激发了邓及邓部的抗日爱国热情，增强了八路军与川军的友谊和合作。

12月中旬，日军相继侵占南京、济南，随即一面从南京北渡长江，一面由济南南下，企图南北夹击打通津浦铁路。苏北战略要地徐州吃紧。国民政府军委会急调各路大军保卫徐州。

邓锡侯受命率第二十二集团军从山西洪洞驰赴鲁南，将集团军总部设在军事隘地临城。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统一指挥下，邓部从徐州沿津浦铁路北上兖州设防，以阻击从山东泰安方面南下之敌。邓以第四十一军防守津浦铁路沿线各要点，并令第一二二师王铭章部集结滕县一带，筑城固守；以第四十五军一二五师从界河前进，阻敌于泗水以北。这样徐州危急局面才得以暂时扭转，人心初安。

邓锡侯率部驻防鲁南时，能体察民情，尊重民俗。鲁南是孔子的故乡，礼教十分严格。邓特整肃军纪，严禁部属扰民、拉佚、派款，严禁部队进入民间内室，因而军民关系融洽。正是在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援下，1938年1月14日，邓部川军初到鲁南前线，就在两下店夜袭敌营成功，毙伤日军二百多人，俘虏四十人，缴获枪械一批，首战告捷，军威大振。

鲁南群众特作七律一

首以颂赞邓部将士：

天上遥瞻节钺临（指川军来），

安危须丈老谋深（指邓锡侯）。

晋文攮楚先三舍，

忠武服蛮倚七擒（指胜利在最后，目前胜败无足怪）。

中府一朝诛贰竖（指杀韩复榘），

阳光普照靖群阴。

川军将帅皆韩岳，

岂有神州竟陆沉。

山东民众对邓部的爱戴，使将士非常感动，他们感慨地说:”为民族而战争，能得民众如此爱戴，可以死而无恨了！”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才有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及其所部三千官兵噗血滕县，与城偕亡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这年初，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在汉口病故，四川政局发生波动。2月上旬，蒋介石电召邓锡侯到汉口，征询治川意见。

邓锡榜呈述了三点：其一，四川是抗战后方，留驻川康的部队不少，应保留川康绥靖公署，以统率川康部队；其二，现在日军正猖獗进犯，战区扩大，应再抽调一些川军出川抗战，增援前方；其三，张群是四川人，熟悉四川事，建议委张为四川省主席。蒋介石基本采纳了邓锡侯的意见。2月11日，邓被委任为委员长重庆行营副主任。21日，邓又被委任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稍后，邓即从前线回到四川主持川康军务。

邓锡侯回到四川主持川康军务时，川康绥靖公署的文武官员大多为刘湘的旧属，对邓怀有疑虑。他为巩固统治，安定川局，支持抗战，公开声称愿以“公、诚、和、信”四个字来对待一切嫡系、非嫡系的部属。

他在一次绥靖公署处长以上的官员会上说：“我回四川继任川康绥靖主任，是为了团结川康军民，安定后方，征兵、征粮，支援前线。因为抗日战争是关系民族存亡之大事，决不能为了争权夺利影响抗战，原绥署处级以上官员一律不变动，照常供职，我只派一个参谋长和各处几个副职人员协助工作。望大家安心工作，实现安定后方支援前线的共同愿望。”

邓锡侯在以后处理军政事务时，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因而提高了威信，稳定了局势。此外，他还在调和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川康地方以及地方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方面；在外援交通极端困难情况下，为维持四川战时经济体制，组织兵员、武器和粮袜方面；以及争取美国、印度对四川的支援等方面，都费了许多心血。

1948年春，蒋介石裁撤了川康绥靖公署，邓锡使专任四川省主席，统兵权被大大削弱。

不久，蒋介石要邓锡侯从四川调运十了石军粮和加征十二万名壮丁，以增援胡宗南部进行反共内战，扬救国民军队的败局。邓认为在抗战八年期间，四川的粮、税和壮丁的负担已经太重，胜利后再苛刻征调，情理难容，必然造成“官逼民反”，于是婉言拒绝。蒋对此十分不满，再加上邓在处理四川学运问题上又不得力，便召邓到南京。蒋介石对邓说：“匪军刘伯承部队企图入川，四川大后方任务重，晋康兄你是军人，不适合搞行政工作，还是为党国军事方面效力吧。”随即，邓被迫辞职“养病”。后来，蒋介石虽然也曾发表邓锡侯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川陕区绥靖主任等职，但邓已明知纯属是敷衍自已，以减少反蒋力量，于是以种种借口，拒不到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蒋介石仍不甘心失败，亲自坐镇重庆，分别结集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等部于川陕边和川、鄂、湘边，妄图作最后的挣扎。

此时，邓锡侯也正受到蒋介石的冷落、排斥，处于失意、傍徨的时候，他一方面看到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崩溃已是指日可待，决不甘心为蒋介石集团殉葬，更加怀念往昔朱德、刘伯承、吴玉章、张澜等对自己的关照与厚望；另一方面，邓又顾虑自己的官僚、军阀身份以及参与堵截红军的历史，怕全国解放后会受到追究和歧视。就在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的有关人员，川东、川西及川康地下党的人员，民革、民盟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都先后做邓锡侯的说服、开导工作，希望他在解放大陆的最后一战中为人民立功。

中共中央南方局向邓提出了关于起义的三条意见；第一，起义应按刘伯承司令员在北京广播的原则办事；第二，起义人员的财产概予保护；第三，起义后不得另立番号，不得移防，应就地维持秩序，听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邓锡侯完全接受了这三条原则。

与此同时，国民党西康省主席、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也到周恩来的电示：解放大军行将西指，望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将领团结起来，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但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周恩来的电报对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的率部起义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自此，他们三人更加经常地秘密聚会，分析瞬息变幻的情势，商讨对策，并联络民主力量和地方势力作好起义准备，迎接解放。

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仓皇逃到成都。为延缓大陆的最后解放，蒋介石特派与邓锡侯关系较深的张群对川军将领用尽了安抚、拉拢、威逼等手段，但均被邓锡侯等应付搪塞过去。

12月7日，蒋在撤离大陆的前夕，又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邀请邓、刘、潘到自己住地北较场，准备将他们挟持到台湾。在此紧要关头，邓锡侯等于当日上午逃出成都，在奉伯常团的护送下抵新繁县的龙桥。此时，川军将领王缵绪接受蒋介石的派遣也从成都赶到龙桥，劝说邓等回心转意，遭到严辞拒绝。为防胡宗南部的攻击，邓等遂转赴彭县。

9日，邓锡侯与刘文辉、潘文华一起，在彭县龙兴寺总指捧部联名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及全国人民发出通电，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

24日，邓锡侯等就接到了朱德总司令的复电。电报说：“欣悉将军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参加人民阵营，甚为佩慰”。并要求邓等所属部队，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约法八章，响应第二野战军的四项号召，改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肃清反动残余，建立革命秩序而奋斗。

这时，刘文辉、潘文华卧病在床，邓锡侯便主动担负起义的组织指挥工作。他命令所属部队紧急动员，择要设防，对胡宗南部采取临战姿势，以配合解放军歼灭敌人；又派出部属协助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动受命准备进攻起义部队的陈克非、罗广文等兵团的部队起义。

在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率部起义的配合下，四川省会成都市终于实现了和平解放。30日，邓等起义将领和成都市人民群众一起，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贺龙司令员、王维舟副司令员率部胜利入城。

解放后，邓锡侯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和川西、川东、川南、川北四个行署区裁撤，恢复四川省的建制，邓锡侯被任命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1954年后，邓锡侯又历任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64年3月30日，邓锡侯在成都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