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因为15两银子，无赖发现债主竟是隐藏在军中的反贼，想要告发，谁料到最后。。。

嘉靖年间，山西地面出了桩奇案， 因为十五两银子的赌债，竟发现一个潜藏在军中的反贼头子，最后闹得尚书戴枷、御史谪死，整个大明朝的司法系统都翻了个底朝天。这案子的根子，就出在一个叫李福达的奇人身上。

李福达是山西崞县人，天生就是个不安分的主，专爱干些杀头掉脑袋的营生造反。孝宗年间，他跟着一伙人造反，兵败后本该充军西域，他却半道上就逃了，又化名李五跑到陕西，装成游方郎中，靠着几句鬼话忽悠人，竟拉起了一支弥勒教的队伍，在大明正德七年又造了一次反。这回兵败，同伙死的死、抓的抓，只有他发挥了传统技能，又一次逃之夭夭。

两次造反都能全身而退，李福达的本事可见一斑。这次他学乖了，改名叫张寅，干脆改了户籍，混进五台县的张氏宗族，跑到太原府扎了根。他脑子活、手段狠，没几年就靠放贷、置地发了大财，房产田地遍布三州五府，甚至还捐了个太原左卫指挥使的官衔，虽说不是实职，可也是正三品的脸面，走到哪儿都有人捧着。可谁能想到，这风光无限的张老爷，竟是个两度造反之罪的逃犯？

李福达本想就此洗白身份，安安稳稳当他的富家老爷，可偏偏栽在了一个无赖手里。

这无赖叫薛良，是徐沟县的泼皮，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早年还逼死过人妻，坐过牢。出狱后手头紧，就舔着脸向李福达借了十五两银子。在薛良看来，借了就等于白拿，压根没想着还。可他哪里知道，李福达是何等人物？能在刀山火海里滚两圈的人，收账的手段可比官府还狠。

薛良赖账不还，李福达也不跟他废话，直接派了几个壮汉上门。一顿拳打脚踢下来，薛良被打得哭爹喊娘，连滚带爬地躲了起来。这梁子算结死了，薛良恨得牙痒痒，可正面硬刚又打不过，就动了歪心思：“这张寅既然敢放高利贷，身家肯定不干净，我就不信抓不到他的把柄！”

薛良也是个能下死功夫的无赖，躲在暗处打听了好几个月，还真让他揪出了惊天秘密，这张寅，竟然是当年两次造反都没抓住的逃犯李福达！薛良可乐坏了，觉得这下发财报仇的机会来了。他揣着打听来的线索，直接告到了山西巡抚衙门，一口咬定张寅是漏网反贼。

巡抚一听是涉及到潜逃多年的反贼李福达，这要是大案要案，赶紧安排衙门里的人去查。可查来查去，却查出了一堆相反的证据：五台县的官府说，张寅确实是当地的军匠户，户籍清白；陕西那边也回话，当年造反的囚犯都死光了，没人能指认；再一查，薛良跟张寅有赌债纠纷。巡抚一看，这不是明摆着薛良诬告报复吗？当即判了薛良一个诬告罪，发配到长城以北喝西北风去了。

李福达松了口气，以为这事就这么了了。可他万万没想到，一个大人物的介入，让这桩小案子彻底翻了天。

此人武定侯郭勋，明朝开国功臣的后代，更是嘉靖皇帝的宠臣。原来李福达长袖善舞，早就跟郭勋搭上了线，两人交情不浅。郭勋在京城听说李福达遭了难，虽说初审已经结案，还是写了封信给刚上任的山西巡按御史马录，让他多关照关照。

郭勋本是好意，没想到却帮了倒忙。这马录是个出了名的刚正官，最恨的就是官官相护。他看完郭勋的信，立马起了疑心：“一个太原的富家翁，怎么能让京城的侯爷亲自写信关照？这里面肯定有猫腻！”马录当即调阅了李福达案的卷宗，越看越觉得不对劲：五台县只说有张寅的户籍，却没说他是哪年入的籍；陕西的囚犯死光了，就不能找当年的同乡、邻居指认吗？

马录当即重新调查，这一查可了不得了！他找到了当年造反首领的侄子，这人一眼就认出张寅就是李福达；又从陕西找来了十五个见过“行医李五”的百姓，把张寅混在十六个皂隶里，百姓们一眼就把他揪了出来：“就是他！这就是当年的李五！”证据确凿，马录当即断定张寅就是李福达，还上疏弹劾郭勋包庇反贼。

这时候，案子就不再是简单的反贼案了。原来嘉靖皇帝是半路继位的，当年有一群大臣逼着他改认先皇为亲爹，不认自己的亲生父亲，这就是“大礼议”之争。郭勋当年坚决站在皇帝这边，帮皇帝保住了亲爹，深得皇帝信任；而马录和那些弹劾郭勋的大臣，大多是当年逼皇帝改爹的文臣一派，早就想找机会扳倒郭勋报仇。

大臣们一看机会来了，纷纷上疏弹劾郭勋，把他的老底都翻了出来，说他侵吞民产、卖官鬻爵，甚至说他跟李福达勾结，想谋反篡位。郭勋也不示弱，向皇帝哭诉：“他们不是冲我来的，是因为当年大礼议的事报复我，想把支持皇上的人都赶尽杀绝，最后再逼着皇上不认亲爹！”

嘉靖皇帝一听，顿时慌了神。他最在意的就是“大礼议”那点事，生怕大臣们再翻旧账。当即下令让锦衣卫把李福达、薛良还有所有证人都抓到京城，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多个衙门联合会审。这一审，就审了六次，历时三年，把朝堂搅得鸡犬不宁。

前两次会审，主审官刑部尚书颜颐寿看着双方各执一词，不敢下结论，只把供词递了上去。嘉靖皇帝一看就火了，大骂他含糊其辞。颜颐寿没办法，第三次会审就站在了马录这边，认定张寅就是李福达。可皇帝又挑出供词里的漏洞，把他臭骂一顿。颜颐寿吓得魂都没了，第四次会审又想和稀泥，既说张寅是李福达，又说没证据证明他谋反，改判斩监候。

这下皇帝更生气了，说他欺君罔上，还暗示要按当初山西的初审结果来判。到了第五次会审，形势彻底反转：当年指认李福达的证人全都翻供，说自己是被马录逼的，认错人了；马录也承认自己判断失误；颜颐寿更是全面推翻之前的结论，说张寅是无辜的，全是薛良诬告。

最后一次会审，审问的对象变成了马录、颜颐寿这些之前审案的官员。皇帝换了自己信任的大臣主持会审，最终定下了判决：薛良诬告反坐，秋后处决；马录等山西重审官员、颜颐寿等会审官员，还有那些弹劾郭勋的大臣，全都被判了重罪，要么发配边疆充军，要么罢官革职。最后算下来，这桩案子死了十二人，谪戍十二人，罢官革职三十多人。

而那个始作俑者李福达，不仅安然无恙，还恢复了张寅的身份，继续当他的富家老爷。民间百姓听说了这事，都觉得李福达神通广大，不是凡人，把他传成了能呼风唤雨、避祸消灾的法师，编了一大堆传说。有人说他会遁地术，当年造反兵败是靠遁地逃的；有人说他会妖法，能让证人认不出自己；还有人说他通着神仙，连皇帝都能护着他。

说到底，这桩由十五两银子引发的奇案，不过是皇权争斗的牺牲品。薛良想报私仇，却丢了性命；马录想刚正执法，却落得发配边疆的下场；而李福达，不过是借了“大礼议”的东风，成了皇帝平衡朝堂的棋子。直到后来，人们还常拿这案子警醒后人：“莫惹奸猾徒，莫掺朝堂争，区区十五两，能送万人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