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追看了《太平年》，我觉得它还是把那个时代写得温柔了。读五代史的时候，我总会联想起十几年前爆发的一场大案，“鲁荣渔号”上的那场太平洋大逃杀，那篇纪实文章当时影响巨大，我至今记得读文章的感受，冷汗真的是从后背上不停地往下流。
鲁荣渔上的船员被困于远海，资源有限，空间闭锁。有人因故开启了第一次杀人之后，所有人马上都陷入困境，没有不沾血的退出通道，跳海几乎必死，反抗船上秩序=立刻被清算，回国通道不存在；而沾了血之后也就没有了退出通道，只能是让自己能多活几天而已。于是所有人被迫接受一个事实：唯一的生存方式，是参与这场大逃杀，你想不沾血不杀别人，就注定会被别人杀，每个人都变成随时准备吞噬别人的野兽。
五代这边，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同样是在中原的有限空间、有限资源的处境下，乱世局中人几乎没有退出机制，不当兵杀人就是等死，当兵杀人，也只能是拼命争取让自己成为最后被杀的一个。这跟鲁荣渔上的船员处境一样，所有人都只能靠互相剥夺生命来延长自己的生存时间。
《太平年》截图
所以，五代的根本问题不只是“乱”，而是“你不能不参战”。不当军头、不跟对人 = 没有土地、没有身份、没有安全。五代的武人不是在“争天下”，而是在“争多活几年”。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五代政权普遍极端短命、极端暴力、极端猜忌、极端“先杀为敬”。所有这些地狱般的处境，都不是哪个人的性格问题，是结构逼出来的选择。在这种处境下，军阀们吃人很多时候甚至不是因为饥饿，而是要以此表达出自己的凶狠形象，从而让自己有更大机会活下去，这是种非常理性的“非理性选择”。
反倒是南方的十国，与五代相比，更像是汪洋当中的“逃生艇”。这些地方有着地理屏障（长江、岭南、山海），有着财政富裕度（贸易、盐铁、手工业），不称帝（也就是不追求至高符号），于是也就不显山露水不会成为众矢之的，从而能够苟得住。
所以，十国的处境不是大逃杀，而是躲避主战场的生存型政权，乱世中勉强还能过上能忍受的日子。地处中原的五代则是困在唯一无法逃离的主战场，所有人都在同一片平原上，谁慢一步，谁就被吃掉。
这也跟“鲁荣渔”的状态类似，不是全太平洋的船上都在杀，而是只有这一条失去了退出通道的船上在杀。
最终终结五代乱世的赵匡胤，并不是最强的杀手，而是第一个重建最低秩序供给的人。
《太平年》剧照- 朱亚文饰赵匡胤
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军头们的暴力能力，把暴力收拢在自己手上；重建了退出机制，不当武人也能活；重建的文官-财政-法律系统，又恢复了基于规则的预期。这就像是“鲁荣渔”船终于靠岸了，终于有退出机制了，不用再互相吃人了。
问题是，为什么赵匡胤之前没人想到这么做呢？
有可能是因为，此前的人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中原社会当中仍然充斥善战武人的时候，君主想要以和平手段把暴力收拢在自己手里，很难做到，以不和平手段来收拢，就是梁唐晋汉周的循环了。
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厮杀，善战的武人大半凋零，赵匡胤终于有机会杯酒释兵权了，这条飘摇许久的破船才算终于靠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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