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书名《于是有了光》，读来却非炫目之辉，而是如豆灯火，在人心幽微处悄然燃起。作者谈读书，落脚处却始终在做人——在人性那不可让渡的尊严、那必须守护的可贵。书中屡屡引《易》贲卦彖辞：“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人文”二字，并非悬于虚空的高蹈概念，而是王汎森教授所言：关乎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主体性、尊严、道德修养、自我完善的自信与能力，以及生命丰富性的不断拓展。这人文精神，并不割裂物质与自然，反将二者视为人类存在丰饶的肌理，使天理与人心重新绾合，如藤蔓缠绕古树，共生共荣。
丰子恺的漫画里，常有稚子仰头看天，或老翁垂钓溪边，那份对平凡生命的温煦注视，恰与此书精神暗合。作者更直面AI时代的凛冽寒潮，在机器逻辑日益膨胀的当下，愈发郑重地叩问人的尊严与快乐。《游戏是为人准备的》一文，便如清泉濯尘：纵使“阿尔法狗”横扫棋坛，围棋之乐亦不因此消减分毫。因游戏本为文化，其根柢深植于“以人为本”的土壤。人之有限性，非缺陷，恰是人性内核的一部分；文化正奠基于此不完美之上。这种对“不完美”的维护，对人性褶皱的珍视，已深入骨髓，成为抵抗冰冷算法的精神堤防。
《第二次的平淡》则由书法笔迹、著作行文，一路探入人心深处。既推崇中国文化传统中对日用伦常、平坦易行之道的倚重，又恳切呼吁为“特别形象”留出空间——“另留几条道，方便有心人”。此中张力，正是对“人”之复杂性的深切体认：人既是普遍法则下的存在，亦是个体星火的独特燃烧；既是历史长河中的须臾过客，亦是群体生命绵延不绝的永恒因子。由此，作者目光自然延伸至公共领域，对社会自治能力的式微流露忧思。他身为学院中人，专业精深，却首先是一个“有自己头脑的人”——唯此，方能推己及人，将认知、情感、感受这些看似私密的维度，化为理解众生的桥梁。他坦言：“最终的兴趣还是在‘人’。”这“人”字，便是他阅读时代的底色，亦是今日审视文化命题的罗盘。
然而，此书对人性的关注，并非一味温情脉脉的抚慰。古语云：“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作者之仁心，亦含锋芒。《那些并未装睡的人》对沉默的帮凶角色点到即止，却如针砭；《做“生活现象的美食家”》更毫不留情地戳穿以“历史必然性”为盾牌、逃避道德责任的虚伪无心。尤为可贵的是，无论随笔抑或专著，作者始终怀抱对恒定价值的敬畏与坚守——他竟将“历史必然性”从自己的辞典中毅然删去！此等取舍，令人深思：若颠倒过来，世界将何其荒诞？鲁迅曾讥讽小品文若只知“低吟微吟”，将粗犷人心磨得平滑，实为无益；他推崇的，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于是有了光》表面平和，内里却藏有这般不妥协的锐利。
此书为随笔集，间有访谈，偶显絮叨。然此絮叨非冗余，恰是问题之根本性与未竟性的回响。咸丰进士祁世长曾叹翰林院衰微，追忆同治初年诸公“十日一次，按资轮班，问读何书，教以作人之法”，虽被讥为“讲性理”近于空谈，却留下“一片静气，令人久而愈念”的余韵。汉学如积薪，后浪推前浪；宋学重体悟，贵在细水长流。作者文字，正承此“静气”与“久久为功”之脉。学术巨著固如江河万古，然身名俱灭本是常态。可贵者，正在于明知此境，仍能“坚守正道，尽心致力于作品的如琢如磨”，将功名暂置身后，甘为时代一分子，以带温度的文字向人群传递灯火——此乃温情而有力的君子之风。若执灯者恰是真读书、真学人，则读者之幸，莫过于此。
作者自承悲观而不绝望，其根由，或许正在于这份对“人”的牵挂与责任。于是有了光——这光不在九天之上，而在每个不肯熄灭的、对人性尊严的执着守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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