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云梯关到扁担港：淮河入海口的古今变迁

淮河，作为我国东部地区的重要大河，与长江、黄河、济水并称为“四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它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太白顶北麓，自西向东蜿蜒流淌，穿越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最终注入黄海，流域面积达27万平方公里，滋养着两岸亿万生灵。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淮河的入海口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历经了多次重大变迁——从远古时期的天然独流入海，到南宋以后的黄河夺淮、被迫改道入江，再到明清时期的紊乱迁徙，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人工入海通道的修建与完善，形成如今“入江与入海并流”的格局。

01 远古至南宋：天然独流入海，淮水安澜时代

淮河的形成，源于新生代以来的地壳运动与地貌演化。在距今约1.4亿年前的燕山运动中，我国东部地区发生了强烈的地壳升降运动，形成了一系列断裂带与盆地，为淮河的孕育奠定了地质基础。此后，在距今约300万-1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时期，气候冷暖交替，冰川消融与降水变化塑造了淮河的基本河道形态。随着冰川消退，大量融水汇聚于桐柏山以北的低洼地带，逐渐形成了淮河的干流，自西向东冲刷出宽阔的河道，最终在苏北平原东部找到了入海通道，形成了淮河最早的入海口。

远古时期的淮河入海口，大致位于今江苏省涟水县云梯关附近。彼时，苏北平原尚未完全形成，海岸线比今天更为靠西，淮河干流自盱眙折向东北，经淮阴（今淮安）向东，穿越今涟水、响水一带，在云梯关注入黄海。此时的淮河入海口，是一个宽阔的天然河口湾，河道宽深，水流顺畅，没有明显的泥沙淤积，海潮能够沿河道上溯至盱眙县一带，形成“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壮阔景象。

远古时期的淮河，生态环境优越，流域内森林茂密，植被覆盖率高，水土流失轻微，河水清澈见底，被古人誉为“文静而美丽的大河”。淮河入海口周边，湿地广布，芦苇丛生，鱼类、鸟类资源丰富，成为早期先民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园。

近年来，在淮河下游沿岸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如江苏淮安青莲岗文化遗址、涟水三里墩遗址等，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石器、陶器、骨器等文物，证明了早在数千年前，先民就已经在淮河入海口周边定居，依靠捕鱼、农耕、航运为生，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文明。

这一时期，淮河入海口的变迁主要受自然因素影响，且变迁速度极为缓慢。地壳升降、海平面变化与河流侵蚀、堆积作用，是塑造入海口形态的主要力量。由于当时人类活动范围有限，对自然环境的干预极小，淮河的水文体系保持着天然的平衡，入海口始终维持在云梯关附近，河道稳定，水流通畅，为流域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水利条件。

夏商周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56年），淮河流域成为华夏文明与东夷文明交融的重要区域。这一时期，淮河的入海口依然稳定在云梯关附近，独流入海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河道宽深，水流通畅，不仅为沿岸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水源，也为南北航运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夏代，淮河流域属于“淮夷”部落的聚居地，淮夷人擅长捕鱼、航海与农耕，他们沿着淮河干流与入海口周边定居，形成了众多部落方国。据《尚书•禹贡》记载：“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厎平。”意思是说，大禹治水时，疏通了淮河与沂河的河道，治理了蒙山地、羽山地的水患，使大野泽成为蓄水之地，东原地区变得平坦肥沃，适合农耕。

商代，淮河流域的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淮夷部落与商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既有贸易往来，也有军事冲突。商代的青铜器制造技术已经传入淮河流域，在淮河下游的考古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商代的青铜鼎、青铜爵、青铜戈等文物，这些文物的造型与工艺，既有商代中原文化的特点，也融入了淮夷文化的元素，体现了南北文化的交融。此时，淮河入海口的航运已经初具规模，淮夷人通过入海口，与沿海地区的部落进行贸易往来，将淮河流域的农产品、手工业品运往沿海，同时引入沿海的渔产品与其他物资。

西周时期，周王朝分封诸侯，淮河流域设立了蔡、息、陈、淮夷等诸侯国，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西周政府十分重视淮河的水利与航运，组织民众修筑堤防，疏通河道，进一步稳定了淮河入海口的形态。据《周礼•职方氏》记载：“河南曰豫州，其川荧、雒，其浸波、溠；正东曰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这里将淮河列为青州的主要河流，说明淮河在当时的地理与经济格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此时，淮河入海口周边的农业生产已经较为发达，人们利用淮河的水资源，开垦农田，种植水稻、小麦等作物，形成了“稻麦飘香，鱼米满仓”的景象。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我国实现了大一统，淮河流域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区域，水利建设与航运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一时期，淮河入海口依然稳定在云梯关附近，独流入海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但黄河的频繁决溢，开始对淮河产生初步的影响。

秦朝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南北交通，修建了驰道与运河，其中就包括连接淮河与长江的邗沟（后世京杭大运河的前身）。邗沟的修建，进一步完善了淮河的航运体系，使淮河入海口成为南北物资运输的重要枢纽，大量的粮食、丝绸、铁器等物资通过淮河入海口运往沿海地区，甚至远销海外。同时，秦朝政府组织民众修筑淮河两岸的堤防，防止洪水泛滥，保护沿岸的农田与城镇，进一步稳定了淮河的河道与入海口。

西汉时期，黄河进入了频繁决溢的时期，虽然此时黄河的主流依然向北入海，但多次决口南泛，导致“河溢通泗”，浑浊的黄河水通过泗水汇入淮河，开始对淮河下游的河道产生轻微的淤积影响。据《史记•河渠书》记载，公元前168年，“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以致于河溢通泗”；公元前132年夏，“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这两次决口，是历史上黄河大规模侵淮的最早记载，虽然决口不久即被堵塞，且没有形成长期的夺淮局面，但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已经开始在淮河下游河道与入海口附近淤积，导致淮河入海口的水深略有变浅，不过并未改变其独流入海的基本格局。

东汉时期，王景奉诏对汴渠和黄河进行综合治理，采取“筑堤、理渠、绝水、立门”等措施，加固黄河大堤，疏通河道，使黄河水流趋于稳定，此后800年不曾大规模改道。黄河的安澜，也使得淮河摆脱了黄河决溢的干扰，河道宽深依旧，入海口稳定畅通，海潮依然能够上溯至盱眙县一带。这一时期，淮河流域的农业、手工业与航运业进一步发展，淮河入海口周边的城镇逐渐兴起，成为区域性的经济文化中心。

三国至北宋时期（公元220年-公元1127年），前后历时900余年，这一时期，淮河入海口依然维持着独流入海的格局，核心位置仍在云梯关附近，但受黄河局部决溢、战争扰动与人类水利活动的影响，入海口的形态与河道略有变化，不过总体保持稳定。

三国时期，淮河成为曹魏与东吴的分界线，双方为了争夺地盘，频繁在淮河沿岸发动战争，对淮河的水利设施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同时，为了满足军事运输与农业灌溉的需求，双方也都重视淮河的治理与开发。曹魏政权在淮河下游组织民众修筑堤防，疏通河道，开垦屯田，发展农业生产；东吴政权则利用淮河入海口的航运优势，发展水军，与曹魏展开水上作战。这一时期，黄河虽然偶有决溢，但并未对淮河入海口造成重大影响，入海口依然畅通无阻。

西晋时期，国家实现了短暂的统一，淮河流域的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与发展。西晋政府重视水利建设，组织民众修缮淮河两岸的堤防，疏通河道，进一步完善了淮河的航运与灌溉体系。此时，淮河入海口的航运更加发达，南北物资的运输更加频繁，入海口周边的城镇规模不断扩大，人口逐渐增多，成为当时重要的商业港口。

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9年），我国再次陷入分裂局面，淮河依然是南北对峙的分界线，战争频繁，社会动荡。这一时期，南北双方为了军事需要，都在淮河沿岸修筑城池、开挖沟渠，对淮河的河道与入海口造成了一定的扰动。南朝梁在淮河干流上修筑浮山堰，用于军事防御，虽然最终被洪水冲毁，但也对淮河下游的水文环境造成了短暂的影响。不过，由于这一时期黄河依然保持稳定，没有大规模决溢侵淮，淮河入海口的独流入海格局依然没有改变，河道虽有局部淤积，但总体保持畅通。

隋唐时期（公元581年-公元907年），我国进入了大一统的繁荣时代，淮河流域的水利建设与航运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统治，开凿了京杭大运河，其中邗沟段经过淮河下游，与淮河干流相连，进一步完善了淮河的航运网络。大运河的开通，使得淮河入海口成为连接内陆与沿海的重要枢纽，大量的粮食、丝绸、瓷器等物资通过淮河入海口运往海外，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唐代，国家繁荣昌盛，对水利建设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唐代政府在淮河流域设立了专门的水利管理机构，组织民众修筑堤防、疏通河道、开挖灌溉渠道，不仅稳定了淮河的河道与入海口，也促进了沿岸农业的快速发展。此时，淮河入海口周边的农业生产已经十分发达，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有“江淮熟，天下足”的美誉。同时，唐代的航运业也十分发达，淮河入海口的港口规模不断扩大，来往的船只络绎不绝，成为当时我国东部沿海的重要港口之一。

北宋时期（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淮河流域的经济文化继续发展，水利建设与航运业进一步繁荣。北宋政府十分重视淮河的治理，多次组织民众修缮淮河两岸的堤防，疏通河道，防止洪水泛滥。同时，北宋政府还在淮河下游开挖了多条人工渠道，完善灌溉与航运体系，进一步促进了流域经济的发展。

不过，北宋时期，黄河的决溢变得更加频繁，“大河为患，岁岁决溢”，虽然此时黄河的主流依然向北入海，但多次决口南泛，大量的黄河水通过泗水、汴河等河道汇入淮河，导致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积逐渐加剧。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北宋时期，黄河先后有数十次决口，其中多次决口导致黄河水入淮，虽然每次决口后政府都会组织民众堵塞，但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还是在淮河下游河道与入海口附近不断淤积，使得淮河入海口的水深逐渐变浅，河口湾的范围逐渐缩小，入海口的位置开始有轻微的东移趋势。

尽管如此，北宋时期，淮河依然保持着独流入海的格局，入海口的核心位置依然在云梯关附近，河道总体畅通，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淤塞现象。此时，淮河入海口周边的城镇依然繁荣，航运与农业生产依然发达，淮河依然是我国东部地区的重要水利与交通枢纽。

第二章 南宋至晚清：黄河夺淮入海，入海口的紊乱与迁徙

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南宋东京留守杜充为了抵御金兵南下，在河南滑州以东掘开黄河大堤，试图以黄河水阻挡金兵的进攻。这一举措，彻底改变了黄河的流向，也开启了黄河长达700余年的夺淮入海历史，淮河的入海口从此陷入了长期的紊乱与迁徙之中。

在杜充掘开黄河大堤之前，黄河虽然多次决口南泛，汇入淮河，但始终没有形成长期的夺淮局面，黄河的主流依然向北入海，淮河依然能够保持独流入海的格局。但杜充掘开黄河大堤后，黄河水大规模向南漫流，浊水在豫东、鲁西地区漫流至今山东巨野、嘉祥一带，注入泗水，再由泗水汇入淮河，最终经淮河入海口注入黄海。这是历史上黄河第一次大规模、长期地夺淮入海，从此，淮河的水文体系被彻底打乱，入海口的变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混乱阶段。

杜充掘开黄河大堤的初衷，是为了抵御金兵，但这一举措带来的后果却极为严重。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每年约16亿吨），随着黄河水一同汇入淮河，淮河下游的河道与入海口开始遭受大规模的泥沙淤积。由于淮河的水流速度远慢于黄河，无法将大量的泥沙及时带入海洋，导致泥沙在淮河下游河道内不断堆积，河道逐渐变浅、变窄，水流不畅，洪水泛滥的频率逐渐增加。

南宋初年，黄河夺淮的局面刚刚形成，黄河水主要通过泗水汇入淮河，淮河入海口的位置依然在云梯关附近，但入海口的形态已经开始发生明显变化。由于泥沙淤积加剧，河口湾逐渐被泥沙填满，入海口的水深急剧变浅，大型船只已经无法顺利进出，航运受到了严重影响。同时，泥沙淤积导致淮河下游的河道宣泄能力下降，每到汛期，上游来水无法及时排出，淮河下游地区频繁发生洪水，沿岸的农田与城镇遭到严重破坏，先民们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除了人为决河的影响，南宋初年的战乱也对淮河入海口的治理造成了严重的阻碍。当时，南宋与金兵在淮河沿岸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政府根本无力组织民众对淮河进行大规模的治理，也无法堵塞黄河的决口，只能任由黄河水肆意漫流，淮河入海口的泥沙淤积问题越来越严重，入海口的紊乱局面逐渐加剧。

南宋至元代（公元1128年-公元1368年），前后历时240余年，这一时期，黄河夺淮的局面不断加剧，黄河的主流逐渐固定在向南流淌的方向，大量的黄河水持续汇入淮河，导致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积日益严重，淮河入海口开始出现明显的东移与分流现象，独流入海的格局被彻底打破。

南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黄河在河南阳武决口，决口的黄河水冲破原有的河道，灌封丘而东，一部分水流经北清河入海，另一部分水流经南清河（即泗水）夺淮入海，这是黄河夺淮入海的又一个重要节点，标志着黄河夺淮的局面进一步巩固。此后，黄河的主流逐渐向南偏移，越来越多的黄河水汇入淮河，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积速度进一步加快。

由于泥沙的持续淤积，淮河下游的河道逐渐淤高，形成了“地上河”的雏形，水流宣泄能力越来越弱，每到汛期，洪水泛滥的范围越来越大，淮河下游的苏北、皖北地区成为“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重灾区。同时，泥沙淤积也导致淮河入海口的位置不断东移，原本位于云梯关附近的入海口，逐渐向东迁移至今响水县、滨海县一带，入海口的形态也从原来的宽阔河口湾，变成了狭窄的河道型入海口。

南宋时期，由于战乱频繁，政府无力对淮河进行大规模的治理，只能采取被动的防御措施，修筑简易的堤防，缓解洪水的危害，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泥沙淤积与入海口紊乱的问题。此时，淮河入海口的分流现象已经开始出现，除了主流经云梯关以东入海外，还有一部分水流经射阳湖、串场河等河道分流入海，但分流的水量较小，无法改变主流的流向。

元代建立后，政府开始重视淮河的治理，试图缓解黄河夺淮带来的危害。元代政府多次组织民众修筑黄河与淮河的堤防，疏通河道，试图将黄河的水流引入固定的河道，减少对淮河的干扰。但由于黄河的泥沙含量过大，且元代政府的治水措施不够科学，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黄河夺淮的问题，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积依然在持续加剧，入海口的紊乱局面依然没有得到改善。

元代时期，黄河的泛道变得更加复杂，主流依然经泗水入淮，但同时还有多条支流经汴河、涡河、颍河等河道汇入淮河，形成了“多道南泛”的局面。据《元史•河渠志》记载，元太宗六年（公元1234年），黄河在开封寸金淀决口，至杞西河分三流，谓之“三岔口”，北支合泗水入淮，南支合颍河入淮，中流合涡河入淮。这种多道南泛的局面，使得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积更加严重，河道更加紊乱，入海口的分流现象也更加明显。

此时，淮河入海口的位置已经东移至今滨海县境内，入海口的河道被泥沙淤积得十分狭窄，水流不畅，大量的泥沙在入海口附近堆积，形成了广阔的滩涂。同时，由于黄河水的长期浸泡与泥沙淤积，淮河入海口周边的湿地逐渐退化，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鱼类、鸟类资源大量减少，沿岸的农业生产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明代（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是黄河夺淮入海的鼎盛时期，也是淮河入海口变迁最为剧烈的时期。这一时期，黄河彻底放弃了向北入海的河道，主流全部汇入淮河，形成了“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的局面，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积达到了顶峰，入海口被彻底淤塞，淮河被迫改道南徙，借道长江入海。

明代初年，黄河依然保持着多道南泛的局面，主流经汴河、泗水入淮，支流经涡河、颍河等河道入淮，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积依然在持续加剧。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黄河在原武黑羊山决口，决口的黄河水东经开封城北五里，又东南由陈州、项城、太和、颍州、颍上，东至寿州正阳镇，全入于淮，这一决口进一步加剧了黄河夺淮的局面，使得更多的黄河水汇入淮河，淮河下游的河道淤积速度进一步加快。

明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黄河再次在开封决口，决口的黄河水经怀远由涡河入淮，进一步打乱了淮河的水文体系。此时，淮河下游的河道已经被泥沙淤积得十分淤高，形成了明显的“地上河”，淮河的水流已经无法顺利通过原有的入海口入海，只能在淮河下游积聚，形成了一系列的湖泊洼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洪泽湖。

洪泽湖的形成，与黄河夺淮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黄河夺淮之前，洪泽湖只是一个小型的湖泊群，主要由破釜塘、白水塘等小型湖泊组成，面积较小，蓄水量有限。但随着黄河夺淮的加剧，淮河下游的河道被泥沙淤积，水流不畅，上游来水无法及时排出，只能在盱眙、淮阴一带积聚，逐渐将这些小型湖泊群连接起来，形成了如今的洪泽湖。洪泽湖形成后，成为淮河下游的主要蓄水湖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洪水的危害，但也进一步加剧了淮河入海口的淤塞，因为大量的泥沙在洪泽湖内沉积，导致洪泽湖的水位逐渐抬高，淮河的水流更加无法顺利入海。

明代弘治年间（公元1488年-公元1505年），潘季驯主持治理黄河与淮河，采取“蓄清刷黄”“束水攻沙”的治水方针，试图通过加固高家堰大堤，抬高洪泽湖的水位，利用淮河的清水冲刷黄河的泥沙，缓解泥沙淤积的问题。

潘季驯的治水措施，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黄河的水流趋于稳定，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积速度有所减缓，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黄河夺淮的问题，因为黄河的泥沙含量过大，淮河的清水量根本无法将其全部冲刷入海。

随着泥沙的持续淤积，到明代中后期，原本位于滨海县境内的淮河入海口被彻底淤塞，淮河的水流无法再通过原有的入海口入海，只能被迫改道南徙，经洪泽湖、高邮湖、邵伯湖等湖泊，由扬州附近的芒稻河、廖家沟等河道汇入长江，再由长江入海口入海。这是淮河入海口变迁史上的一次重大变迁，标志着淮河独流入海的历史彻底结束，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借江入海”历史。

明代后期，淮河入海口的淤塞问题越来越严重，原本的入海口河道已经完全被泥沙填满，变成了陆地，入海口周边的滩涂也逐渐被开垦为农田。此时，淮河的主流已经完全转向南流，汇入长江，只有少量的水流经射阳湖、串场河等河道分流入海，但这些分流河道也被泥沙淤积得十分狭窄，宣泄能力有限。同时，由于淮河被迫借江入海，长江下游的泄洪压力也逐渐增大，每到汛期，长江与淮河的洪水相互叠加，导致长江下游与淮河下游地区同时发生洪水，灾害更加严重。

清代（公元1644年-公元1912年），黄河夺淮的局面依然持续，但到了清代中后期，黄河发生了大规模的北徙，结束了长达700余年的夺淮入海历史。不过，黄河北徙后，淮河入海口并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是留下了大量的泥沙淤积，入海口依然处于紊乱状态，淮河依然无法恢复独流入海的格局，只能继续借江入海。

清代初年，黄河依然保持着“全河夺淮”的局面，主流经徐、邳一带夺泗入淮，再经淮河下游的河道汇入长江，淮河入海口依然被彻底淤塞。清代政府继承了明代的治水方针，继续采取“蓄清刷黄”“束水攻沙”的措施，加固高家堰大堤，疏通黄河与淮河的河道，试图缓解泥沙淤积的问题。但由于黄河的泥沙含量依然很大，治水措施依然不够科学，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积依然在持续加剧，洪泽湖的水位不断抬高，淮河的泄洪压力越来越大。

清代康熙年间（公元1662年-公元1722年），靳辅、张鹏翮等人先后主持治理黄河与淮河，他们在潘季驯治水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堤防体系，疏通了河道，开挖了多条引河，试图将黄河的泥沙引入海洋，缓解对淮河的干扰。这些治水措施，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黄河与淮河的水流趋于稳定，洪水泛滥的频率有所降低，但依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泥沙淤积与淮河入海口淤塞的问题。

清代乾隆年间（公元1736年-公元1795年），黄河的泥沙淤积问题越来越严重，黄河下游的河道已经被泥沙淤积得十分淤高，“地上河”的形态更加明显，决溢的频率越来越高。据《清史稿•河渠志》记载，乾隆年间，黄河先后有数十次决口，每次决口都会导致大量的黄河水汇入淮河，进一步加剧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积，淮河入海口周边的陆地面积不断扩大，原本的滩涂逐渐被开垦为农田。

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发生大规模决口，决口的黄河水冲破原有的堤防，向北漫流，经山东境内的大清河汇入渤海，这是黄河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改道，标志着黄河长达700余年的夺淮入海历史正式结束。黄河的北徙，虽然解除了黄河对淮河的直接干扰，但给淮河留下了沉重的“后遗症”——大量的泥沙淤积在淮河下游的河道与入海口附近，形成了一道长达600多公里、高出地面七八米的废黄河故道沙土岗，这道沙土岗成为淮河干流水系与沂、沭、泗水系的平原分水岭，导致淮河无法再通过原有的河道入海，沂、沭、泗各河也被阻断，只能各自分流入海。

黄河北徙后，淮河入海口依然处于淤塞状态，原本的入海口河道已经完全变成了陆地，只剩下一些残留的河道痕迹，被称为“废黄河”。此时，淮河的主流依然经洪泽湖、高邮湖、邵伯湖等湖泊，汇入长江，借江入海，只有少量的水流经废黄河、射阳河等河道分流入海，但这些分流河道的宣泄能力有限，无法改变淮河借江入海的基本格局。

清代后期，政府已经无力对淮河进行大规模的治理，只能采取被动的防御措施，修筑简易的堤防，缓解洪水的危害。此时，淮河下游的洪水灾害依然十分频繁，每到汛期，洪泽湖的水位暴涨，超过大堤的承载能力，导致大堤决口，洪水泛滥，沿岸的农田与城镇遭到严重破坏，先民们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同时，淮河入海口周边的生态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湿地退化，土壤盐碱化，鱼类、鸟类资源大量减少，农业生产条件日益恶化。

03 晚清至民国：入海口治理的停滞与局部尝试

晚清时期（公元1855年-公元1912年），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中日战争等一系列的战争与动荡，使得清政府无暇顾及淮河入海口的治理，淮河入海口的紊乱局面进一步加剧，治理工作陷入了全面停滞。

黄河北徙后，淮河虽然摆脱了黄河的直接干扰，但由于废黄河故道的阻隔与淮河下游河道的严重淤塞，淮河依然无法恢复独流入海的格局，只能继续借江入海。此时，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积依然在持续，因为淮河上游的水土流失依然严重，大量的泥沙被带入淮河下游，虽然没有黄河泥沙的补充，但泥沙淤积的速度依然较快，导致淮河下游的河道越来越窄，水流越来越不畅，洪水泛滥的频率越来越高。

太平天国运动（公元1851年-公元1864年）期间，淮河下游地区成为太平军与清军作战的主要战场之一，战争对淮河的水利设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清军与太平军为了军事需要，多次掘开淮河两岸的堤防，导致淮河下游的洪水泛滥更加严重，淮河入海口周边的城镇与农田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同时，战争也导致淮河入海口的治理工作彻底停滞，清政府根本无力组织民众修缮堤防、疏通河道，只能任由洪水肆虐。

晚清时期，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得中国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淮河入海口的治理。同时，清政府的统治日益腐朽，官员腐败，水利管理机构形同虚设，即使有少量的治水资金，也被官员贪污挪用，无法真正用于治水工程。因此，晚清时期，淮河入海口的治理工作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泥沙淤积越来越严重，入海口的残留河道逐渐被填埋，周边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这一时期，淮河入海口周边的民众为了生存，只能自发地修筑简易的堤防，开挖小型的灌溉渠道，试图抵御洪水的危害，但这些简易的水利设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洪水问题，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洪水的危害。同时，由于洪水频繁泛滥，淮河入海口周边的土地逐渐盐碱化，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民众的生活日益贫困，大量的民众被迫离开家园，前往其他地区谋生。

晚清末年，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淮河治理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的治淮方案，其中就包括疏通淮河入海口、恢复淮河独流入海格局的建议。但由于当时的社会动荡、政府腐朽、资金短缺等多种原因，这些治淮方案始终没有得到实施，淮河入海口的紊乱局面依然没有得到改善，淮河依然在苦难中挣扎。

民国时期（公元1912年-公元1949年），中国依然处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局面，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的战争，使得淮河入海口的治理工作依然无法全面展开，只能进行一些局部的尝试，治理成效甚微。

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军阀割据一方，相互混战，根本无暇顾及淮河的治理。此时，淮河下游的洪水灾害依然十分频繁，1916年、1921年、1926年、1931年等年份，淮河下游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洪水，洪水泛滥的范围波及苏北、皖北、鲁南等多个地区，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例如，1931年的淮河大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洪水灾害之一，淮河下游地区一片泽国，淹没农田数千万亩，饿死、淹死的民众达数百万人，淮河入海口周边的城镇几乎被全部淹没。

1931年大水后，国民政府开始重视淮河的治理，成立了“导淮委员会”，负责淮河的治理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治淮方案，其中就包括疏通淮河入海口、修建人工入海通道的计划。1934年，国民政府利用废黄河下游的河槽，开挖了一条淮河入海河道，统名“中山河”，这条河道西起淮阴杨庄，蜿蜒东行，经过淮阴、涟水、响水、滨海诸县，在新淮河口入黄海，试图恢复淮河的独流入海能力。

中山河的开挖，是民国时期淮河入海口治理的一次重要尝试，这条河道全长约160公里，宽约50-100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淮河下游的洪水压力，使得一部分淮河水能够通过这条河道入海，但由于资金短缺、施工技术落后、战争干扰等多种原因，中山河的开挖工程并没有完全完成，河道的疏浚工作也没有跟上，导致河道很快就被泥沙淤积，宣泄能力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淮河入海口的淤塞问题。

民国时期，除了开挖中山河之外，国民政府还在淮河下游修建了一些小型的水利设施，如加固堤防、开挖灌溉渠道等，但这些水利设施的规模较小，质量较差，无法抵御大规模的洪水，治理成效甚微。同时，由于当时的水土流失依然严重，淮河上游的大量泥沙被带入下游，导致淮河入海口周边的泥沙淤积依然在持续，中山河等人工入海通道的淤塞速度越来越快。

1938年6月，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为了阻遏日寇南犯，又炸开了河南省中牟县、郑县花园口黄河大堤，使黄河水再次改道南泛，漫流豫东、皖北、苏北地区，再次侵入淮河，导致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积问题进一步加剧，中山河等人工入海通道被彻底淤塞，淮河入海口的紊乱局面再次恶化。这次黄河决口，历时九年，直到1947年才被堵塞，黄河再次回归北道，但这次决口给淮河下游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大量的农田被淹没，土地盐碱化加剧，民众流离失所，淮河入海口的治理工作再次陷入停滞。

解放战争期间（公元1946年-公元1949年），淮河下游地区再次成为战场，国共双方在淮河沿岸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水利设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原本就十分薄弱的治淮工程几乎被摧毁殆尽。此时，国民政府已经无力对淮河入海口进行任何治理，只能任由洪水肆虐，淮河下游的民众再次遭受了巨大的苦难。

民国时期，虽然有识之士与国民政府进行了一些治淮尝试，但由于战乱频仍、资金短缺、技术落后、政府腐败等多种原因，淮河入海口的治理工作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淮河依然无法恢复独流入海的格局，只能继续借江入海，洪水灾害依然频繁，入海口周边的生态环境与民众生活依然处于恶劣状态。

04 新中国成立后：入江入海并流格局的形成与完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中国长期战乱、社会动荡的局面，淮河入海口的治理工作终于迎来了新的曙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淮河的治理，将淮河列为新中国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提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组织民众开展了大规模的治淮工程，重点缓解淮河下游的水患压力，逐步恢复淮河的入海能力。

建国初期，淮河下游的水患问题依然十分严重，由于长期的泥沙淤积与战争破坏，淮河下游的河道狭窄、水流不畅，洪泽湖的水位居高不下，每到汛期，洪水泛滥的风险依然很大。1950年，淮河下游发生了大规模的洪水，淹没农田数百万亩，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这也促使党和政府加快了治淮的步伐。

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了第一次治淮会议，制定了“蓄泄兼筹，以泄为主”的治淮方针，明确提出了治理淮河下游、疏通入海通道、缓解水患压力的目标。随后，大规模的治淮工程正式启动，数十万民工被组织起来，奔赴淮河下游，开展堤防修缮、河道疏浚、人工入海通道开挖等工程。

建国初期，淮河入海口治理的重点工程之一，就是疏浚中山河。中山河作为民国时期开挖的人工入海通道，已经被泥沙严重淤塞，宣泄能力有限。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中山河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与加固，拓宽河道、加深河床，提高河道的宣泄能力。经过几年的治理，中山河的宣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能够顺利排出一部分淮河水，缓解了淮河下游的洪水压力。

除了疏浚中山河之外，建国初期，政府还组织民众修缮了淮河下游的堤防，加固了洪泽湖大堤，开挖了多条小型的分流河道，进一步缓解了洪水的危害。同时，政府还在淮河上游开展了水土保持工作，植树造林、修建梯田，减少水土流失，从源头上减少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积，为淮河入海口的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1年冬，苏北灌溉总渠的开挖工程正式启动，这是建国初期淮河入海口治理的又一项重要工程。苏北灌溉总渠西起洪泽湖高良涧，东流经淮安、阜宁、建湖、盐城、射阳、滨海6个市县，注入黄海，全长约168公里，河床宽60-80米，动员了130万人力，仅用88天就完成了主体工程。苏北灌溉总渠的主要功能是泄洪、灌溉与航运，它的建成，不仅为淮河增加了一条重要的人工入海通道，缓解了淮河下游的洪水压力，还能引淮河水灌溉沿线的农田，让苏北平原的盐碱地变成了高产田，促进了沿线农业的发展。

建国初期的治淮工程，虽然规模较大，投入较多，但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资金短缺，治淮工程主要以缓解水患压力为主，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淮河入海口的泥沙淤积问题，淮河依然无法完全摆脱借江入海的局面。不过，这些治淮工程，为后续淮河入海口的综合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缓解了淮河下游的水患压力，改善了沿线民众的生活条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公元1950年-公元1970年），新中国的经济逐渐恢复与发展，政府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展淮河入海口的综合治理工作，进一步完善淮河的入海通道体系，修建了多条人工入海通道，逐步形成了“入江与入海并流”的初步格局。

1958年至1960年，淮沭新河的开挖工程正式启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淮河入海口治理的一项重大工程。淮沭新河是一条沟通淮河与新沂河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南起洪泽湖二河闸，经淮阴、沭阳进入新沂河入黄海，全长约196公里。淮沭新河的主要功能是泄洪、灌溉、航运与调水，它的建成，不仅为淮河增加了一条重要的入海通道，还能将淮河水调入新沂河，缓解苏北地区的缺水问题，同时还能促进沿线的航运发展。

淮沭新河的建成，与苏北灌溉总渠、中山河相互配合，形成了淮河下游的多条入海通道，进一步提高了淮河的入海能力，缓解了淮河下游的洪水压力。此时，淮河的入海格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除了主流经洪泽湖、长江入海外，还有一部分淮河水通过苏北灌溉总渠、淮沭新河、中山河等人工入海通道入海，“入江与入海并流”的格局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政府还对淮河下游的原有河道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与加固，重点疏浚了废黄河、射阳河等分流河道，提高了这些河道的宣泄能力。同时，政府还在淮河下游修建了多个水利枢纽工程，如二河闸、高良涧闸、三河闸等，这些水利枢纽工程能够有效调节淮河的水流，控制洪水，提高淮河的入海效率，进一步稳定了淮河入海口的形态。

在水土保持方面，政府继续在淮河上游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修建梯田等工作，减少水土流失，从源头上减少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积。同时，政府还在淮河中游修建了多个水库，如梅山水库、响洪甸水库等，这些水库能够拦截上游的洪水与泥沙，减少下游的洪水压力与泥沙淤积，为淮河入海口的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0世纪60年代，政府还对中山河进行了再次疏浚与加固，进一步提高了中山河的宣泄能力，使其成为淮河下游重要的入海通道之一。此时，中山河的入海口位于滨海县新淮河口，河道宽深，水流顺畅，能够顺利排出一部分淮河水，缓解了淮河下游的洪水压力。同时，政府还在中山河入海口周边修建了防潮闸，防止海潮倒灌，保护沿线的农田与城镇。

五六十年代的治淮工程，进一步完善了淮河的入海通道体系，提高了淮河的入海能力，缓解了淮河下游的水患压力，促进了沿线农业、航运业的发展。此时，淮河“入江与入海并流”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淮河入海口的形态也逐渐稳定，泥沙淤积的速度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入海口周边的生态环境开始逐渐改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公元1970年-公元1990年），新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治淮技术不断进步，政府对淮河入海口的治理工作从“缓解水患”向“巩固提升、生态保护”转变，进一步巩固了“入江与入海并流”的格局，提高了淮河入海口的治理水平，同时开始重视入海口周边的生态保护工作。

这一时期，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对淮河下游的入海通道进行了大规模的巩固与提升，重点对苏北灌溉总渠、淮沭新河、中山河等人工入海通道进行了疏浚与加固，拓宽河道、加深河床，提高了这些河道的宣泄能力与防洪标准。同时，政府还对淮河下游的水利枢纽工程进行了改造与升级，提高了水利枢纽工程的调节能力，进一步稳定了淮河的水流与入海口的形态。

随着治淮技术的进步，这一时期，政府开始采用机械化疏浚设备，代替了传统的人工疏浚，提高了疏浚效率，减少了人力投入，同时也提高了疏浚质量，能够更有效地清除淮河下游河道与入海口周边的泥沙，控制泥沙淤积的速度。

这一时期，政府还对淮河入海口周边的土地进行了综合治理，治理土壤盐碱化，改良土壤质量，提高土地的利用率。通过修建灌溉渠道、引淡水淋盐等措施，改善了盐碱地的土壤条件，使更多的盐碱地变成了可耕种的农田，促进了沿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七八十年代的治淮工程，进一步巩固了淮河“入江与入海并流”的格局，提高了淮河入海口的治理水平与防洪标准，缓解了泥沙淤积与水污染问题，同时也推动了生态保护工作的起步，为后续淮河入海口的生态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淮河入海口的形态已经基本稳定，多条人工入海通道并行，水流顺畅，入海口周边的生态环境开始逐渐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淮河入海口的治理工作进入了“生态优先、综合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淮河入海口的治理与保护力度，对原有入海通道进行升级改造，修建了淮河入海水道等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了“入江与入海并流”的格局，同时加强了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推动淮河入海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991年，淮河下游发生了大规模的洪水，虽然经过多年的治理，淮河的入海能力已经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洪水依然给淮河下游地区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这次洪水过后，政府进一步认识到了淮河入海口治理的重要性，加快了淮河入海口的升级改造步伐。1991年11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治理淮河和太湖的决定》，将淮河入海水道工程列为19项骨干工程之一，正式启动了淮河入海水道的修建工作。

淮河入海水道位于苏北灌溉总渠北侧，与总渠平行，西起洪泽湖二河闸，经淮安市、盐城市，并分别在淮安区境内与京杭大运河、在滨海县境内与通榆河立体交叉，于滨海县扁担港入黄海，全长约163.5公里，河道宽约750米。淮河入海水道工程分为一期工程与二期工程，一期工程于1998年正式开工，2003年建成通水，设计行洪流量为2270立方米每秒；二期工程于2022年7月30日正式开工，工程总投资438亿元，建成后将使设计行洪流量扩大到7000立方米每秒，进一步提高淮河的入海能力。

淮河入海水道一期工程的建成，是淮河入海口变迁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建成，使淮河下游的排洪能力由不足8000立方米每秒扩大到15270立方米每秒至18270立方米每秒，洪泽湖及下游防洪保护区达到10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彻底解决了淮河下游的“排洪难”问题。同时，淮河入海水道还具有灌溉、航运、生态保护等多种功能，能够引淮河水灌溉沿线的农田，促进沿线农业的发展；能够改善沿线的航运条件，为淮河出海航道的建设创造条件；能够为湿地生态系统提供充足的水资源，改善入海口周边的生态环境。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的建设，将进一步扩大淮河下游的排洪出路，提高洪泽湖及下游防洪保护区的防洪标准，减轻淮河中游的防洪除涝压力。据水利部测算，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建成后，一旦发生百年一遇洪水，洪泽湖最高洪水位将比现状降低0.77米，洪泽湖周边滞洪区将减少滞洪量6.6亿立方米、滞洪面积440平方千米，受影响人口也将大为减少。同时，二期工程的建设还将为淮河出海Ⅱ级航道的建设创造条件，实现淮河与海港的有效衔接，完善淮河流域的航运功能，促进淮河沿线地区的统筹协调发展。

这一时期，政府还对苏北灌溉总渠、淮沭新河、中山河等原有入海通道进行了升级改造，进一步提高了这些河道的宣泄能力与防洪标准，使其与淮河入海水道相互配合，形成了更加完善的入海通道体系，巩固了“入江与入海并流”的格局。目前，淮河下游已经形成了“一河入江、四河入海”的格局——“一河入江”即淮河主流经洪泽湖、高邮湖、邵伯湖等湖泊，由扬州附近的河道汇入长江入海；“四河入海”即苏北灌溉总渠、淮沭新河、淮河入海水道、中山河四条人工入海通道，共同承担淮河的入海任务，淮河的入海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