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骑迎春，六骏成祥

*本文为「世界博览」原创内容 *

以秦王李世民征战坐骑为原型的昭陵六骏石屏，在乱世之中惨遭拆分、流离失所，它的前世是与王朝崛起相伴的荣光，今生是跨越山海的牵挂与期盼。

昭陵六骏浮雕石屏是唐代石刻艺术精品。“六骏”是秦王李世民的坐骑，陪伴主人征战沙场，冲锋陷阵。李世民即位后，选在九嵕山建造自己的陵寝，并于贞观十年（636）下诏，将“六骏”雕琢于石屏之上，安放在昭陵北阙祭殿两侧的石室内。东面列置有特勒骠、青骓、什伐赤，西面有飒露紫、拳毛䯄（guā）、白蹄乌。

盛唐镌刻

青骓

乃李世民平窦建德时所乘

昭陵六骏石雕共六块石屏，一屏一马。每块石屏高171厘米，宽205 厘米，厚30厘米。每一匹骏马都是对一场战役的纪念，象征着李世民在开国战争中南征北战的卓越功勋。

相传，昭陵六骏的图样是由著名画家阎立本绘制，再由其兄阎立德依形雕刻而成，每一匹骏马的姿态不同、神情不一，鞍鞯齐备，艺术家虽然未曾亲临战阵摹写，却创造性地将它们的神韵定格在石屏上。李世民还亲自为每匹骏马撰写赞词，并由书法家欧阳询书丹（刻碑前用朱笔在碑上书写）于石屏之上。历经岁月的风沙吹打、雨雪侵蚀，文字已经磨损不见，只留下骏马们斑驳而矫健的身影。

特勒骠：乃平宋金刚时所乘

在唐太宗去世后的千年间，六骏大体保存完好。明嘉靖三十四年腊月（1556年），关中大地震，六骏在地震中受损。1918年出版的《苏庵杂志》卷三“昭陵六骏”条载：“唐昭陵在礼泉县东北四十里九嵕山上，陵北存石室三楹，六骏列于左右，石高可四五尺，马躯可三尺，虽半刻而棱棱露骨。西第三石巳仆，五马亦多断裂，然气不凋丧，《昭陵志》言之甚详。”从法国汉学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907年9月在昭陵考察时拍摄的照片中，也可以看出六骏损坏的痕迹。1909年，沙畹将其考察成果《北中国考古图录》在巴黎出版，将六骏的消息公之于世，引起了海外古董商贩的关注。

什伐赤：乃平王世充时所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土崩瓦解，稳固的新秩序尚未建立，正是在这一时期，昭陵六骏招致了无妄之灾。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档案记录，1912年，法国古董贩子保罗·马隆（Paul Mallon）试图通过身在北平的A·格罗斯让（A Grosjean）获取昭陵六骏，为此还预付了一大笔钱，格罗斯让派一名叫加伦齐（Galenzi）的人前往考察，并且要求他尽快提交一份最佳搬运方案。1913年5月，六骏浮雕被从昭陵中切割后，在运出的途中遭到了当地农民的袭击，被扔下悬崖，随后这些碎片被没收。据《苏盦杂志》卷三“昭陵六骏”条载：“自辛亥后，石骏为师长张云山取其二，移置长安旧督署，然断泐不堪矣。”

飒露紫：乃平东都洛阳时所乘

至此昭陵六骏的劫难才刚刚开始，之后国内外的文物贩子合谋将摆在长安旧督署的“二骏”（飒露紫与拳毛䯄）盗运，最终使其流失海外。这场惊天合谋包括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将“二骏”运抵京城，赵鹤舫是其中的关键人物。据陈重远《文物话春秋》记载，赵鹤舫，少时聪敏好学，在北京古玩铺寄观斋做学徒，后结识了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二人谈古论今，时常一起挥毫泼墨。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前夕，正为建造袁家花园大肆采买奇花异石，还学起了清朝皇家那一套，运送时装箱封条。赵鹤舫听闻后，主动向袁克文提出要为花园建设出一点力，成功从袁府拿到文书后，便派人来到陕西，假传袁大总统官邸修建花园要拿“二骏”石刻做点缀。早在1914年，袁世凯便派亲信陆建章任陕西督军，独揽军政大权。对于袁府文书陆建章不敢怠慢，“二骏”不久被运抵北平。可是，当袁克文看到被切割的“二骏”后，据罗振玉《石交录》卷四载，“袁怒估人（即商贾）之剖石也，斥不受”。另据周肇祥《琉璃厂杂记四》载，袁克文挥霍无度，手头拮据，赵鹤舫投其所好，慷慨解囊，袁克文便将“二骏”送给赵鹤舫做人情。后来，“二骏”被放在王府井大街永宝斋门口，很快吸引了跨国文物贩子卢芹斋的注意。

卢芹斋照片，美国史密森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乱世劫难

卢芹斋得知离群的“二骏”后，迅速以高价从赵鹤舫手中将其购得。在他1927年给时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理事会主席查尔斯·哈里森（Charles C. Harrison）的信中写道：“这批石马浮雕被盗出昭陵后，随即遭到当时的陕西省政府查抄并没收。1915年，已故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下令，将这批文物正式运抵北平。数月之后，我方通过中间人购得这批浮雕。此次交易完全合法合规，这批石马浮雕乃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核准出售的。”。其中的“中间人”就是当时暴富的赵鹤舫。虽然卢芹斋自称“完全合法合规”，然而事实上，早在1914年6月，民国政府就以袁世凯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严禁私自售运古物令》。

拳毛䯄：乃平刘黑闼时所乘

1916秋至1917年期间，“二骏”被秘密运往美国。最初被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仓库以躲避风头。1917年秋天，时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东方艺术部助理策展人的毕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来到西安考察，得知“二骏”被运往了北平。在多方打听之下，探得“二骏”已被卢芹斋运往美国的消息，他立刻报告给了时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馆长乔治·戈登。1918年3月，戈登终于在大都会博物馆的仓库见到了“二骏”，马上就购买一事致信卢芹斋。同年5月，“二骏”运抵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然而，当戈登表示馆方难以通过银行贷款落实收购资金时，卢芹斋立即施压表示，如果宾大博物馆无意收购，便将“那件相对次要的浮雕（即无牵马人形象的那件）”转售波士顿一家刚获巨额遗赠、拟扩充馆藏的博物馆。宾大博物馆理事会随即通过决议，筹集最高15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收购这两件浮雕。之后双方达成协议：可在1921年4月1日之前，以15万美元的总价购入暂存于馆内的“二骏”石雕。最终，在费城慈善家、时任宾大博物馆理事会成员的埃尔德里奇·约翰逊（Eldridge R. Johnson）的捐赠下，馆方分三笔付清款项，“二骏”正式成为宾大博物馆的馆藏。

白蹄乌：乃平薛仁杲时所乘

在购得“二骏”后，卢芹斋仍觊觎剩下的“四骏”，于是便再次找上了赵鹤舫。1916年，袁世凯复辟不足百日便倒台，失势的陆建章保荐陈树藩出任陕西督军。赵鹤舫又买通了陈树藩的父亲陈配岳，后者让人拿着公文前往昭陵，谎称要把这四尊石刻运到省城妥善保管，负责看管昭陵的工作人员将信将疑，又不敢违抗，只好装箱放行。按照计划，“四骏”将经由渭河运往洛阳，再从洛阳用火车运至上海，最后运到美国。得到风声的当地乡民怒不可遏，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派出人马追击，将“四骏”追回，临时安置在陕西图书馆。《苏庵杂志》卷三“石骏再记”条为此提供了佐证。

1953年，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成立时，将“四骏”接收并修复，从此收藏至今。

一百多年来，昭陵六骏远隔重洋，不得聚首，令无数国人扼腕叹息。2026年，是昭陵六骏离散后的第十个马年，我们怀着“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的心情，希望“二骏”与其他流散海外的文物，有朝一日踏上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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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树下的日军坦克残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