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老山战役，一护士被评为一等功后跟政委报告：我怎么当得起

1984年老山战役结束后，首批医疗队也完成了救护任务，172战地医疗所在撤下以后，开了一次评功总结会。

不过，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个简单的评功工作，却根本进行不下来。

大家都是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肯来领这个功，作为上过战场，亲眼见到了那么多牺牲者、受伤者，她们不好意思要这个功。

没有办法，172战地医疗所只好改为无记名投票，要求全体医务人员、警卫排，以及所有留所治疗的伤员投票选出一个人来评功。

图|钟惠玲

当着大伙的面，三个工作人员打开票箱计票，同时在旁边的黑板上划“正”字。

统计结束后，172战地医疗所的担任主攻部队的卫生员钟惠玲以差一票的票数当选，后来被上级授予了一等功。

钟惠玲后来才知道，她之所以差一票，并不是因为有人没投她票，缺的那张票其实是她自己的，她投给了别人。就此，钟惠玲成为全军唯一一位荣立一等功，并被授予“模范卫生员”荣誉称号的女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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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惠玲是云南大理人，1965年出生，1982年高中毕业以后参军，1983年1月参军后在位于宜良县陆军72医院当了一名话务兵。入伍后第二年，陆军72医院与玉溪144医院合并，钟慧玲转调入院当了卫生员。

多年后钟惠玲回忆起自己参军的经历，还颇为感慨，她们六零年代的人，出生接触的就是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人物的故事，也曾经梦想成为一名军人，成为一个英雄。

1979年2月，对越反击战打响，战役结束后，钟惠玲看着从前线凯旋归来的解放军战士，内心深处萌生了当兵的想法。

1984年1月，老山收复战发起前，钟惠玲所在的医院奉令组建医疗队，要开赴第一线，钟惠玲第一时间就报名要求到医疗队。

不过有趣的是，上级领导一开始并不同意钟惠玲上前线，觉得她是一个新兵，后来还是钟慧玲软磨硬泡，上级领导才勉强同意她参加医疗队。

1984年4月，钟惠玲随医疗队乘车出发，一路上大家都很兴奋，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钟惠玲所在的172战地医疗所的位置是在一个叫落水洞”的地方，这里应该是医疗队所能抵达最前沿的地方。

钟惠玲记得，自己刚到“落水洞”的时候，就听到山那边不停地在打炮，“咣咣咣”地响了一夜。

当时，这些从后方来到前线的医生护士，还根本意识不到战场有多残酷。

图|野战医疗所

尽管已经做好了救治伤员一切准备，可真正看着伤员从战场上被抬下来，看着那血肉模糊的场景，所有人还是控制不住心惊肉跳。

“‘428’那天啊，我在救护所基本上是哭着上班的，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血，那么多伤残的战友。”

1984年4月28日，老山收复战打响，仅在老山方向，一天之内就抬下来500多伤员，钟惠玲后来回忆，当时她只记得老山战役当天，一卡车一卡车的伤员从前线上下来，以至于她们一开始准备接收伤员的床都不够，只能临时把褥子铺在地下当床。

“伤员们浑身血迹和泥土，枪伤、炮伤、地雷伤等各种伤情、血腥味、硝烟味、汗味混合，血肉模糊的伤口让我内心惊恐不安。我平常见到杀鸡都害怕！在我17岁参加新兵训练时，新兵战友张灵英患急性阑尾炎住院，征得本院领导同意，我穿手术衣站在手术台旁陪她做阑尾切除手术，我站在手术台旁边看见她的皮肤被消毒后，铺上洞巾，手术刀轻轻一刀一刀把肚皮划开，看见切口冒血了，我突然头晕浑身发软站不住了差点晕到，被架出了手术室……。”

初上战场的钟惠玲，第一次看到了伤员伤口流出的血、腐烂的肉，差点就又昏了过去，但身体摇晃了两下，她还是站直了身子。

图|钟惠玲在前线

也因为医疗所的气味过于浓郁，钟惠玲后来加戴了两层口罩，可还是抵挡不住一阵一阵的血腥气。

不过，令钟惠玲钦佩的是，那些被抬下来的伤员，他们在被救治过程中，没有一个喊苦、也没有一个喊痛，她戴着口罩，心里有些愧疚。

钟惠玲索性把心一横，直接摘掉了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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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月28日到4月30日，包括钟惠玲在内的大多数医疗人员都没休息，她们顶在一线，不停的救治伤员。

与所有人不一样的是，钟惠玲是第一个发现，救治前线伤员，不仅仅是需要治疗外伤，还应该关心他们的心理状态。

不管是轻伤的还是重伤的，这些人下了战场以后，或多或少心理上都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新兵，多少都有些战争心理创伤。

尽管世界范围内早在二战后对于战士战后心理创伤就有了系统的研究，但在但当时国内，研究还是比较少。

对于战场上负伤的战士，战地医疗所也只能是保障基本，尽可能的让他们都活下来。

钟惠玲后来回忆起往事，也坦言自己当年只是一个小护士，并不懂得心理干预，后来是上了军校以后，才接触到相关课程。

不过，钟惠玲很善于观察，他注意到一些接受治疗的战士们普遍不爱说话，情绪比较低落，因而抽出时间专门与这些战士说话聊天。

钟惠玲记得，自己当年照顾的一个伤员叫晋方力，当年负伤时才16岁。

晋方力是被敌人的高射机枪子弹射穿了腿，后来送到172战地医疗所动了手术，然而手术完了以后，他人却没缓过来，整天躺在那里，不吃不喝也不动，一连好几天。

钟惠玲注意到这个情况后，就专门找晋方力聊天，但晋方力并不理她，每天只是望着天花板，眼泪汪汪的。

好在钟惠玲并不气馁，连续几天同晋方力说话，这才打开他的心扉。

一次聊天，晋方力无不忧愁的表示：

“我才16岁，腿要是没了，以后的人生该怎么办呀？”

钟惠玲安慰他：

“你的伤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如果真是保不住腿了，那你现在就不是在我面前了，早把你用飞机送去后方了。我见过很多伤员，一送来就截肢，手术一完就被飞机运走了。而你现在两条腿都在，只是被那个高射击机枪打穿了以后，伤得比较重。所以你要好好吃饭，营养充足了，肉就长得快，肉长满了，你的伤也就好了。”

在钟慧玲安慰下，晋方力才慢慢开朗起来，人也变得爱说话起来，后来他被送到后方医院，临走时还跟钟慧玲打了招呼。

四十几年过去了，钟惠玲还又见到了晋方力。

像晋方力这样的战士，在战地医疗所里比比皆是，钟惠玲开始考虑，该怎么让他们舒缓心理呢？

考虑到一些战士们喜欢下棋、打牌、钟惠玲特意在城镇买来了象棋、扑克牌，闲着没事就同他们打牌、下棋，她还自费买来许多书，在医疗所开办了阅览室，专供伤员们看书，有时间还把大伙组织在一起，聊天、唱歌。

钟慧玲的举动，大大降低了前线战士在战后患“战争后遗症”概率。

值得一提的是，172战地医疗所在转移第一批伤员到后方时，钟惠玲察觉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伤员明明都是英雄，但却怎么看怎么像刚打了败仗那样。

后来钟惠玲才琢磨明白，原来是之前这些伤员从前线下来的时候，为了给他们治疗，军装都被剪烂了，后来虽然都换了新军装，却没缝上领章、帽徽。

缺了领章、帽徽的65式军装，穿在身上显示不出一个战士的精气神。

钟惠玲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后，就利用闲暇时间，把伤员们换新军装的时候，给他们缝上新的领章、帽徽，第二批伤员返回后方的时候，身上一穿军装，效果立马就变得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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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为钟惠玲的付出，所有伤员们都对她感恩戴德，战友们都亲切的称她是“战地女神”，甚至有的战士还开玩笑说：

“如果负伤就可以到医疗所养伤见到您，是美差啊！”

钟惠玲后来知道，不少前线的官兵纷纷给上级写信反映，要为她请功，信不仅送到前线指挥部，有的还被送到了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的办公桌上。

172战地医疗所开完评功会，钟惠玲全票通过，后来被授予一等功。

不过，一开始得知自己将被授予一等功，钟惠玲的心里还是非常惶恐的，后来她专门找了政委吴跃才（也有文章称吴耀才）谈了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我上前线，我要有机会立个三等功，我都觉得我很了不起了，而现在居然是立了个一等功，这对于我这样一个18岁的新兵来说，我承担不起呀！
“首先，我们所的医务人员比我优秀的实在是太多了，不说别的，就是我们这个小组，我的组长参加过抗美援越，支援过老挝，支援过柬埔寨。而且这个老主任马上就要退休了，我们这次参战就是他领导我们这个小组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可比我强一千倍，一万倍，这个一等功一定要给他。“

”再说了，包括所里的其他医生、护士，我就觉得我远远不如他们啊！”

吴跃才反过来劝钟惠玲：

“你的一等功是大家共同评出来的，那么多的医务人员、战士、伤员都给你请功，说明我们所有人都看见了你的无私奉献，你默默的一个人在做的所有的事情，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你就不要谦虚了。”

“你不要把这个一等功看成是你自己个人的，你是我们整个172野战医疗所的代表。”

图|钟惠玲与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

即便是这样，荣获这个一等功，钟惠玲还是觉得诚惶诚恐，此后数年间，除非一些必要场合，她从不佩戴这个军功章，她觉得这个军功章不是属于她个人的，是属于前线战友和医疗所全体医务人员，分量实在太重了。

1984年9月，昆明军区又授予了钟惠玲“模范卫生员”的荣誉称号，同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年仅18岁的钟慧玲作为英模代表，应邀参加了天安门的国庆观礼。

1985年3月，钟惠玲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的荣誉称号，同年5月，被推荐为国际南丁格尔奖候选人。

1987年，钟惠玲又出席了全军英模代表大会。

1988年，钟惠玲调入中央警卫局从事医疗保健工作，直至退休。

退休后的钟惠玲致力于关爱老兵，致力于公益事业，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每年都要拿出一个月的工资来去做公益，去关爱烈士的父母。

后来钟惠玲再谈起当年这些往事，还有些感慨：

“我尊重我胸前的军功章，但我不是英雄，我们只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幸存者。我立功授奖，只是这些参战者、幸存者当中的幸运者而已。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在烈士陵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