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哈梅内伊

无论这场军事打击是否会推翻伊朗现政权，但都意味着伊朗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标志着一种反现代的社会改造探索已经彻底宣告失败。

（1） 新的战争模式已经开启。当地时间2月28日上午9时30分许，美以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大约12个小时后，特朗普发布了成功斩首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消息，随后伊朗官方确认了这个消息，并宣布全国进入40天的哀悼期。另外，伊朗国防部长、革命卫队司令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等核心指挥官也悉数死于美国和以色列的精准打击。

此次伊朗战争毫无疑问又开创了全球战争的新模式，1939年德国人发明了闪击战，可以用1个星期占领一个国家；1991年海湾战争创造了空地一体+信息化战争模式，美军以阵亡148人为代价，击毙和俘虏10多万伊拉克国防军。此次则开创了直接斩首，摧毁指挥中枢，让一个国家指挥力量迅速瘫痪的新模式，是战争技术演变的最先进形态，即实现中国兵家最梦寐以求的“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这次行动再次展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不可思议的情报战能力，以及精准远程袭击能力，两种能力天衣无缝的合作，简直是艺术级表演示范。令四年前俄罗斯袭击乌克兰不成，数十万大军阻塞于通往基辅的道路上，四年来以牺牲10-30万人为代价，仅仅把战线推进了几十公里相形见绌。美俄之间的战争思想、情报能力、科技能力存在跨时代差异，俄罗斯越来越落后于美国是不争事实。

鉴于伊朗是一个地位非常重要的文明轴心国家，伊朗神权政府的崩溃，会对全球地缘政治、伊斯兰世界的意识形态产生巨大的影响。毫无疑问，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力量对比，以及伊斯兰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对比，尤其是伊斯兰保守主义的演进都会发生剧变——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伊斯兰保守主义的最重要推动力，半个世纪以来这股潮流裹挟了整个穆斯林世界，逆转了19世纪以来世俗化的探索，当下的美伊战争，以及阿拉伯世界年轻世俗派的日渐成长，都有可能会极大削弱这个保守主义潮流。

当然这些都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头号重要课题，期待有专家进行精彩分析。不过，本文还是想主要着眼于，伊朗哈梅内伊是怎么从受大众万民拥戴，到众叛亲离、老百姓敢怒不敢言的；伊斯兰革命是怎么从一个具有一定社会正义性、革命性的潮流，成为一个逐渐与人民利益和期待渐行渐远的。

（2）一位年轻宗教学者的崛起之路。哈梅内伊于1939年生于圣城马什哈德一个神职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宗教领袖，他青年时代受到了最良好的宗教教育，19岁前往宗教圣地库姆学院学习，24岁就获得仅次于阿亚图拉的“霍贾特伊斯兰”（Hujjatul Islam wal Muslimee, 伊斯兰权威之意）称号。此后，他一边在呼罗珊地区从事于教务活动，一边追随霍梅尼参加反巴列维王朝的革命运动，期间他六次入狱，并且遭受了严重的酷刑。

这一方面显示出哈梅内伊的宗教学术天赋和正义感，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的认知缺陷：他自始至终成长于伊朗落后地区宗教环境中，缺乏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导致他执掌政权后，只能按照中世纪教法原则治国，而缺乏对现代文明潮流的感知——这也是整个教士集团的普遍特征。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一个腐朽的政权，但是解决社会问题之道，却比巴列维王朝的不成功世俗化，对国家更具有杀伤力。

伊斯兰革命成功后，哈梅内伊深得霍梅尼器重，成为他的左膀右臂之一，1979年被任命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1981年又成为伊朗总统。哈梅内伊也是精于权术的，他迅速获得了广泛权力，并且在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尽管多数大阿亚图拉反对，还是成功越过宪法的规定，在没有阿亚图拉(Ayatollah)或马尔贾（Marja）身份情况下，就当选最高领袖。好比一个非美国出生公民，竟然成为美国总统，或者一个非苏共中央委员，竟然成为苏共总书记。

（3）教法治国的全面落实者。如果说霍梅尼提出了教法学家思想治国的思想，但是因为他掌权后年迈体弱、两伊战争、内部派系林立等原因，未能实践这个思想。不过哈梅内伊成为最高领袖后，极为成功地塑造了教士监国的体制，让整个伊朗社会置于教士集团的治理之下。

哈梅内伊宣称：“教法学家的领袖拥有先知所有的权威，能督促政府和社会管理事务的神圣的正统宗教伊斯兰”；“教法学家监护原则是伊朗永久的财富，它能解决伊朗前进道路上一切最敏感的运动和最危险的问题。”

他指出，在伊玛目隐遁时期，只有教士才能完整理解先知的意图和按照安拉的旨意管理社会，俨然是以上帝代理人自居。他还指出：“当公众利益处于危险时，即使领袖与人民的观点有冲突，领袖的决策也优先于任何其他决策。”

哈梅内伊通过教士集团组成的专家会议（（Majlis-i Khobregan）和监护委员会(شورای نگهبان， Shourā-ye Negahbān），在幕后垂帘听政控制着伊朗。后者可以说是伊朗政治的最终裁决者，拥有议会立法的否决权，以及拥有对总统和地方领导人选举、当选资格的审核权。

这个委员会要确保一切法律和选举人必须体现伊斯兰价值观，对于有改革和世俗倾向的人选往往拒之门外。比如，由于保守派候选人在2000年议会选举中表现不佳，委员会取消了3600多名改革派和独立候选人参加2004年选举的资格。在2006年伊朗专家议会选举前夕，所有女性候选人均被取消资格。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委员由12名委员组成，哈梅内伊可以直接任命6位成员，这意味着他随时都可以获得监护委员会的多数票。

哈梅内伊还可以绕过总统和议会，直接任命伊斯兰共和国最有权势的官员，它们包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武装部队参谋长、警察局长、广播部负责人、伊朗首席大法官、伊斯兰自由大学董事会主席和博尼亚德基金会首领、霍梅尼救济委员会主席（后两者掌握核心经济命脉）。

（4）坚硬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哈梅内伊通过发布法特瓦（فتوى、fatwah，宗教法令）这种非现代的、中古时代的方式治理国家。他上任以来先后发布了1000多份法特瓦，来指导政治和世俗生活，可以说从国家政治结构、圣战，到跳什么舞、听什么音乐，甚至是否可以买彩票都要有规定。有兴趣者可以登录哈梅内伊办公室网站（https://www.leader.ir/en/book/32/Practical-Laws-of-Islam）查看，这里面有展示部分法特瓦或宗教解释。

比如，1996年末，哈梅内伊发布法特瓦称音乐教育败坏年轻人的思想，因此禁止公共机构对16岁以下的少年教授音乐；2002年他发布法特瓦，认为教育部容许大学存在反伊斯兰教的行为，如演奏和研习音乐、到异教徒国家旅游、进行非宗教性质野外考察等等，敦促大学强制执行伊斯兰价值。

哈梅内伊和伊斯兰政府对国家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关注点，即如何塑造伊斯兰女性。如果说西方人在他们的殖民地创造了制度性的种族隔离，哈梅内伊执政期间也创造了制度性的公共空间的“性别隔离”政策，比如中小学男女不同班，公交车男性走前门上下、女性走后门上下，地铁专门设立女性车厢。2021年，德黑兰市政府还设立了仅限女性的公交车和小巴，所有司机都是女性，所有乘客都应是女性，禁止男性上车。

哈梅内伊认为性别平等是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目的是“腐蚀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2007年7月，他猛烈批评伊朗的妇女解放主张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该运动倡导者Delaram Ali被判处34个月有期徒刑及鞭刑。

哈梅内伊坚决捍卫妇女戴头巾的原则，认为头巾旨在尊崇女性，是对妇女最好的保护。他说： “罩袍就是我们的口号， 就是我们伊斯兰和我们文化的象征， 对我们整个民族来说都十分神圣。”他倡导女性贞洁观，提出 “任何保护女性的运动， 都必须基于女性贞洁的角度出发。 贞洁是女性最重要的品质， 我们不能置此于不顾。”

尽管近些年性别隔离有很大松动 ，但是伊朗仍旧是女性歧视最严重国家之一，全国36所大学不同程度上禁止女性学习某些学科。世界银行2010年的一份报告估计，伊朗农村地区女性劳动参与率仅为为12.6%，而男性为66.1%；城市女性失业率为16%，而男性仅为8%。

（5）教士治国对权力的腐蚀和导致的国家治理系统的紊乱。哈梅内伊为了扩大权力的控制，极力扩张非体系部门的权力，由此导致国家治理体系的紊乱和腐败。具体表现为军事方面，忠诚于最高领袖伊斯兰革命卫队急剧扩张，凌驾于国防军至上。革命卫队获得的经费远远高于国防军，并且直接掌握大量商业资源（估算年商业营收为120亿美元之上），这实质导致军事指挥系统的混乱和严重腐败，削弱了伊斯兰革命政权的自卫能力。

从2020年以来，伊朗军事部门对美以袭击束手无策，即显示出这种体制的弊端。它不能培养忠诚于最高领袖和圣战的牺牲者，更不可能培养国家建设者，只能是贪婪之图的容身之所。

哈梅内伊还通过伊玛目指令执行总部（ستاد اجرایی فرمان امام、Setâd-e Ejrây-ye Farmân-e Emâm，简称Setad）控制着国家经济资源资源。Setad资产包括大量房地产和37家公司，涵盖伊朗盈利最丰厚的金融、石油和电信，控制着约1000亿美元以上资产。根据伊玛目命令，Setad还掌握着随便被没收的巴哈伊教徒、非什叶派穆斯林和海外伊朗人的巨额资产。

博尼亚德基金会（Bonyad Shahid va Omur-e Janbazan，即“烈士与退伍军人事务基金会”）也掌握巨量经济资源。这些机构的经济专营和垄断行为，实质上导致了伊斯兰伊斯兰革命集团的迅速腐败，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也都被指控有严重腐败嫌疑，分别拥有数亿美元的财富。

（6）抗拒全球化和伊朗经济的崩溃。在经济和外交方面，伊斯兰主义和哈梅内伊都视全球化、对外开放为洪水猛兽。伊朗在1979年革命以后，确立了两个对外基本方针：一个是要输出伊斯兰革命，另一个就是要断绝与外界的经济关系。1980年上台的总统巴尼萨德尔说：“必须重新组织和分配我们各经济部门的活动，取消我们与外国的现存的经济联系”。伊朗1979年版宪法第81条规定：“绝对禁止给予外国人以开设商业、工业、农业、矿业和服务业方面的公司和企业的权利”，第82条规定：“政府不得雇佣外国技术人员，在必要情况下须经伊斯兰专家委员会的批准”。

如果说伊斯兰革命之初做出这样的判断是时代局限导致，与那时代普遍的反帝运动也有关系，但是到全球化的今天哈梅内伊依然保持这种认识，比如他谈起全球化时说:“如果一个国家将其经济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那么这不是一种自豪感;相反，这是一种损失和失败。

因此，哈梅内伊主张一种 “经济独立即避免全球化”的“抵抗型经济”。这其实是一种闭关自守的、战时国防经济，切断了本国与外部的经济资源和技术交流。所以，伊朗的经济孤立一方面由美国制裁的因素，另一方面与伊朗最高层的指导思想也有关，即便是没有美国制裁，它也很难主动参与全球化。

这种反全球化的经济政策导致伊朗经济的全面塌陷。革命前夕的1977年，伊朗是亚洲第四经济强国，GDP总量仅次于日本、中国和印度，占全球GDP总量的1.1%；当年人均GDP2325美元，位居全世界第44名，属于高收入国家，比世界平均收入多三分之一，比葡萄牙、台湾和韩国等经济体还高，是当时中国的12倍左右。

但是到了2024年，伊朗GDP在全球经济比重下降到0.3%，人均排名下降到第133名，比1977年下降了89名，是全球跌幅最大的国家之一。这47年间，全世界人均GDP增长了约7倍，而伊朗GDP仅增长了不到一倍（2325美元至3897美元）。

经济不稳定性另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伊斯兰革命后，里亚尔对美元贬值了近2万倍，其中去年一年通货膨胀率就达到84%以上。据伊朗中央银行的计算，2015年伊朗8000万人口中，有16％生活在绝对贫困中，有50％生活在相对贫困线以下，10.9%的家庭消费在5.5美元之下。

而伊斯兰神职政府仍旧无视这些民间的真问题，依旧沉醉于建立一个伊朗主导的伊斯兰乌玛（أُمَّة、Ummah，理想国之意）的设想。哈梅内伊2020年2月仍在宣示：“我们将把我们的革命输出到全世界”，让“世界各国看到一个民族凭借自身力量，依靠意志和决心，依靠真主，能够站立不放弃”，他还认为伊朗有鼓励其他伊斯兰民族摆脱压迫、输出真诚与纯洁的人类价值观的责任。

在这种战略指导的影响下，尽管伊朗每年财政收入只有500亿美元左右，依然支出数十亿、甚至上百亿支持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等势力，这无疑让伊朗经济雪上加霜。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总结形成了判断一个制度优劣，应该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后来又发展演进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人民利益之上”的发展理念。这不仅是判断社会主义道路的准则，也是衡量一切人类社会正当性、合法性的准则。

伊朗伊斯兰革命和哈梅内伊的主张，无疑是每一样都是与“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和“人民至上”的原则相违背的。它代表的是反现代的思想潮流，总体政策上是反人民利益的，不利于伊朗这个国家的发展。并且，在伊朗人民和精英集团厌恶这种路线之后，哈梅内伊依然因为自己认知和利益的问题，抗拒改革的要求，导致伊朗经济处境越来越差。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它/他是反美的，就赋予其道德合法性，施加无限同情。

总之，伊朗在军事冲突中的遭遇，以及哈梅内伊及其家人被斩首，再次证明任何极端的保守主义都行不通，唯有顺应人类潮流和普遍价值，国家才有前途，人民才会有幸福的生活。无论这场军事打击是否会推翻伊朗现政权，但都意味着伊朗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标志着一种反现代的社会改造探索已经彻底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