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是当代人的人口学命运吗？

撰文｜陈文琪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博士生

责编｜李婷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

一、假期落幕，谁在沉默？

2026年的春节假期在本周画上了句号。朋友圈里，返程的高铁照、机场的夕阳、高速的车流、万家灯火重新点亮，人们带着年货的香气和亲人的叮嘱回到各自的城市，然后关上房门，继续一个人的生活。家里那对独居的父母，送走孩子之后，客厅的电视一整晚没有关过。外地工作的年轻人，回到房间，刷了两小时短视频，忽然想不起来今天和谁说过话。假期期间，七大姑八大姨问起婚恋、生育，气氛尴尬得像被人按住了快进键——而如今，这些追问和饭桌上的喧嚣，一下子都消失了。有一种孤独，叫做热闹散尽之后。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六次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中国一人户数量从2010年的5800万户骤增至2020年的1.25亿户，十年间增长1.15倍，到2020年一人户占全国家庭户总数的25.4%。李婷等（2025）研究发现，中国单人户的时空格局具有三大特征：分布上，东部沿海经济带和青藏地区，以及各省省会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的单人户占比较高；变化趋势上，单人户占比的快速提升先发于东部和东北地区，随后蔓延至全国；年龄结构上，单人户占比的提升由原先的青年驱动逐渐向老年驱动演进。

图1 单人户占比提升的因素分解

孤独，早已不是某些人的私事，而是一个结构性的社会现象、一个人口学问题。

二、3个“独”字，一个时代的画像

中文里藏着一个有趣的巧合：当我们谈论今天中国人的处境，三种“独”几乎无法分开。

1. 独生子女的“独”：家庭结构的历史遗产

中国的一代人，是在政策的刀刃上长大的独生子女。一对夫妻、一个孩子，这个从计划生育年代开始塑造的家庭结构，至今仍在影响着几亿人的孤独感受。没有兄弟姐妹，意味着从小的玩伴只有父母；父母老去，意味着压在一个人肩上的责任无人分担。当这些独生子女离开家乡去外地工作，父母身后的那扇门一合上，两代人便同时开始了各自的孤独。

人口学上有一个衡量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叫“空巢预期寿命”。研究表明，中国老年人在60岁时的空巢预期寿命约达13.8年，占其余寿的60%以上(陈卫、段媛媛，2017)。这意味着当代中国老人晚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只有老两口或独自一人的“空巢”中度过的，而女性、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的空巢预期寿命更长。

图2 分年龄性别老年人空巢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比重: 2011~2013

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主观的孤独感，人口学家Raymo和Wang（2022）引入了“孤独预期寿命”（lonely life expectancy）的概念 。他们用沙利文（Sullivan）方法估算发现，美国老年人平均约有 20%到25%的余寿处于明显的孤独状态，且这一数字在低教育程度和特定少数族裔群体中显著更高。虽然中美社会背景不同，但孤独预期寿命的视角提醒我们：即便生活在标榜个体主义的美国，晚年的孤独依然占据了人们余寿的大约四分之一，而在家庭传统更深厚、却又经历了剧烈结构转型的中国，这笔正在到期的、由几代人共担的“孤独账单”的份额只会更加沉重。

2. 独立个体的“独”：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中国版本

如果说独生子女的“独”来自政策，那么另一种“独”则来自时代价值观的变迁。结婚率连年下滑，初婚年龄屡创新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选择单身或不婚——他们不是没有能力建立关系，而是在追求一种更自主、更个体化的生活方式。这正是人口学理论所说的“第二次人口转变”（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核心特征：推迟结婚、同居增加、不婚和不育比例上升，个人价值凌驾于家庭义务之上。荷兰人口学家Ron Lesthaeghe和Dirk van de Kaa在1986年首次提出这一理论时，描述的是欧洲社会发生的一场婚育观念革命，而今天，这套剧本正在东亚社会加速上演。与欧洲不同，东亚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往往伴随着极高的竞争压力和生活成本，使得这种“个体化”带有一种被迫与主动交织的色彩。

但“选择独立”与“感到孤独”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根据Perlman和Peplau（1981）的经典表述，孤独感的核心定义是“期望的社会关系”与“实际拥有的社会关系”之间的落差所产生的痛苦。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生活在人群之中，却依然深感孤独；也可以独居一室，却毫无孤独感。选择单身的年轻人，在假期结束后面对同事们关于“今年找到对象了吗”的追问，那种如鲠在喉的感受，或许不是孤独，而是不被理解，但它同样值得被认真对待。这种错位在东亚社会尤为明显，因为集体主义的传统期待会放大那些选择个体化生活的人的“感知缺憾”。

3. 独来独往的“独”：数字时代的在场幻觉

还有一种孤独，最隐蔽，也最普遍，那就是数字孤独。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连接”得如此紧密：手机随时在线，短视频算法精准投喂，微信群的消息24小时不间断。然而，大量社会学研究发现，过度依赖线上社交，反而加剧了现实中的孤立感。屏幕那头的点赞和评论，无法真正替代一次面对面的、有温度的交谈。

春节期间，许多家庭聚会的饭桌上出现了一幅画面：长辈们互相干杯，年轻人各自低头刷手机，同坐一桌，却如同身处平行宇宙。这不是个体道德的问题，而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性断联：技术给了我们一个随时“在场”的幻觉，却悄悄蚕食了真实连接的能力。

日本社会学者三浦展在《孤独社会》一书中指出，现代社会的孤独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而是渗透进了所有年龄层的日常。年轻人的孤独尤其值得警惕，因为他们往往将孤独内化为个人失败，却忽略了这其实是社会结构挤压后的必然结果。三浦展将这种结构性的孤独拆解为一环扣一环的三重形态：首先是物质基础的坍塌，即“下流社会”的出现。随着中产阶级消亡，阶层向下流动，这种经济上的不安全感直接削弱了人们建立长久社会关系的物质能力。紧接着是居住形态的改变，即“单身社会”成为主流。当婚姻不再是必选项，或者成为一种奢侈品，单身家庭便从边缘走向中心，个体在物理空间上被彻底孤立。最后是精神世界的代偿，即“虚拟社会”的扩张。当现实中的社交变得沉重且昂贵，年轻人更容易遁入算法精准投喂的虚拟生活中。这三者互为因果：不稳定的经济（向下流动）催生了孤独的居住状态（单身），而现实的匮乏最终让人们沉溺于廉价的连接（虚拟）。 这种“孤独”，其实是数字时代对个体的一场温柔却彻底的围猎。

而今天，这种在场幻觉正被 AI 进一步重塑。伴随着 AI 聊天机器人与虚拟伴侣的爆发，我们进入了一个极致懂你却空无一人的时代。AI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低成本陪伴，它永远在线、从不疲惫、精准捕捉你的每一个情绪锚点。但这究竟是孤独的解药，还是更深层的致幻剂？当我们习惯了与完美契合的算法交谈，现实中那些充满摩擦、尴尬却带有真实温度的真人社交，反而变得沉重且难以忍受。这种低成本的亲密可能会让我们陷入更彻底的社交退缩。正如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中所警示的那样：“我们对技术的期待越来越多，对彼此的期待却越来越少。”我们正在习惯一种群体性孤独，身处算法编织的温柔乡里，却与真实的邻座渐行渐远。

三、东亚“超前服”孤独社会的预演

如果说中国当下面对的是孤独问题的“青春期”，那么邻国日本和韩国，已经活进了东亚服务器未来的某一个版本。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将孤独问题上升为国家议题的国家之一。根据日本警察厅发布数据，2024年日本有7.6万名独居者在家中去世，其中超过2.1万人死后8天以上才被发现，被认定为“孤独死”。为此，日本还衍生出遗物整理师这一新兴职业：专门为孤独死者清理遗物、打扫房间。更令人警觉的是，孤独死正在年轻化。根据日本小额短期保险协会的统计，2015年4月至2025年3月累计的孤独死案例中，65岁以下人口的占比接近46.1%，其中45岁以下的人口占比超过10%。

图源：日本小额短期保险统计协会 《 第10次孤独死亡现状报告》 https://www.shougakutanki.jp/general/info/kodokushi/news/kodokusiReport_10th.pdf

图3 孤独死者的男女比例及年龄分布

韩国的情况同样触目惊心。今年1月，韩国社会保障情报院发布报告显示，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对153个国家的研究指出全球约15.8%的人口正经历孤独困扰，每年约有87万人死于孤独相关因素，而韩国的孤独人口占比约为五分之一，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2023年面向全国1000名19周岁以上成年人进行的《关于国民对孤独死的认识》的调查显示：三成韩国人担心自己或许会“孤独死”，其中30多岁的人认为自己“孤独死”的可能性最高（39.53%），在他们眼中，孤独死不是一个遥远的晚年预言，而是一个近在咫尺的生存风险。

图4 韩国首尔孤独者援助热线反响超预期

日韩的经验告诉我们：孤独问题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自然消解，反而可能伴随城镇化、少子化、老龄化而持续加深。作为东亚文化圈内发展路径最相近的国家，日韩的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若干年后将要面对的社会图景。今年1月，“死了么”APP（现已改名Demumu）曾登顶中国版苹果应用商店付费榜，这款只有“每日签到+逾期邮件通知”两个简单功能的APP引发社会热议。虽然名称太过扎心，但背后的市场需求却不容忽视——独居人群对安全保障有迫切需求，他们也很有意愿为类似“死了么”APP这类新生事物买单。在风暴来临之前，敏锐的水手已经嗅到大海躁动的气息。

图5 “死了么”APP宣布改名Demumu

四、人口学家终于开始“数”孤独了

长期以来，人口学这门学科有自己清晰的算数指南：出生、死亡、迁移，一笔一划，可观测、可计量、可预测。孤独？那似乎是心理学关心的事，不在人口学的议程内。然而，这一局面正在发生改变。

今年1月，人口学顶级期刊《Demographic Research》发表了一篇题为《The demography of loneliness: Rethinking social connections in population research》的论文。巴西人口学家Hisrael Passarelli-Araujo系统性地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孤独”的人口学（demography of loneliness）。这篇论文的核心主张只有一个，却分量不轻：孤独，不只是人口变迁的产物，它本身就是一种人口过程，影响着生育、死亡和迁移这三个人口学最核心的领域。

图6 “孤独”的人口学：一个分析框架

1. 孤独如何影响死亡？

这是目前研究最充分的领域。Holt-Lunstad等人（2015）对超过300万名参与者的元分析显示，持续性孤独对死亡率的影响，与肥胖、吸烟、缺乏运动相当。在生物机制上，慢性孤独会激活应激反应系统，破坏免疫功能，加速炎症过程，最终提高心血管疾病、认知退化和代谢紊乱的风险。加之孤独者往往睡眠更差、运动更少、就医更迟，孤独会带着一群“小弟”一起攻击人的健康。

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持续深化，配偶先行离世（丧偶）是触发老年孤独的最强预测因素之一。一旦失去伴侣，日常的生活结构崩塌，情感锚点消失，许多老年人便进入健康快速恶化的通道。而退休同样是一道坎，工作场所提供的不只是收入，还有生活规律感、认同感和社交结构，这些在退休后往往同时消失。

2. 孤独如何影响生育？

这是更微妙、也更被忽视的路径。Hisrael Passarelli-Araujo（2026）指出，孤独通过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影响生育意愿。一方面，孤独可能强化生育意愿，在某些人那里，生一个孩子是试图建立情感连接、获得陪伴的方式，越孤独、越渴望拥有孩子。另一方面，慢性孤独往往与抑郁、低自我效能感和经济不安全感交织，反而压低了生育意愿，因为孤独的人更难想象自己（或和伴侣）有能力承担养育责任。芬兰的研究已经发现，26~30岁中未感到孤独的年轻人，表现出更高的生育意愿(Artamonova et al., 2024)；换言之，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人们愿意生育的重要前提。挪威和瑞典的研究则表明，孤独与抑郁共同作用，会显著降低实现生育意愿的可能性(Carlsson & Kim, 2026)。

反过来，论文也揭示了一个“孤独”的死循环：低生育率→家庭规模缩小→子女减少→老年后缺乏非正式照料支持→晚年孤独风险上升。孤独不只是低生育的结果，也可能是低生育的原因之一。这对于理解中国生育率持续低迷，提供了一个尚未被充分重视的社会心理视角。

3. 孤独如何影响迁移？

人口流动与孤独的关系，是双向且复杂的。孤独，有时候是促使人们流出的推力：那些在家乡感到格格不入、缺乏归属感的年轻人，更容易迁移到新的地方重建关系。但迁移之后，新的孤独也随之而来：语言壁垒、文化差距、陌生的制度环境等等，都让异乡人难以快速建立有深度的社交网络。

论文特别指出了“跨国孤独”（transnational loneliness）这一概念，当子女移居海外，留在故乡的父母和留在故乡牵挂远方孩子的情感张力，构成了一种跨越国境的孤独。汇款可以维持生计，视频通话可以看见面孔，但它们都无法替代共同在场的温度。这在中国大量的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现实中，同样清晰可见。

五、人口学，能为“孤独”做什么？

Passarelli-Araujo在论文结尾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能否将孤独纳入人口学的常规指标体系？就像我们统计平均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那样，也构建出“孤独预期寿命”？用生命表方法，计算一个人一生中将有多少年处于孤独状态，并按性别、教育、婚姻状况分解差异。

这并非天方夜谭。美国人口学家Raymo和Wang（2022年）已经用Sullivan方法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研究表明，美国老年群体中，低教育程度、种族边缘化的人的孤独预期寿命显著更长，孤独像健康不平等一样，沿着阶级和种族的边界分布。也有学者将“人口代谢”（demographic metabolism）框架引入孤独研究，发现仅仅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即便每个年龄段的孤独率不变，全社会的孤独总负担也会自动上升；也就是说，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带着不同的孤独特征进入老年，从而改变了社会的整体面貌，这是人口结构本身驱动的孤独增量，与个体行为无关（Newmyer et al., 2022）。

这些研究提示我们，孤独不是可以靠“多出去走走”、“多参加活动”就能解决的个体问题。它的根源来自人口结构：生育率下降、独居增加、老龄化加速、流动人口规模庞大，这些宏观趋势共同编织了一张孤独的结构性网络，每一个体都身在其中，或轻或重地被捕获。

作者最终呼吁建立一门“归属感人口学”（demography of belonging），不只问人口怎么增减，还要问人们是否被看见、被联结、被支持。这不是人口学的越界，而是一次必要的扩张，正如人口学曾经扩展到教育、残障、性别平等等领域那样。现在，是时候认真面对人们的关系生活了。

人口学告诉我们：孤独不是宿命，但它的分布规律，像死亡率、生育率一样清晰可循。理解它的人口学逻辑，是制定应对政策的前提；而真正让人们不再孤独，需要的远不止单一的政策，而是制度、社区、技术，以及每一个愿意把头抬起来、看一眼身边人的普通时刻。

毕竟，孤独最怕的不是人数的热闹，而是在人群中被看见。

参考文献：

• Carlsson, E., & Kim, W. (2024).Do depression and loneliness affect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their realisation? Evidence from Norway and Sweden (Stockholm Research Reports in Demography 1). Stockholm University, SUDA.

• Holt-Lunstad, J., Smith, T. B., Baker, M., Harris, T., & Stephenson, D. (2015). Loneliness and social isolation as risk factors for mortality: A meta-analytic review.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2), 227–237.

• Lesthaeghe, R., & van de Kaa, D. J. (1986). Twee demografische transities? [Two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InBevolking: Groei en krimp (pp. 9–24). Van Loghum Slaterus.

• Newmyer, L., Verdery, A. M., Wang, H., & Margolis, R. (2022). Population aging, demographic metabolism, and the rising tide of late middle age to older adult loneliness around the world.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8(3), 829–862.

• Passarelli-Araujo, H. (2026). The demography of loneliness: Rethinking social connections in population research.Demographic Research,54(5), 133–158.

• Perlman, D., & Peplau, L. A. (1981). Toward a social psychology of loneliness. In S. Duck & R. Gilmour (Eds.),Personal relationships: Vol. 3.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disorder (pp. 31–56). Academic Press.

• Raymo, J. M., & Wang, J. (2022). Loneliness at older 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Lonely life expectancy and the role of loneliness in health disparities.Demography, 59(3), 921–947.

• 陈卫, & 段媛媛. (2017). 中国老年人的空巢时间有多长？. 人口研究, 41(5), 3-15.

• 李婷, 华杰, & 段成荣. (2025). 中国单人户分布格局时空演变的三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人口研究, 49(1), 20-36.

• 三浦展. (2023). 孤独社会：即将到来的第五消费时代 (谢文博,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 雪莉·特克尔.(2014).

  群体性孤独：

  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周逵,刘菁荆,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