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带你看清伊朗与西方的对立，何以走到这一步？

2026年2月的最后一天，一场代号为“史诗怒火”的大规模空袭与导弹打击，以“闪电战”的姿态撕裂了伊朗上空的平静。

当地时间2月28日上午，美军与以军联合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库姆、卡拉季和克尔曼沙阿等多地受到影响。德黑兰市中心发生剧烈爆炸，有浓烟升起。地区局势在短短数小时内从“高度紧绷”滑向公开战争。

2月28日在伊朗德黑兰拍摄的爆炸引发的浓烟。图源：新华社

3月1日，伊朗方面证实，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此外，包括伊朗国防部长在内的约40名伊朗官员也在袭击中死亡。

伊朗与西方的对立，何以走到这一步？

著名学者复旦教授包刚升在《大国的命运》中提供了严谨的分析框架。

书中系统梳理了伊朗对西方负面情绪的产生机制：从19世纪俄波战争割地赔款、英俄协议瓜分势力范围，到1941年盟军入侵迫使礼萨汗退位，再到1953年美英策划政变推翻摩萨台——这些事件构成了伊朗与西方互动的关键节点。包刚升指出，这种长期的不平等关系，既激发了伊朗的民族主义思潮，也推动了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反弹，最终导向1979年的革命。

该书的核心贡献在于提出传统大国现代转型的分析框架：国内政治上，传统大国往往在遭遇重大危机后才启动变革；国际政治上，被西方支配的经历容易催生敌对情绪，而实力提升后又可能引发权力竞争。两者相互影响，构成转型的结构性约束。

若想理解伊朗何以走到今天，以及“传统大国”在历史十字路口的选择逻辑，这本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认知工具。

（新闻来源：南方都市报）

本文摘自《大国的命运》

文 | 包刚升

伊朗对西方的负面看法或敌对情绪如何产生？

今天的伊朗是波斯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双重传承者。公元7世纪中叶前，波斯兴起过两个历时较长的大型帝国，即公元前7世纪至前4世纪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公元3世纪至7世纪的萨珊帝国。这两个帝国为波斯文明奠定了基础。公元7世纪之后，随着阿拉伯人、蒙古人的入侵，波斯开始了伊斯兰化进程。曾经统治伊朗较长时间的阿拔斯王朝与帖木儿帝国都是伊斯兰帝国。这样，伊朗人开始转向伊斯兰教，其统治机构亦有浓厚的伊斯兰化色彩。到了16世纪的萨非王朝（又称萨法维王朝），伊斯兰教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被确立为帝国的官方宗教。这就使得伊朗不同于中东其他逊尼派占主导的伊斯兰国家。总之，在遭遇西方之前，伊朗尽管内乱不断，外部入侵与内部力量崛起此起彼伏，但这并不妨碍伊朗不仅有着关于古代波斯帝国的辉煌记忆，而且也是什叶派伊斯兰教的中心。

波斯波利斯万国来朝浮雕 图源：国家地理

从18世纪末建立的恺加王朝开始，伊朗日益感受到来自正在兴起的西方世界的压力，而与西方主要大国之间的互动接触、纷争冲突、条约及战争，最终塑造了伊朗的政治进程。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定义的非西方传统大国俄罗斯对伊朗政治影响很大，但在伊朗看来，俄罗斯也属于来自欧洲的主要大国之一。从恺加王朝（1796—1925年）到巴列维王朝（1925—1979年）的早期，由于西方世界的兴起与伊朗的停滞不前，伊朗从中东地区的一个主要强国沦为一个任由西方主要大国支配和主宰的国家。大体而言，伊朗主要在三个方面受制于它跟西方主要强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领土与主权、资源与经济利益、文化与宗教。伊朗在领土与主权上的对手首先是俄罗斯。在伊朗人看来，俄罗斯无疑是一个来自欧洲的、斯拉夫人的东正教国家。恺加王朝一度想征服今天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所在的区域，但这与俄罗斯的南向扩张发生了冲突，结果导致了1804—1813年和1826—1828年的两场俄罗斯-波斯战争，并且签订了“被伊朗人民视为有史以来最屈辱的”《古利斯坦条约》和《土库曼恰伊条约》。伊朗的战败，不仅使其失去了黑海与里海之间的领土，需要向俄罗斯支付2000万卢布的赔款，而且还向世界证明了伊朗是一个无力自保的国家。对伊朗来说，另一个重要的西方国家是英国。在内外交困之下，恺加王朝1814年同英国签署《德黑兰协议》。该协议给予了英国许多政治、经济与军事特权，同时规定“英国一方则保证如有欧洲国家企图侵犯伊朗领土，将向伊朗提供所需的军事与经济援助”。伊朗签署该条约的目的，是在日益不安全的国际体系中寻求一种安全保障与财务支持。但实际上，这意味着伊朗已经沦为英国的保护国。19世纪中叶，当时尚年轻的沙王纳赛尔丁支持的改革派总理大臣阿米尔·卡比尔主持的激进现代化改革中途夭折。一种解释就是，无论是英国还是俄罗斯，都不希望伊朗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1855年，伊朗与英国、英属印度因今天阿富汗境内的赫拉特的控制权发生战争。1857年，伊朗战败，被迫签署《巴黎协定》。此后，由于受制于英俄两国，又要推进现代化，纳赛尔丁·沙又把开办银行、修筑铁路、经营烟草等垄断权授予英俄两国的机构，甚至向俄罗斯出让了海关控制权。20世纪初，新任沙王穆扎法尔丁又将石油开采权授予外国机构。在许多伊朗人看来，这使得伊朗已经沦为英国与俄罗斯的经济殖民地，政府走上了背离伊朗人民利益的道路。

1907年，由于欧洲局势的紧张化，英国与俄罗斯签署协议以瓜分在伊朗的势力范围，即俄罗斯控制伊朗北部，英国控制伊朗南部。随后，俄罗斯与英国又直接出兵伊朗，以便控制各自的势力范围。这一系列事件引发了伊朗的城市骚乱与社会暴动。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尽管伊朗宣布中立，但俄罗斯、英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依然肆意占领了伊朗的许多省份。当一战临近尾声时，“英国成了支配伊朗的唯一外部势力”，英国还“在伊朗强行通过一项半保护国协定，从而将伊朗的财政、国防、公安和主要的公共服务置于英国控制之下”。英国的此种做法，自然又激起了伊朗国内反对英国干涉的社会运动。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英国的一个担心是伊朗的布尔什维克化，所以积极推动恺加王朝内部的军事政变，结果就是帮助礼萨汗·巴列维创立了巴列维王朝。礼萨汗执政以后积极推进伊朗的现代化改革，其中包括要改变跟西方主要大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或其他租约。一个争议点就是，伊朗希望改变英国波斯石油公司的合作条件。1932年，两国之间因为这项重大利益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后来才勉强达成了新的协议。巴列维王朝此时的做法是在欧洲主要大国之间玩政治平衡的游戏。当二战爆发，特别是德国对苏联发起长驱直入式的进攻后，巴列维王朝尽管宣布中立，但其实际政策较为亲德。在这种情况下，1941年8月25日，英国和苏联对伊朗宣战，并入侵伊朗。英国很快就依靠强大的空军消灭了伊朗海军的主力部队。这场危机最终导致了礼萨汗的退位与流亡。

礼萨·汗（Reza Shah Pahlavi，1878年3月16日－1944年7月26日），伊朗巴列维王朝开国国王，出生于伊朗北部马赞德兰省。

英国和俄罗斯对伊朗的长期支配、战争与入侵，不仅被视为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且还被视为西方与东方、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伊朗与西方的互动关系中，少数亲西方的伊朗精英认为，伊朗的前途在于向西方学习，成为一个现代化、世俗化的国家。然而，这只是少数伊朗精英的想法。跟英、俄之间的长期不平等关系激发了伊朗的民族主义思潮与伊斯兰主义思潮。由于伊朗是波斯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主体性传承者，这些思潮更可以被视为伊朗对西方主要大国入侵的政治反弹。

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往往被视为一个近现代的政治现象。法国大革命通常被视为催生近现代民族主义的重大事件。此后，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与扩散。如果说西方人到来之前，伊朗主要受帝国思维支配，那么西方作为一种强势文明的入侵，首次让伊朗认识到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战争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军队的入侵以及一系列经济利益与权利的丧失，都激发了伊朗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对许多发展中社会来说，它们往往是在面对强大的“他者”时，才重新回头定义自我并形塑自我认同的。特别是，波斯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都是前现代的强势文明之一，对伊朗来说，要重新找回这种传统与认同并不难。

1891—1892年，伊朗发生了“烟草叛乱”。事情的起因是，纳赛尔丁·沙向英国一家机构一次性出售了在伊朗生产、销售与出口烟草的垄断性特许权，此举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甚至是城市动乱。1891年12月，一场由宗教人士介入的抵制吸烟运动在整个伊朗爆发了。最终，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迫使国王废除了外国机构烟草垄断特许经营权。有历史学家认为，这一重大事件意味着伊朗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与现代伊朗民族主义的形成。同样重要的是，这场运动把伊斯兰教教士集团推上了伊朗的政治舞台，包括教士、工商阶层、知识分子在内的伊朗较为活跃的政治精英阶层开始形成。

在此过程中，伊朗开始出现一批主张复兴伊斯兰主义的宗教学者。贾迈勒丁·阿富汗尼就是影响很大的泛伊斯兰主义倡导者。在他看来，无论伊朗跟欧洲强国的问题，还是其他伊斯兰国家与欧洲强国的问题，都是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关系问题。阿富汗尼的核心观点，是对英国殖民主义、西方帝国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回归伊斯兰传统、统一伊斯兰教的呼吁。在他看来，伊斯兰教是动员公众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有用信条。当然，他并不排斥采用西方的现代技术，认为这是抵制西方的关键。总体上看，以阿富汗尼为代表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由伊朗跟西方世界之间持续的冲突与战争引发的。既然伊朗长期处于国际政治的受压迫地位，伊朗产生自身的挫败感和对西方世界的负面看法不过是一种正常反应，这种反应还进一步表现为主张回归伊斯兰传统和敌视西方世界。

礼萨汗退位以后，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1941年继承王位，并一直统治到被1979年伊斯兰革命所驱逐。二战结束以后，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首要工作是处理好跟美国（及英国）、苏联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总体上，这位国王是一位亲美派，特别是1959年《美伊防卫条约》签订以后，巴列维王朝的外交全面倒向了美国。由于上文已经讨论的原因，伊朗统治集团亲美，不仅不受欢迎，而且被认为是出卖国家与人民利益的行为。

1963年，国王推出了白色革命计划，包括进行土地改革、森林国有化、普及女性选举权、扫除文盲运动、分享工业利润以及部分国企私有化等。由于这一系列改革计划与现代化方案的推行，加上石油价格的长期坚挺，伊朗到1970年代已经成为中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但这一切并没有提高巴列维王朝的受欢迎程度。到了1978年，由于不满巴列维王朝的施政和石油危机引发的问题，伊朗民众开始大规模的示威与抗议，并最终导致了整个国家的瘫痪。1979年2月，巴列维王朝崩塌，流亡回国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开始掌握实际权力，并将伊朗转变为伊斯兰共和国。由此，伊朗的政治权力从亲西方的世俗主义者手中，转移到了反西方的伊斯兰主义者手中。伊朗这一场影响至今的伊斯兰革命的发生，固然有很多具体的原因，但如果以本书的分框架来讨论，不过是伊朗作为一个非西方传统大国面对19世纪以来西方主要大国的入侵与支配所作出的一种政治反应。

西方的角色与传统大国的选择

本项研究提出了一个过去不被学术界重视的理论问题，即传统大国的现代转型困境。在本书的理论视野中，这个理论问题不仅非常重要，而且不同于一般国家的现代化或现代转型。由于是传统大国，它们跟西方世界之间往往有着较为特殊的互动方式，进而会影响它们的现代转型逻辑。本章的学术贡献，是为理解这种传统大国的现代转型难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这一解释框架通过关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双重视角来理解传统大国的现代转型难题。笔者将本章的核心分析框架总结为五个命题，实证研究部分则主要分析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埃及、印度等五个传统大国变革与转型的历史经验。这项研究的主要理论发现与启示是：

首先，没有一个传统大国可以以上帝般的全知全能视角来选择最优的变革与转型路径。实际上，每一个传统大国实际的变革与转型路径，都是在诸种约束条件下的复杂政治博弈的产物。这里的约束条件，既有国内政治的因素，又有国际政治的因素。从结果来看，这种约束条件下的政治博弈既有可能导致相对顺畅、成功的变革与转型，又有可能导致相对曲折、失败的变革与转型。但不管怎样，所有大国转型都是在诸种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约束条件下发生的，而从来不可能是少数政治精英单方面设计的产物。

其次，这项研究发现了跟传统大国现代转型有关的一系列逻辑。从国内政治上讲，主要是三个命题：传统大国除非遭遇重大危机或战争失败，否则就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倾向于启动变革与转型；面对西方兴起带来的冲击，传统大国往往面临着国家重建与民族重建的政治任务；传统大国一旦摆脱危机，实现实力提升，就容易走上重新定义与塑造传统的道路。从国际政治上讲，主要是两个命题：由于被西方打败或被西方殖民的经历，传统大国容易产生自身的挫败感和对西方的负面看法或敌对情绪；传统大国只要实现独立自主与实力提升，就更可能与西方主要国家产生区域性或全球性的权力竞争。进一步说，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这两个层面还是互相影响的。

再次，对传统大国现代转型及其难题来说，西方世界特别是西方主要国家的角色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一方面，如果不是西方世界的兴起，对许多传统大国来说，现代化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存在。正是因为西方世界的兴起，传统大国的现代化或面向现代的变革与转型才提上议事日程。从积极意义上讲，正是因为西方的兴起与现176/大国的命运代世界的诞生，传统大国才获得了新的可能性。从消极意义上讲，由于西方的兴起，这些传统大国突然之间就成了落后国家，并且处在一个西方世界引领的并以其规则塑造的现代世界中。

另一方面，西方的兴起以及全球扩张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自己的敌人。西方的全球扩张，既伴随着经济、技术与市场的扩张，又伴随着政治与军事的扩张，其极端形式就是凭借军事优势打败或征服其他传统大国，甚至把这些国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这种格局使得许多传统大国既要努力追求现代化，推进面向现代的变革与转型，又容易产生自身的挫败感与对西方的敌意。所以，对这些传统大国来说，无论政治精英持有何种政治立场，民间往往充斥着反西方的观念与情绪。一旦一个传统大国真正走上反西方的道路，这就不只是外交意义上的，而且是内政意义上的。就此而言，西方往往在制造自身的敌人。这是值得西方国家反思的历史问题，如何在未来的对外政策中避免制造自身的敌人，这也是西方国家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

当然，即便西方是同一个西方，也并非所有传统大国对西方的政治态度都是一致的。这里可能有三个关键变量：一是这些传统大国跟西方世界的互动方式存在差异；二是这些传统国家本身就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三是不同的传统大国处在不同的地缘政治与世界格局之中。在这些传统大国中，相对而言，印度对西方主要国家最为友好。这就跟上述三个因素的差异有关。

最后，从这项研究来看，传统大国在现代变革与转型路径上的主动选择权其实并不是很大，因为它们往往面临着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双重约束。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这些传统大国无能为力而只能任由命运的摆布呢？其实并非如此。对所有传统大国来说，它们大体上有一些重要的机会窗口。这些机会窗口往往跟重大危机有关，这种重大危机足以导致旧制度的松动与新政治均衡的出现。此时，处在政治舞台中央的领导层往往具备相对较大的选择权，他们更有可能摆脱诸种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约束条件，而做出较为大胆的能够左右他们国家命运的关键性选择。这种选择可能会影响一个传统大国此后数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政治命运。

《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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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包刚升

出版日期 20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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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年以来，英国作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兴起之后，许多主要大国——特别是非西方传统大国——普遍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危机，而后又普遍地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政治重生或国家再造的过程。本书试图解释这些国家在工业革命与现代化的冲击之下所经历的政治经济变迁，理解这些变迁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及其背后的理论逻辑。

本书用五章内容，阐述了英国兴起之后大国发展可能面临的五个阶段，即危机、困境、转型、崛起与领先，通过对具体大国案例的分析解读，构建了一个理解大国政治经济变迁的崭新理论框架，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与很强的现实意义。

英国和西方兴起之后，为什么非西方传统大国都无一例外地陷入重大政治危机？何为传统大国的现代转型难题，大国转型究竟难在哪儿？为什么有的大国崛起导致了战争，而有的却能维系和平？中美之间会爆发剧烈冲突吗？到底何为全球领导者？全球领导者的基本特征和逻辑到底是什么？非西方传统大国是否有机会成为新的全球领导者？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作者都在本书中做了令人信服的解答。

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理论、比较政治与政治史。

著有《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政治学通识》《民主的逻辑》《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演变：西方政治的新现实》《包刚升政治学讲义》以及英文专著Politics of Democratic Breakdown（Routledge 2022）等。

被评选为“《经济观察报》2018年度致敬作者”。

作品先后入选“《新京报》2014年度社科类好书”“第一财经2023年度十佳图书”“搜狐文化好书之选2023年度十大好书”“凤凰网2023年度十大推荐图书”“腾讯读书2023年人文社科十大原创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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