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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杜罗到哈梅内伊,不仅改变了战争的形态,还重写了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没有传统意义的“全面战争”,却是改变传统地缘政治的“斩杀线”游戏。
01
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至今,很多评论者还在强调,空袭不可能达成颠覆伊朗现政权的目的。按照传统的“战争-地缘政治”模板,他们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1992年-1995年的波黑战争、2001年的伊拉克战争,都有长时间、大规模的空袭。但是,最终还是要靠大规模地面入侵和占领,才能实现推翻敌对政权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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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特朗普不想这么做。不是害怕所谓“人民战争”的海洋,而是“入侵-占领-改造”的传统战争模式成本过高,不符合“美国优先”的理念。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前车之鉴充分证明,“入侵”不难,“占领”也不难,但“改造”的成本和风险巨大。在特朗普看来,这种成本投入,对美国的利益毫无促进,白白花钱。
特朗普对奥巴马介入叙利亚战争的批评就是“除了推高美债,一无所获”,他当然不想重蹈覆辙。基于“美国优先”的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理念,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精准打击、定点清除,才是特朗普理想中的“战争”模式。
目前在伊朗发生的战事,是放大版的委内瑞拉模式,而不是伊拉克战争的翻版。
国内断言“不敢打”的专家,从一开始就误判了特朗普的战略目标。
特朗普多次表示,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四个明确目标: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消灭伊朗海军、确保伊朗停止支持其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武装组织,以及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颠覆伊朗现政权,并没有出现在这张“愿望清单”上。
特朗普想要的不过是一个风险可控的伊朗政权,至于这一战略目标是以政权更迭的方式实现,还是以领导人换马的方式完成,特朗普并不在意。正如他对委内瑞拉所做的。抓捕马杜罗后,他甚至没有安排反对派上台,对马杜罗的接班人的“反美立场”也毫不在意。
特朗普本来就没有把推翻伊朗现政权作为目标,也就不必选择大规模入侵和占领。基于入侵风险和占领成本演绎的“不敢打”也就成了战略误判。
当然,如果伊朗现政权因为这轮军事打击引发的连锁反应崩溃,特朗普也乐见其成。所以他在开战讲话中强调自己给了伊朗人民选择、愿意给伊朗人民帮助。但是,对伊朗现政权的谈判大门还在。3月1日,特朗普在海湖庄园回应媒体称,伊朗的新领导层“想谈”,而他“也同意谈”。这不是“和谈烟雾弹”,对美国军事力量高度自信的特朗普不屑于搞这种小动作。当然更不可能是对伊朗军事报复的畏惧,明眼人都知道伊朗无力甚至无意报复。
在特朗普看来,是战是和,是和新政权谈还是和现政权谈,只要能实现既定的目标,都无所谓。这就是特朗普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观。
02
在特朗普看来,只要伊朗现政权有合适的谈判对象,谈判随时可以重启。他能和马杜罗的继任者顺利达成协议,和哈梅内伊的继任者也一样。2月28日对伊朗高层的斩首行动,也应从政治角度解读,而不是“打击军事指挥链”的军事目的。
去年以色列对伊朗的“七日战争”,已经充分暴露了伊朗武装力量的低能,不存在决定胜负的关键节点。正因为伊朗核美以的军事实力的存在断崖式的代差,2月28日美以战机大白天堂而皇之、如入无人之境的空袭也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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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对伊朗高层的选择性打击,就是在潜在的筛选谈判者。这也会是后续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哈梅内伊代表的宗教强硬派,和伊朗伊斯兰卫队的军事强硬派,是美以“重点关照”的对象。未经证实的消息称,继任哈梅内伊的临时最高领袖阿拉希就任仅一天,就在新一轮袭击中身亡。还有著名的强硬派前总统内贾德,目前也生死不明。被视为世俗务实派的总统佩泽希齐扬安然无恙,政权内部边缘化的伊朗国防军也没有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这种倾向性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手上有明确的“白名单”。“可执掌伊朗政权的合适人选”既不唯一,也非不可替代。
这场“非全面战争”甚至有点像是伊朗政权继任者的招聘会,“招聘标准”是符合美国中东战略目标、安全利益的“斩杀线”。特朗普不在意“提名权”,他只会用导弹和无人机行使“否决权”。他会不断“否决”,直至谈判桌前出现一位合适的谈判对手。可以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总统或最高领袖,也可以是王太子、国王或其他“新人”。只要是符合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的,都是可以接受。至于这位继任者能否胜任治理的责任,那是伊朗人的选择,他不甚关心,不对此负责,更不会为此埋单。
所以,按照特朗普的路线图,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会是大规模的地面入侵和占领。占领意味着重建政权的责任,这是他不想要的。他想要的胜利是以最小的风险、最低的代价,实现战略目标。
03
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原则和方法,迥异于前任。强硬,却不是布什父子按部就班式的大规模战争。灵活,却又不是卡特、奥巴马那般“温柔”。遭遇这样“不讲武德”的对手,伊朗高层被“偷袭”了。哈梅内伊“大意”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懵圈效应还在持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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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定点清除,对伊朗政坛高层的心理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在这样高强度的精准打击下,以立场强硬划分“忠诚”和“背叛”的界限毫无意义。一如辛瓦尔死后,哈马斯再无强硬派,劫后余生的伊朗现高层谁是真正的强硬派,无从分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伊朗现政权会像委内瑞拉那样快速转向,反美反以为立国之本多年,霍梅尼主义的忠实信徒不会一夜间消失殆尽,只是“殉职”的概率会更高。朝不保夕的巨大阴影下,他们还能顺利接过哈梅内伊的衣钵吗?最高领袖名下几千亿美元的宗教基金、革命卫队庞大的军事-商业帝国,是诱人的遗产。但是,绑定为前领袖复仇的义务,是要以生命危险为代价,谁都要掂量掂量。忠诚很可贵,经得起导弹的考验?死去的都是忠诚的,活着的都是可疑的。
因此,伊朗现政权当务之急不是抓叛徒,而是在最高领袖空缺的条件下顺利完成权利交接。
“最高领袖”的合适人选本就稀缺,现在更成了世界上最高危的职业。虽然“三人委员会”名义上第一时间接掌了政权,但是毫无章法、乱打一气的军事报复,可不是有序交接的表现。革命卫队各自为战的草率行动,明显缺乏统一的部署。对海湾邻国的全面打击,不会对美国、以色列造成实质伤害,却因殃及池鱼透支国际社会本就不多的同情。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更是颟顸鲁莽,把所有人都拖下水的做法,只会让伊朗现政权陷入举世为敌的被动。革命卫队急于表现对前最高领袖的忠诚,却暴露了伊朗政教二元结构的内部撕裂。
战事至今,至少在大幅削弱伊朗现政权的阶段性目标上,特朗普是成功的。
伊朗现政权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危机中。来自美以的外部军事压力自不待言,国际社会的处境也相当孤立。国内则是经济凋敝、权力交接不畅,派系分化严重。种种不利条件下,伊朗现政权能否顶住四到五周的持续军事打击,很不乐观。寻求谈判,相对体面地摆脱战争,或许是伊朗现政权存续的现实选择。
当然,特朗普“不走寻常路”的操作,也存在风险。他最近表态“不惜一切代价”、“必要时可派地面力量”,显示了冲突规模扩大的风险。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承受“不惜一切代价”的战争,美国也不行。“不惜一切代价”赢得的战场胜利,往往意味着代价不可承受的政治失败。
美国的军事力量足以赢得任何一场对中等规模国家的战争,但是美国总统却会因代价昂贵的军事胜利输掉选举。如果这场战争发展到非要美军大规模地面入侵的地步,无论输赢,都是特朗普的重大失败。目前看来战事扩大为“伊拉克模式”的风险不大,但是风险就是风险,无法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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