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叛国
宋明两朝是资本主义社会,至少江南地区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了。
各位我们不要再提什么文官集团,江南士绅,北方皇商,精英阶层了,既然我们用阶级史观的大框架分析,就不要在中国的历史里搞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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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的所有非正常历史事件,几乎都可以以资本主义视角来解释。
明末与西部农民起义一同爆发的,是江南地区的奴变,明朝不是奴隶制社会了,却允许蓄奴,这还成了老朱家的一大黑点。实际上,明朝的奴隶应该被叫做奴工,是失地农民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无产阶级工人。早期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工人,就是生活的连奴隶都不如,维多利亚严选白人早有记载。
江南奴变的区域与满族大屠杀的区域高度重合,弘光政权前线的倒戈速度快的令人发指,长江天险在南宋与蒙元对峙时也拖延了很久的时间,这时却却不存在一般。
这段历史被刻意忽略了,却恰恰是最关键的部分。江南奴变本质上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江南资本家们无力应对这一新鲜事物。在皇权反扑,传统农民起义,无产阶级革命三重挤压之下,资产阶级迫不及待的带路异族政权南下,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用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
有一种说法是明亡于万历,时间是对的,但根源在张居正。
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政策是一条鞭法,也就是银本位。这个政策不是张居正发明的,嘉靖朝就开始试点过这一方案,但嘉靖没有大面积推行。
原因很简单,要看白银的供给是否由政府掌握?中国贫银,白银主要靠海外贸易流入,但是明朝的外贸控制权自郑和船队被销毁后,就由政府控制转为私人控制,变成了合法走私。
大家都知道嘉靖朝戚继光打击倭寇海盗,但是并非大家认为的那样是突然冒出一群海盗倭寇侵略,所以戚继光要反侵略。而是嘉靖皇帝主动收回了外贸的掌控权,把走私商人逼成了海盗倭寇,应该把戚继光看成是海关缉私队。
在这一背景下,嘉靖朝试点一条鞭法,是为了全面的银本位做准备。
但问题是,人亡政息。
嘉靖死前一年,治安书在内阁司监的层层审核中被送到嘉靖面前,嘉靖死前两年,严党支持的四皇子突然暴毙,一个月后,被罢官三年的严世蕃被斩首。这一系列事件可以明确一点,清流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发动了政变夺权,强行扶持明穆宗上位,而明穆宗的回报则是,隆庆开关。
自此,外贸主导权再次丢失,政府失去税收的同时,也失去了对白银的控制。戚继光被张居正调往北方。
在这种情形下,张居正强推银本位,国家彻底丧失了货币主权,大明“美联储”开始成型,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加速,国家进入灭亡倒计时。
这里要强调的一点,不是说不能用银本位,宋明资本主义经济的膨胀,在信用货币时代到来之前,铜钱本位已经无法支撑经济体量了,实行银本位是大势所趋。
重要的是白银供给!
唐末的黄巢,到北宋的三大农民起义,王小波,方腊,钟相,清一色由大商人发起,旨在反对国家的经济税收政策,争取上升通道。
王小波起义抵制的“博买务”,是官方采买机构,是盐铁茶叶专营,是丰年灾年平抑粮价的机构。
方腊起义抵制的花石纲是他玛德商业税,甚至可以说是富人税,奢侈品税,你修园子炫富,玩奇花异石,就他玛得交税。
这根本不是农民起义,是资产阶级革命。
而南宋和明朝,基本没有过这种由大商人发起的起义,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掌权,社会已经资本主义化,不需要再发动政变阶级革命。
黄巢起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世家门阀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统治基础,之所以要封建是因为农业社会的核心生产资料是土地,而土地是分散的,所以要用封建的统治手段,不论是诸侯国,还是豪强,还是门阀,本质是一样的。
但宋朝开始加强中央集权,而且能够加强中央集权,不是统治者吸取唐末节度使的教训就脑袋决定的,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商业税反超农业税,国家有能力加强中央集权了才加强的。你以为汉唐不加强中央集权是因为不想吗?封建社会就要向地方分权,资本主义社会才配谈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更进一步。
这就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王安石变法的本质核心是加强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与之对应的就是无监管的自由市场经济。
王安石变法是封建皇权意识到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后的一次主动调整,目的是将上层建筑由封建皇权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类似于当年德国的改革崛起。
新法旧法的党争历经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五十余年,不是一句王安石的政治不成熟就能概括的。
好一个“陛下当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这不就是民主议会只能上层民主的意思吗?
这是封建皇权转型的国家资本主义与江南官绅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斗争。
随着徽宗皇权逐步占据上风,官僚资产阶级发动了靖康之变。
靖康之变是一次彻彻底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女真1115年刚刚摆脱野人部落建国,1125年灭辽,1127年灭宋,这是临高启明那种集体穿越开挂才有可能做到的事情,完全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女真是宋朝海上之盟扶持起来的灭辽打手,是对澶渊之盟货币战百年后,已经被拖垮的辽国的最后一击,加之西夏已经被打崩,宋朝即将完成对大唐国土的恢复。
之所以拖了这么久,不是宋朝武力不足,根本原因是江南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中,没有对北方土地的需求。军事不只是军队厮杀,更是军饷,军粮,征兵,武器的全方位动员,因而如果在政治上不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打压,军事上是不可能北伐成功的。
官僚资产阶级在此时放手一搏,也是无奈之举,放任徽宗灭西夏灭辽国,完成国家资本的布局过渡,未来再无翻身可能。
从这个角度看,明末不过是靖康之变的重演,资产阶级对找女真打手这个事儿轻车熟路了,只不过靴子也会吸取历史教训,这次不愿意再简单当打手了。所以资产阶级需要洪承畴再出面力挽狂澜,这个最近很火,大家应该都知道,不展开细讲了。
如果没有靖康之变,或许资本主义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不需要圈地运动羊吃人,不需要三角贸易,不需要屠杀印第安人揭头皮。
当然历史无法假设,我只是感慨,这不单单是宋朝的悲哀,不单单是汉人的悲哀,这是人类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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