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龄修 | 谣言腿短：关于成立清史所的谎言产生始末

明清史研究室是十年动乱初期创建的。生于忧患，它的成长过程也不可能平安无事。1966年1月，历史研究所新设明清史研究室，任命杨向奎先生为主任，王戎笙先生为副主任。新设此室，似乎不是出于对明清史研究的重要性有新的认识，而是因为“文革”中《海瑞罢官》等许多问题都牵涉明清史需要专门应对的缘故。设立的时机决定它不可能成为新的研究阵地，只不过是非常时期的一个行政单位而已。不想仅过去三年，工、军宣传队进驻，推翻原来的一套行政系统，改行军事编制，它的作用连同它的存在统统消失。1978年秋，研究室编制恢复。紧接着没过多久，明清史分设两个断代史研究室，原正、副主任就任清史研究室主任、副主任，周远廉和我任学术秘书，后又增补郭松义为学术秘书。

在杨向奎先生领导下，清史研究室工作有声有色，蓬蓬勃勃地展开。全室十几人(最多时二十三人)都有具体的研究领域或题目，开始规范的史学钻研。早在1978年春，杨向老就召集原明清室研究清史的中年人开会，倡办《清史论丛》,组成编辑小组，展开工作。到1979年8月，《清史论丛》第一辑由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8月接着出版第二辑，以后基本上维持每年刊出一辑。1979年，清史研究室又接受成都史学规划会议的委托，承担创办史料性的《清史资料》,并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办信息性的《清史研究通讯》。这两项因来自全国史学规划会议，所以多少获得所经费的支持，可以报销资料钞写费。《清史研究通讯》先出版油印本，纸张、油印费用也可以报销。油印刊物出来后，杨向奎先生一见便肯定其有用，主张改为铅印定期，因无经费而止。后来，在副所长郦家驹先生批示支持下，得到院领导同意，向有关部门申请，最后定为限国内发行的半公开季刊，自1982年试刊两期，以后就正常出版。《清史论丛》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国家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几年后，出版行情变得复杂，学术书刊举步维艰。我们没有一分钱编辑费，依据出版方中华书局的建议，从稿费中每百元提取五元，作为编辑费和公用的购书费，实行后编辑小组并不觉得心安理得，总想另谋解决办法，稿费则应全额转给作者。于是由我起草报告，请求所经费资助，每出一辑资助百元，这是一个微薄得令人羞于说出口的数目，但是我被折腾许久后这个微薄数目仍然是竹篮打水。我一点没有愤慨，只感到困惑：花一百元维持杨向奎先生的一项倡议正常实行，历史研究所每年增加一项小成果，不合算吗?这个账应该是很容易算的。我想，负责财务审批的所领导一定碰到了其他的难处……

不仅如此，研究室的昌明，也给它带来许多无端的猜疑和毁谤。这些东西从1979年起就产生了，开始时我以为不过是些嘻嘻哈哈的事，后来我仍然多从善意方面推测，认为大多是误会，曾出面做出解释。1982年夏，室一级班子进行调整，主任杨向奎先生交卸，副主任王戎笙先生在美国，缺席被任命为主任，学术秘书郭松义先生被提升为副主任。我因染患肝炎，已于1980年底或1981年初辞去学术秘书职务，但因历史关系，仍然不免为全室事务牵连，而为谣诼所关注。当年7月下旬，我与松义都去厦门参加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二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会后我又回湖南湘乡探亲。8月，回京，本室同事纷纷告知近来谣言满天飞的情况。我早已知道有人在杨向老跟前煽小扇子，挑拨杨、王两位正、副主任关系的事实，至此听得又有人造谣说王戎笙、何龄修、郭松义分裂历史所，在清史研究室一切按“所”的格局展开工作，所里办《中国史研究》,他们就办《清史论丛》,所里办《中国史研究动态》,他们就办《清史研究通讯》。这些谣言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王戎笙等三人与倡办这些学术书刊都毫无关系，只是依据职责做具体事，倡办者是杨向老和成都史学规划会议，除《清史论丛》外其他书刊都得到所和院的支持。而《清史论丛》比《中国史研究》早办半年以上，当杨向奎先生召集会议商议《清史论丛》具体事务时，《中国史研究》还没影儿呢。至于说王戎笙等三人分裂历史所，要求另立门户，更是凭空捏造。松义对这些无耻谰言也很愤慨。他与我私下探讨王戎笙先生单独向院领导打报告的可能性。我深信王戎笙先生为人有较强的纪律观念，不是率性妄为的人。但为了万无一失，我还是向院科研局领导高德先生做了调查。高德先生明确肯定绝无王戎笙要求成立清史研究所之事。看来，功高招忌，功高速谤，古今一理。杨向老领导下的清史研究室还谈不上“功高”,只不过表现稍稍突出一点，就如此招忌速谤，真令人感慨万端。我越想越气，觉得忍无可忍，真理在手，提起笔来，立刻草成一纸《个人声明》,复写五份，拟在所内张贴。为尽快平息事态，给造谣者一个台阶下，我在《声明》中不仅没有点造谣者的名，而且声称不知道造谣者是谁。郦家驹先生听说我要贴《个人声明》,赶忙来找我谈，要求我忍耐，不把事情闹大。郦先生是我的同学好友杨讷的中学老师，我历来把他视同自己的老师，接受了他的意见，后退一步，将四份《声明》摆放在本研究室几张桌子上，作为警告，看造谣者的态度再定下一步的进止。

《个人声明》将情况做了原原本本的叙述，全文如下：

1979年，在我所部分同志中流传一种说法，认为王戎笙同志在朝着把清史研究室办成清史研究所的方向开展工作。有的同志找我开玩笑说，这样，王戎笙可当所长，起码可当副所长，你和郭松义可当研究室主任。我生性爱开玩笑，因此，对同志们开的玩笑未曾在意。后来，所里传达了胡乔木同志关于中国史不再设立新所的指示。我的一位同事好友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这是对王戎笙的当头一棒。我听了，感到极为惊讶，开始感到问题不是开玩笑。我心里知道胡院长的一棒不是打向王戎笙头上的；他的指示与王戎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从来没有听王戎笙谈起过任何另外办所的打算，甚至没有听他透露过这种意图。与此同时，王戎笙同志也听到一些传说。作为当事人，他感到很大的压力，感到惶惑，感到工作难做。我自己觉得有责任维护室内工作机器的正常运转，也有必要洗刷自己免不了要蒙受的“追随者”的嫌疑。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室内做了一次澄清事实真相的长篇发言，为的是说明我们没有背着所领导，没有背着室主任杨向奎同志，没有背着全室进行任何关系全室前途的活动。此后，我没有再听到任何这类误解和流传的言论。我认为事情已经平息下来。

最近，我外出二十余天，回所后又听到有人不仅旧话重提，而且进一步制造谣言，说什么王戎笙、何龄修、郭松义联名向院领导打报告，要求成立清史研究所。我听了极为愤慨。我再一次郑重声明，我没有单独或与任何同志联名向院领导打过报告，要求成立清史研究所。如有必要，可请求所领导进行调查，不难明白。在室一级干部名单宣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制造出把清史研究室正、副主任都牵扯进去的谣言，叫所领导与清史研究室干部今后怎么相处?造作这种谣言的人究竟想干什么?

我在清史室担任学术秘书两整年，可能有缺点、错误，但行为光明磊落，没有做损害政治原则和群众利益的事情。我充分相信，这一点经得起调查。现在，室内还有一些与我有关的工作，也被人泼上了污水，在某些个人关系上同样造出耸人听闻的议论。对此，我将用适当的方式继续加以澄清。

听说，造作的谣言被广泛散布，很难一一分别找人说明，我也不知道造谣的人是谁，不能点名请求领导加以解决。为了支持室主任、副主任、学术秘书的工作，使担任这类社会工作的人不致因遭受无端的诽谤而寒心，我特发表以上声明。自我此次声明以后，如果继续有人拿不出证据而散布流言蜚语，我将采取进一步措施。

1982年8月24日

杨向奎先生听说这件事后，叫我把《声明》拿给他看看。我送一份去给他过目。他看后，笑了，对我说：“你太认真了。谣言腿短，是说它行而不远。没有的事，时间稍久，真相自出，不会因为有人造谣就变成事实。再说，成立清史研究所，从目前看，首先是毫无必要。一旦有了必要，也有条件，并不是不能办的事。这不是什么分裂历史所，更不是闹分裂搞独立，这完全是两码事。王戎笙当个所长，你和郭松义当个室主任或副所长，并不是抬举你们，你们有这个资格。社会很复杂，各种人都有，样样事都较真，没有必要。大度一些，让谣言自生自灭。”他又说：“我对这类事都看得较淡。当初把我从山东大学调来，说给我一个副所长。我来了，但我不是奔副所长来的。给我副所长，我不会推辞。后来，没有给，我也无所谓。为什么没有给?我知道，有反对的意见，有误会。我也不去解释，不发表《个人声明》。因为我是来工作的，我有我的教授、研究员，这就够了。当副所长就抬举我了吗?我不以为是这样。”杨先生的大度包涵，是他的性格特色，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但他对造谣者如此宽容，我还是不能接受。我知道他听到过一些谗言，但我不想去搅扰他平静的心境，便没有多说什么,起身告辞。大约到1998年前后，他自己对一些事产生怀疑，向我说起。这也证明“谣言腿短”的道理，谣言对正派的人不可能永远起欺骗作用。

事实具有强大的力量。我的《个人声明》胜于仪秦之辩，造谣者被迫闭起嘴来。我并不指望有什么奇迹发生，但求室内科研秩序的正常化，少一些兴风作浪的现象。有一些时间的宁静太平，科研就能出成果。这一点我很理解。

郦先生虽然平息了我这一头张贴《声明》的行动，却从来没有在适当的场合为我们辟谣。我自然不重要，但正、副主任都遭到了污蔑，为什么不能够给他们一些支持?对此，我至今想起来都不能毫不介怀。

本篇草就后，我因找东西，翻箱倒柜，完全意外地找到一份文件草稿，就是由我起草的发往出版局的报告稿，报告由我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联名发出，向出版局申请将《清史研究通讯》由油印不定期刊改为铅印季刊，国内发行。文件草稿说明该刊来历，补充引述全文如下：

出版局：文化革命前，周恩来总理和董必武副主席曾指示编纂一部大《清史》。1978年，邓小平副主席又将一封建议修《清史》的来信批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遵照周总理、董老遗愿和邓副主席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多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编纂《清史》的规划等问题。

为了推动全国清史研究工作，交流心得，互通情报，创造编纂大《清史》的条件，1979年全国史学规划会议曾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协作主办《清史研究通讯》油印不定期刊。三年来，这个简单的油印刊物起过一点作用，但远远不能适应开展工作的要求，不能满足各方面对它的需要。因此，经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批准，《清史研究通讯》改为铅印季刊，每期两个印张，目前仍由原主办单位协作主办，一俟中央授权成立清史编纂规划机构，则转为此种机构主办。为满足读者需要，收回部分成本，节约国家开支，《清史研究通讯》拟由有关单位负责向国内发行，特申请准予期刊登记。此致

敬礼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1982.7.12

此文件显系所里让我起草的。草稿由副所长郦家驹先生审定，没有改动一字，就在草稿右上方批示：“同意打印、盖章。郦家驹1982.7。”正式文件应为打印件盖章后发出。文件草稿证明，办《清史研究通讯》铅印季刊，是院、所批准，并得院经费支持的。所谓“所里办《中国史研究动态》,他们就办《清史研究通讯》”,完全是无事生非，居心叵测。污蔑贯彻院、所领导意图，努力创办和力图办好《清史研究通讯》的清史室人员的谣言是可耻的，处心积虑摧残清史室在这方面努力工作的显著成果、蓄谋搞垮《清史研究通讯》也是可耻的。一切真相大白，这份文件草稿是最有力的书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