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幸运者」，和16件好事

他们是同一类人。

能用飞书文档清晰梳理出项目逻辑，对行业趋势有自己的看法。大城市的写字楼间，他们开着电话会议步履匆匆，时常手捧一杯咖啡。

但如果在春节时跟着他们回一次老家，会发现他们的另一重身份。他们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是上一代留守儿童，是没有过早嫁人的“那个女孩”。

很多年前，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算法，没见过电脑，只是被一种朴素的信念驱使着——走出去。成功学叙事往往在“走出去”那一刻戛然而止，仿佛考上了大学、留在了城市，故事就有了圆满的结局。

事实上，很多“走出来”的人对家乡，对那些还在困境中的人，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放不下”。

他们说：“我们的目的不是收获谁的感恩，而是在帮助小时候的自己。”

过年前，若云开车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透过车窗，她看着那些熟悉的山脊一点点靠近。她的家乡在湖南岳阳的一个小山村。村里有一所在地图软件上搜不到的小学，是她的母校。学校建在一块难得的平地上，举目望去，四周都是山。

若云的母校

“农村，最偏远的农村。闭塞，非常闭塞。”她说。“网上都说‘小镇做题家’，但小镇都已经甩我们几条街了。”

若云是1982年生人，80年代末上小学，随后升入初中，学校都在村子方圆二十里以内。回忆起15岁之前的日子，她不觉得苦——这也是那种闭塞的可怕之处，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中考那年，她第一次意识到“差距”这个词的重量。在她所在的课堂上，知识点都是老师在黑板上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他们再抄到本子上。抄完了背，背完了再抄。

到了县里的考场，她看见那些县里孩子手上拿着小纸条背题，纸特别薄，字迹整整齐齐，她不知道那些小纸条是怎么做出来的，因为她不知道世界上有打印机这种东西。

那一年，她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她发现考场上见过的那些县里孩子也考进来了。“一群一群地来”。而她所在的初中，只考进来两个人。“我是倒数考进去的，我们初中的底子就是那么差。”

后来，若云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到今天，她已经离开大山26年，在字节跳动工作3年，但心里有一根线牵着，弟弟若洋还在那里。

若云和弟弟若洋

弟弟小她5岁，2012年从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就近分配去了村里那所小学。他是抱着“我先试试，反正待不了多久”的心态去的，第一个星期就跟姐姐哭诉：“大学毕业怎么能待在这种地方？”

若云听着，心里的火“蹭”就上来了。她不想弟弟成为遇到点事就往回缩的人，但她也知道那所学校是什么条件，“六一儿童节才能吃上包子”。她用那种姐姐对弟弟特有的、带着点嫌弃的语气说：“别矫情，再坚持试试。”

“我真的很少夸奖他。”他们姐弟相处鞭策是常态，认可的话说出来总觉得矫情。但若云发现，弟弟工作后，自己对他的鞭策变少了，“他现在的人生挺好的”。

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那一年春节，当时若洋写了一篇文章，写班里的留守儿童，过年好不容易把爸妈盼回来了，结果家长只知道打牌、喝酒，走亲访友，留下几身新衣服和压岁钱，还有一地思念，就又走了。他写那些孩子趴在桌子上失落的脸，写他们过年到底期待什么——“他们的需要很简单，只要爸妈陪着就好。”

弟弟若洋在入职后的第二学期开学时所写的文章

那种“像大人一样的口吻”，若云读起来很有意思。从那以后，她就很少听到弟弟抱怨了，取而代之的是“化缘”。

最开始是要风扇。湖南的夏天，教室里热得人发昏，弟弟问她能不能赞助，若云买了一批寄过去。后来说孩子们没绘本看，她把自家孩子看过的整理了一拨，又买了一些。很多时候，若云没觉得自己在“资助一个学校”，而是帮弟弟个忙。

若云曾向学校捐赠80套电风扇

近些年，弟弟做到校长，负担更重了，“胃口也越来越大”。问姐姐能不能赞助塑胶跑道？几十万。赞助不了。那上网课的设备呢？几万块，也实在拿不出。

弟弟只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化缘。听说哪个小老板发了财，就托人递句话过去，看能不能给学校添点啥。很多时候，1000块钱的资助，可能得拿出200块请人吃饭打点。有时候出了新政策，他就从政策的字里行间找钱，能给某个孩子申请到500块，他赶紧去问。

任谁听来都是很艰难的事，但他没有因此灰心丧气，总是兴奋地跟姐姐展示自己又争取到了什么物资，比如一批新的课桌椅，几个困难孩子的补助金……若云有时候觉得，弟弟像是在用一张破网捞鱼，捞着一条是一条。

“我一直想努力，但有心无力、杯水车薪，一个人赞助不了那么多。”若云说。

若洋和学生们在一起

今年过年前，她看到公司的员工公益发起了一项活动。活动名叫“把好事带回家”，倡导员工返乡时，结合家乡实际做点有意义的事，其中就包括为家乡学校提供资助，资金由字节跳动员工捐赠，通过外部公益项目执行。

她从弟弟那听说，有些孩子生活非常困难。“比如父母有残疾，或者有重大疾病，家庭缺劳动力，生活拮据。”她想给孩子们争取些东西。

正月十一，她收到通知，弟弟的学校入选了，申请到10份助学金和50个温暖包，温暖包里有棉被、棉服、手套等过冬装备。得知消息，她第一时间给弟弟打电话，觉得自己比弟弟还激动。

员工公益的同事跟她说，以后要把这个活动长期开展下去。她马上让弟弟回去统计，学校还需要什么。

正赶上学校开学，这段时间和弟弟对接，若云能感觉到他格外忙碌。他早就不再是那个需要人督促的孩子了，而自己能为他和家乡孩子做的事，似乎也比以前多了不少。

几乎每一位受访者都在重复着同样的自白：“我算是幸运的。”他们自豪于自己的努力，但他们也比任何人都清楚，从“那个世界”走出来，绝不仅仅只需要努力。

玛丽也是这么说的。

她的梦里有一场婚礼，新娘是她自己，或者她的朋友，或者她不认识的女孩。婚礼上没有人笑，她只想跑。跑着跑着就醒了，躺在床上，很久才能分清那是梦还是记忆。

她有一个早早举行婚礼的朋友。

朋友的成绩不错，但没能考上市重点高中，只能去县里的学校继续读书。也正因此，家人不同意她再念下去。

玛丽的家在甘肃临夏，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庄。在她小时候，能吃上辣椒和醋就算是经济富裕的家庭了。当时人们普遍的观念里，女孩子以后是要嫁人的，没必要学那么多东西，只需要做好饭就行。

玛丽的家乡

玛丽还记得放榜后的一天，她陪着朋友从乡镇赶到市里，想找一所高中的校长，争取借读的机会。两个女孩在学校门口等了一天，什么也没等到，仓皇地来，仓皇地回去。

后来朋友绝食抗争，还是没争过。再后来，她带着礼物去了朋友家，明明是礼物，又像是在承认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她们为读书做过那么多努力，最后的结果，就是她要结婚了。

她在朋友身上，看到了自己母亲的影子。

那是更久远的年代了。玛丽的外公是村主任，要带头送女儿读书。母亲因此成为当时村里唯一一个念过小学的女孩。她学得很好。但在那个年代，那些“女孩读书无用”的议论，比山还重，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玛丽的外公也没能顶住。

很多年后，她跟女儿讲起这些，说自己最后悔的就是没继续读书。如果读了，她觉得自己有机会考大学。

玛丽能顺利完成学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母亲。母亲知道读书是什么滋味，也知道被剥夺是什么滋味。

玛丽和母亲

还是有些流言会传进她的耳朵里。“一个女孩子还供她读书干啥？”甚至有人会直接问：“我们家小子年纪差不多了，你们家玛丽能不能给我们做媳妇？”

她只能努力学习、争取在一条陌生的路径里摆脱自己被物化的命运。

“我并不是从小就很爱学习的人。”她说。

到了大学以后，她才开始读名著。在那之前，身体里藏了一层又一层恐惧、焦虑、窘迫，很少有余裕能留给“课外书”。她的少女时代被压缩成一条窄窄的通道——要么读书，要么嫁人。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会认命，“妈妈、外婆、奶奶都是这么过来的”。

玛丽的家乡

她们参照的是村里大多数女人的路，但玛丽看见了另一种参照。玛丽高中时曾接受公益助学项目“捡回珍珠计划”资助，这个项目里的学长学姐从大学发来寄语，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信息封闭，“他们可以，那我也可以”。

后来玛丽经常想起那种感觉。2021年，她进字节跳动工作，前几年在老家全款买了房。经济上比老家亲戚预期中的好得多。现在老家的人说起她，更多是羡慕。她的存在提供了一种证明——女孩子离开这个地方，有办法生活得很好。

她想让更多女孩看见这种可能性。她的抖音账号叫“超级玛丽蘑菇酱”。在游戏《超级玛丽》中，马里奥吃下蘑菇身体会迅速变大，“‘变强大’这件事很吸引我。”

把自己全摊开给人看，她犹豫过。但后来她发现她带给别人，带给她自己的力量，比想象的大得多。

有东乡族的女孩留言说：“姐姐，我以前几乎没见过东乡族女人能活得这么自由，这么勇敢。”

玛丽家乡的女孩在抖音留言

玛丽偶尔做直播，大家问的最多的是：互联网大厂到底是干什么的？你的岗位要做什么？以后想进互联网公司该学什么？在她的家乡，很多人认定上了大学接着就是考公。但看见她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日常，大家开始想象另外一种路径。

家乡一所小学的老师告诉她，自己会在班会上放她的视频给学生看，让他们相信，自己也能成为那个走向远方的人。

有些东乡族母亲给玛丽发私信，说自己没机会上学，要让孩子好好读书，以后能选自己的路。玛丽今年29岁，她算了算，这些母亲其实和自己年纪相仿，都是十六七岁就结了婚，如今孩子已经上初中了。

今年入冬前，玛丽收到了一位家乡老师的求助。一年前，她曾在公司内为这所学校组织过一次棉衣捐赠，这次，老师问能不能再帮忙联系公益机构，学校冬季物资的缺口还是很大。

也是在那个时候，她看到了公司员工公益组织的“把好事带回家”行动。她提交了两所学校：一所是主动找来求助的那所小学；另一所，是她的母校。

一个人对接两所学校，她自然而然地管这叫“项目”。项目介绍是用飞书文档写的，她把对接细节、执行方式都写了进去。这大概是互联网公司留给她的印记：把每一件好事都当成一个项目来做，让善意变得可执行、可衡量。

玛丽在工作中

申请通过了。除了100个温暖包，还有20份助学金，要给最需要的人。

校长把名额分给班主任，班主任根据学生情况推荐。这里的孩子大多都困难，不过，玛丽并不认同单纯依据收入分配的做法。在当地，有些家长送孩子上学，并不指望孩子读大学，助学金打到卡里，家长转头就花掉了，孩子根本不知道钱的存在。

因而班主任们也会考虑学习成绩。在那样匮乏的环境里，一个学习好的孩子背后，更可能站着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钱才更有可能真花在教育上。

发放前，校长在家长会上提到了玛丽。有家长找到了玛丽的抖音账号，感谢的留言一条条涌进来。

接受捐赠的学生家长在玛丽的抖音评论区留言

她说，我们很难借助某一次捐赠或活动，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任何一个公益活动都没有这么强大的威力。我们能做的，就是让孩子们至少还能看到外界有一束光。”

因为曾被光照亮过，所以想要成为光源本身。一颗被捡回的珍珠，正在成为捡珍珠的人。

基于共同经验的帮助，往往比单纯的经济支持更有力量，它不仅是给钱，更是给路，给光，给希望。

婷婷上一次站在那所乡村小学的操场上时，河南已经入冬，风还带着寒意。她看见一些孩子向她跑来，穿着露脚趾的凉鞋，手上还有冻疮。她问冷不冷，孩子们怯怯的，不说话。“小孩们像野草一样，长得乱七八糟的。”

她想起自己第一次来这里的情景。姐姐在这里教书，去之前姐姐说条件不太好，她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击中了。

学校的大门修得还算气派，走进去才发现，操场的地面裂着缝，水泥碎块翘起边角，踩上去有些硌脚。

婷婷提报的学校

教室的窗户上糊着塑料布，风一吹就鼓起来。厕所是露天的水泥台子，一排蹲坑，没有隔板。气味冲得很，垫脚的砖头摇摇晃晃。她扶着墙，想起自己小学时的厕所，一模一样，但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

婷婷的母校旧址离这儿不远，紧挨着一片坟场。每逢下雨，浑浊的泥水便从瓦缝里渗进来，人在里面走，一脚水，一脚泥。桌椅破旧不堪，都是村民们自发捐来的。

她和同学们收到过希望工程的捐助，一个粉色单口袋双肩包，还有一些文具。那时她心里特别感动，那种“竟然真的有人会想到我们”的感觉，一直留在记忆里。

彼时，老师用一台很旧的手摇放映机，吱吱呀呀地给他们放电影。幕布上出现了一些她从没见过的东西。比如城市的楼房，有三层以上，整整齐齐地立着，和村里的土坯房完全不一样。

她的父母在山西打工，后来她曾经独自坐车去找他们。从村里先到县城，再坐上晃晃悠悠的大巴，往往要大半天才能到郑州。从郑州再转卧铺车去山西，一路盘山，旁边就是悬崖，路面坑坑洼洼。窗外是连绵的山，灰蒙蒙的，看不到尽头，当车子终于驶进城市，看见那些楼房，还有小汽车从身边驶过，她想起电影里的画面——原来那是真的。

后来她读书、工作，走进城市里的大楼，但记忆里一直有个退学的女同学。

那个女孩每周日晚上背一袋子馒头来上学，那是一周的伙食。馒头放到后面都硬了，婷婷看不过去，会拉她一起吃饭。

后来才知道，女孩家有五个孩子，她是老大。父母车祸去世了，几个孩子分散到亲戚家。亲戚家条件也不好，她上学几乎没有任何支持。

婷婷跟爸妈聊过这个女孩的情况。她想过要不要提出帮助她，但家里并不宽裕，又怕伤她自尊。还在犹豫的时候，女孩退学了，她出去打工，供弟弟妹妹上学，从此和婷婷断了联系。

婷婷提报的学校课堂

今年春节前，她看到“把好事带回家”公益行动，一下子就想到了家乡的这所学校。

她跟姐姐说这事时，姐姐的反应是“试试吧”。姐姐去跟校长要资料，校长也不知道该准备什么，只能把学校的基本情况发了过来。

婷婷看到一种生疏。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网络就在那里，抖音上也有字节跳动公益的入口，学校需要资助可以主动搜索。但现实是，老家的人接触这类信息太少，不清楚通过什么渠道提报，更不知道怎么进入资助名单。

他们没有项目书，不会讲故事，在公益资源版图上，几乎失声。“如果我没去过这个学校，我看到活动也不会想到它。”

倘若有人主动来给学校捐东西，他们也会想，这次拿了东西，下次会不会要我们回报什么？他们承受不起“代价”。一次被骗，可能让一个本就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

婷婷还记得，前些年，她想把员工公益给困境女性的温暖包送回去，电话里介绍完自己是字节跳动的，对面沉默了几秒。

“啥是字节跳动？”

“就是抖音。”

“哦！抖音啊，这个我知道。”那头的声音明显松弛下来。

真正让事情落地的，是婷婷的姐姐。骑着电动车到对接人家里，坐在炕沿上，把公司介绍和公益项目讲给他听，指着婷婷的工牌照片说，“这是我亲妹妹，大连乡出来的，放心吧”。

有了那一次的信任，“把好事带回家”的推进才变得顺利。之前横亘在“好事”和“受助者”之间的隐形高墙，被一个本地人的身份，轻轻推倒了。载着物资的货车开进来。

比物资更重要的是捐助行为本身，婷婷代入自己当年接受希望工程捐助的经历。当孩子意识到“有人愿意帮我们”时，他们的内心可能就开始了一场探索，会好奇：这些人是谁？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做？

贫困的日子往往是单调、沉闷的，而捐助让孩子们的今天跟昨天不一样了，明天或许会更不一样。

婷婷想起过一件没做成的事。

以前她和朋友做流浪动物救助，两个人，力量小，压力大。跑来跑去，很多事耽搁着，再想接着做，当初的流浪狗已经不见踪迹。后来进了公司，跟着员工公益做活动，她发现自己不用再一个人想那些办法。同事会问，需不需要帮助，进展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有人跟你一起把事情做得更好。”

阿俊在昆明，是字节跳动跳跳糖七彩公益社团的发起人。现在，社团已经从一个人做到一群人，越来越多身边的同事加入进来，参与公益行动。他说，员工公益会把各个组织打通，“基建”完成后，他只需要考虑自己想做什么。

阿俊提报的学校收到温暖包后，孩子们试穿新衣

“这些‘把好事带回家’的故事，还没有讲完。”项目发起人说。春节期间的行动就像打前站，先扎进去，把需求摸清楚，再一件一件解决。

若云说起学校里的土操场，跑道是用石灰画的白线，跳远是用粉笔画的白线，但孩子们还是在上面奔跑跳跃，老师们也创造一切条件给孩子们提供运动的场地和机会。他们的下一个心愿，是拥有一个有跑道的操场。

学生们在土操场上运动

玛丽希望让走出来的女孩与家乡的高中生建立联系，告诉他们“我在你这个境地想过什么，我后来怎么成为了现在的我”。“高中阶段更多做精神层面激励，初中和小学阶段更多做实物帮扶。”

婷婷心里一直有件事。“那个女孩，小学三四年级的样子。”她说，“跟一个30多岁的男人聊天。老师找到家长，发现她妈妈是知道这件事的。”“反正孩子上不了几年学就要嫁人，现在聊跟以后聊一样。”女孩的未来已经被母亲框进“婆家”。下一步，她想把员工公益长期开展的两性知识宣传活动带进校园。

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

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金源乡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新站镇

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查甫藏族乡

根据员工的提报，“把好事带回家”活动共筛选出16所待资助学校。每所学校的前缀都很长，指向一个个偏远的角落。

在那里，除了助学，还有人为村里十几位老人拍了人生中第一张照片，有人在自家客厅举办了几场反诈宣传，有人让AI走进更多亲友的日常生活……一个个从大厂走出的年轻人回到起点，让孩子们看到自己可成为的样子，让乡亲们不被时代的浪潮抛下。

青山遮不住求学的路、回家的路，有人走出去，又走回来，脚印踩下去，车辙轧过去，一次又一次。从此，山不再高，路也不再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