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坊丨《图书馆、藏书家、书商与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

图书馆、藏书家、书商在近代中国知识生产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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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

书号：978-7-101-17506-6

出版时间：2025年12月

定价：128.00

开本：32开

装帧：纸面精装

字数：450千字

页码：448页

CIP分类：F062.3-53

主题词：中国史-新闻出版-知识生产

上架建议

中国历史/出版文化/近现代

编辑推荐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出版博物馆文库”最新推出的品种。此前合作推出的《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中国印刷史新论》等书均深获好评。

☆以“图书馆、藏书家、书商与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为线索，围绕新闻史、出版史、印刷史和阅读史等主题展开探讨，使用多种多样的资料，尤其是利用大量的私密文献，诸如日记、书信、个人档案之类，凝聚了国内相关领域前沿学者的研究成果。

☆结合多学科的方法，注意借鉴来自西方的书籍史、阅读史、文献学和文化理论。超越单纯的出版史研究，将问题意识、研究对象同更广大范围的政治、社会、文化等议题对接。

内容简介

“图书馆、藏书家、书商与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学术研讨会于2024年9月7日至8日在复旦大学举办，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近50位学者会聚一堂，就明清以来的藏书、刻书与书籍贸易活动，东方图书馆、合众图书馆、儿童图书馆等现代图书馆建设，刘承幹、孙毓修、沈树镛等藏书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气书局等书商的经营策略，德呢克、特吕布纳等来华汉学家、书商与中西文化交流等议题展开交流，探讨各类主体在近代中国知识生产中的角色。

本书集结该研讨会上发表、讨论过的优质文章，体现了跨学科的研究趋势和特点，代表了学界对于出版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今日的出版和知识生产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是国内首家新闻出版专业博物馆，坚持“深耕传统、面向世界、拥抱未来”，以新颖的立意、厚重的实物、多元的手段，展示新闻出版的历史文化和事业成果，馆藏文物资料60余万件/套，展示面积5640平方米，涵盖新闻出版通史、印刷技术、儿童出版、艺术设计、数字出版、音像出版等内容。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之一。该系师资力量雄厚，研究专业方向齐全，科研成果卓著，在国内历史学科中名列前茅。

目 录

序言

古画所见书业店铺研究

明代“三苏”古文的评点批评及其阅读出版史价值

歙县黄氏清中期刻书活动考

徐渭仁古籍收藏及刊刻概述

常熟顾氏小石山房藏书考

晚清金石鉴藏家川沙沈树镛藏书研究

广雅书局校勘吴翊寅生平考略

吴丙湘考

孙毓修乡邦文献收藏与整理考述

刘声木书目著录及其诗文评学意义

忘年相交五十载——王謇与潘景郑交游考

从《丑簃日记》看吴湖帆的藏书活动

抗战时期程天放刻书考

中国明清时期江南藏书家藏书的日本流散——以日藏中国汉籍为中心

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收藏中国传统典籍新探

东籍汉译之始考

康有为《列国政要比较表》的信息来源与数据运用

出版渊源、话剧推介和女性主体意识：吴芝瑛与《黑奴吁天录》

金港堂与商务印书馆的合资契机及合营始末——以中日出版史结合的视角

煮豆燃萁：商务、中华《日本人之支那问题》译印纠纷

《四部丛刊》抽换印本与描润细节——以《唐文粹》为例

知识工程：“万有文库”策划与生产考释

公益与商业的共进：商务印书馆创立东方图书馆的缘起、逻辑与启示

现代儿童图书馆：对知识与未来的想象

《吾国吾民》（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的跨文化传播

输入学理语境下中国报刊史著述及其融合创新

陈匡时与《梁启超年谱长编》“复旦校注本”

“图书馆、藏书家、书商与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研讨会综述

后记

精彩章节

古画所见书业店铺研究

郭永臻

文字和图像是可以跨越时间和载体的两种表达思想与传播文化的方式，中国虽然有着深厚的文字记录的传统，但是古人并没有忽视图像的作用。无论是“河图洛书”的传说，还是“左图右史”的期望，无一不在说明，古人希望兼顾文字和图像两种方式。就目前的学术潮流来说，图像入史日益成为人文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另一方面，相较于文字记载，图像材料有其特殊的性质和功能，正所谓“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图像能够更为直观具体地展现某一事物，因此具有文字记载所不能提供的价值。这样，无论是在研究视野层面，还是在史料层面，图像都能为研究带来新的突破。

就中国书籍史的研究来说，已经有学者以图像为中心展开了精彩的研究，为我们展现了图像带来的诸多可能性。例如有刊物开设“中国古代读书图”研究专栏，收录了多位学者关于绘画、画像石和瓷器等载体上的读书形象的讨论，为我们展示了图像对于阅读史研究的独特作用。再例如韦胤宗根据绘画、版画和壁画等视觉材料，探讨了中国古代书籍盛装器具的发展，从图像的细节之处钩沉出书籍制度中以往为人忽略的一面。

以上几种聚焦于图像的研究十分具有启发性，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探寻图像对于书籍史研究的更多可能。而本文所要讨论的，则是古画中所展现的书业店铺。中国古代至今留下的大量画作中，有一类专门展现城市或街肆的画作，学者称之为“街景画”。这类画作中常出现图书行业的店铺，将这些店铺的图像搜集起来，则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视角审视中国传统社会中书籍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其实之前已经有学者讨论过个别画作中的书业店铺，或者将画中书业店铺的形象直接应用于书籍史的研究。前一类研究例如王宏钧、刘如仲用《南都繁会图卷》中的“乐贤堂名书发兑”“书铺”等店铺证明了明后期的图书刻印行业显著发展，范金民以《姑苏繁华图》（即《盛世滋生图》）中的“大雅堂书坊”为线索讨论了盛清时期苏州刻书、印书市场的兴盛。后一类研究比如戚福康引用题仇英绘《清明上河图》中的“集贤堂”讨论宋代的书坊，施晓兰引用《盛世滋生图》中的“大雅堂书坊”形象讨论明清苏州书坊的品牌优势。

以上几种研究的开创性值得肯定，作者有意识地利用图像材料，并且将图像与文字相互印证，从而使结论更具有说服力。但不能忽视的是，这几种研究还谈不上尽善尽美。就前一类两篇论文而言，因为所讨论的是一整幅长卷展现的各行各业，因此难免对每个行业的讨论都只能轻描淡写。而且即便没有两幅画作印证，两篇文章就明清时期南京或苏州的书业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广为人知的，这样便体现不出图像资料的独特价值。而且范金民文中还有一处论述有待商榷，这一点将在下文与后一类的施晓兰文一起讨论。后一类两篇论文对于图像资料的使用略显草率。戚福康文所用的《清明上河图》肯定是明代仇英（约1498—约1552）在世或之后才出现的，自然不能用来讨论宋代书坊的问题。施晓兰文直接将画中的“大雅堂书坊”默认为出版了《博物典汇》和《绘事备考》的大雅堂。

而范金民文则同样认为画中的“大雅堂书坊”出版了《博物典汇》及《薛文清公读书全录类编》。但是通过下文的讨论可知，这几部书并不都是苏州地区出版的，这样直接将现存实物与图像材料相印证的方式显然不够慎重。

站在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除了以上提到的三幅画作，在传世的中国古画中，仍可以找到许多描绘书业店铺的街景画，因此需要将这些画作搜集起来进行集中讨论。鉴于前人研究的不足，我们首先需要厘清画作的来源、内容与性质，这样才能更为稳妥地利用这些材料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版 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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