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惩治汉奸

在历史上尤其是战争时期，我们对于汉奸的这个审判和惩罚都是很严肃的，当然不能说顾名思义，不是汉族的话也不能背叛祖国。例如老舍先生的《茶馆》写，“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意思是这不是个民族问题，这是个国家问题。

我今天来分析一下解放以前国府和我党我军都是怎么惩治汉奸的。

曾有人说，国民党的“惩奸”是“收复失地后的清算”，共产党的“惩奸”是“建立新秩序的武器”。

（有的资料说，1946年3月13日国府发布《惩治汉奸条例》，条例规定了本法适用范围。“通谋敌国，而有本法所列行为之一者，判死刑或无期徒刑；曾在伪组织机关团体服务，为有利于敌伪或不利于本国或人民之行为于一定年限内，不得为公职候选人或任用为公务员，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明知为汉奸而藏匿不报或包庇纵容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条之罪者没收其全部财产，但应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查封动产，但应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查封动产，得委托该管地方行政机关执行之；明知为汉奸将受没收或查封之财产而隐匿、收买、寄藏或冒名顶替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罚金。”）这个说法并不是特别确切，这些内容应该是没有出自一个单一的法律文本，而是融合了从1938年开始的，国府颁布的《修正惩治汉奸条例》、1945年以后的《处理汉奸条例》以及我们陕甘宁边区等等根据地相关法规的部分规定。比如1938年的修正惩治汉奸条例，有第二条叫做通谋敌国，而有左列行为之一者为汉奸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列举了14项具体行为，比如供给军粮、泄露情报，煽惑叛逃等。比如曾经在伪组织服务，再加上有利敌伪军的行为，这样的罪行可以判处他限制公职，加1~7年有期徒刑。刚才这个表达来自1945年的《处理汉奸案件条例》第三条以及第15条。第三条规定虽未构成第二条重罪，但是凭借敌伪势力为有利敌伪或不利于本国或人民之行为者，以第二条第一款处断，就是有可能判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但实践当中可能会有所减轻量刑。

比如某汉奸没有被判死刑什么的，也有可能会除了依法处罚之外，限制他以后在社会上担任公职，这个规定是条例第15条。叫做曾在伪组织或其所属机关团体服务者，除依法处罚外，自处分确定之日起，10年之内不得为公务员或公职候选人。处一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是相对比较轻的那一类或者预备犯，比如说1938年的条例是这样表达的。抗日战争期间和胜利以后，对一般的投敌的人员大致处理原则就是这样的。还有那些明知道某些人是汉奸，然后藏匿不报或者包庇他的，大概会判处一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过根据1938年的《修正惩治汉奸条例》第四条规定叫做明知为第二条之罪犯而窝藏不报者，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是更重一些的。如果是包庇纵容的话，就是第三条叫做“以共同正犯论”，意思是同罪，最重的话可以判死刑。比如说像川岛芳子那样的，确实是被枪决了。民间过去有人搞出来一些谣言，说买替身替死，真人隐藏在中国东北，其实是为了卖假文物造声势，骗大家的。对情节较轻的协助行为或者是事后包庇的量刑大致可能是1~7年的有期徒刑。也就是在战后，尤其是实际执行的时候，对于非核心的那些从犯大致是相对比较宽容的。

对于1938年的条例，有第9条和第10条，分别叫做“犯第二条之罪者，没收其财产之全部”，还有“依本条例没收或查封财产之全部时，应酌留家属生活费。”查封动产的时候，由地方行政机关执行，这个是1938年的条例第11条。

在1945年的条例当中，还有相关的实施细则当中有第12条，对转移藏匿汉奸财产的行为也是予以处罚的。还有民国的1928年的中华民国刑法，第361条叫做赃物罪的规定，收受赃物，处5年以下徒刑。在我党我军有边区法，比如《晋冀鲁豫边区汉奸财产没收处理暂行办法》，这是1942年颁布的，这也规定了对藏匿冒领汉奸财产的人要怎么追责。也就是说他们规定还比较细，这个条例其实不是1946年重新规定的，民间网上这样认为，可能是因为在1946年是抗战胜利的第二年，集中处理了一大批大大小小的汉奸走狗们。抗战以及战后初期对汉奸行为有一个立法的司法逻辑，叫做严惩首恶，区别对待、追缴财产，限制权利。

在1946年的国府应该是没有另外颁布一个新的惩治汉奸条例，他们应该是沿用了1938年7月13日公布的在1945年做了修正，沿用的《修正惩治汉奸条例》，还有，1945年1月23日行政院和司法行政部联合发布的一个《处理汉奸案件条例》，这样一起沿用下来作为一个操作细则。

在1946年实际沿用的法律框架当中，他们依靠1938年和1945年的这两个法规。所以1945年的这个条例会被人误以为是1946年的新法，其实是发布于1945年底，1946年起全面实施了。他们也说对自首悔过和情节轻微者有宽大条款，体现了惩罚和教育相结合。为什么会被一些网站和人士们认为是1946年才颁布，因为1946年就是汉奸审判的高峰期，全国有数十个高等法院汉奸案审判庭。媒体和档案以及后来的研究，经常会说1946年惩治汉奸有一个大行动，会概括这个时期的司法行为。所以总体说1946年国民党政府实际执行的汉奸惩治法律制度，叫做依据1938年修正惩治汉奸条例及1945年处理汉奸案件条例，国民政府于194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汉奸的司法审判和政治甄别。对附逆人员除判处刑罚外，还施加10年内不得担任公职的资格限制。这样理解的话就比较清楚。

那么我党我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比如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等等边区在抗战时期也制定了专门的惩治汉奸条例或者类似的法规。

我们的这些法规与国服的1938年和1945年的条例在立法理念、适用对象、量刑原则、程序机制和政治功能等等方面都有一些显著的差异。国府处理的办法强调的法律要件就是通谋敌国，比如加入了日伪组织，提供情报等等具体行为，他有这个主观的叛国的行为。国府是自上而下的司法惩戒逻辑。所以在实行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可操作弹性的，大家会发现一些主犯确实是恶贯满盈，逃不掉，但他们的财产经常会换个地方被人侵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这以前讲过的，国民政府去劫收，也就是抢劫一样的接收日伪资产。还有一些正常的企业，只要说他们是给日本办事，他们就得听懂话拿出来钱孝敬，要不然的话，把他们当汉奸来审判，财产就全充公。大家可以看到在国府手中这种惩戒的方式，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那么中共将汉奸不仅视为叛国者，更常与地主、恶霸、特务等标签结合，作为社会改造的突破口。我党我军的行动是动员群众，巩固根据地政权，强调阶级立场和人民利益，打击敌伪势力，清除内部的动摇分子，服务于群众运动和政权建设。除了直接通敌的，如果是那些为日伪军征粮，催款和带路的，还有那种消极的散布失败主义言论的，动摇抗日信心的、走私东西，比如说和敌占区搞经济往来，运输东西给他们，这叫资敌的，以及那些地主，富农当中勾结敌伪军，欺压群众的，还有强调主观动机和阶级立场这个也很重要，就是看他们是不是站在人民一边的，这些都属于斗争汉奸需要做的范围。在我们这边的规定叫做“凡以任何方式帮助敌伪，损害抗日利益者，均以汉奸论。”

在量刑原则上，国府和我党我军的路线有所不同。比如对于通谋敌国加上具体行为严重的国民政府会判他们死刑，但是可能会有各种小操作。中共边区同样会判处他们死刑，但是说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我们这边对于从宽的政策叫做鼓励自新，立功赎罪，大量采用教育感化，戴罪立功的方式。对于财产处理的话，国府会没收他们全部财产，然后酌情留一点家属生活费。其实就是像电视剧里那样，财产充公，古董拉走，霸占房产，让他们家人滚蛋。我们这边的处理方式大概会叫做没收汉奸财产充公，但优先用于救济贫苦群众或抗战。而且会给他家属子女留一碗饭吃。尤其是不会出现那种惩罚了某某，完了之后那些私人财产落到了当官的手上。

在审判的方式上国府是由高等法院专庭审理，强调了一种司法程序，会制造一些舆论，比如说记者会去看。在我们这边会采用群众公审，有人民陪审，会就地审判，尤其注重教育群众的效果。在我们这边，对于那些小鱼小虾的不会下手太狠，要分化瓦解他们，对于伪军和伪政府人员宣传的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鼓励他们走回正路上来，对于普通的那种犯点小错的就以教育示范为主。只有那种罪大恶极的，平时做了很多伤天害理，残害人民的事的人才会把他抓起来公审和处决。国民政府那边他们一般会强调一些法律条文，证据，口供，依赖警察和宪兵系统抓捕，集中由他们的司法系统审理。在中共边区的话，由我们的公安保卫部门主导，比如说那个叫边保的。我们的司法与行政高度融合，并且会广泛发动民兵，农会，妇救会等等。这些立足于人民的组织会参与检举，监视和押解汉奸。然后我们就发动群众，采取公审大会和诉苦大会等等形式，除了司法审理的功能，还有政治动员的功能。对于伪职人员，国府对他们比较狠。首先说只要你做了就是有罪的。虽然要经过司法的甄别，但是他们的政策上是在1946年开始大规模逮捕审判，造成了社会恐慌和激化的矛盾。那么对于10年之内不得担任公职来说，也确实是一种社会地位受损，对于那些犯错误并不严重的人，连改造的机会可能都被封闭了。

我们这边的话，相对宽容一些，我们的态度说多数是被迫的，可能是就混一口饭吃，虽然很丢人，但错误不严重的话，我们就教育他。重点打击那些死硬分子和最坏的。在解放区更多通过登记、坦白、悔过这些程序教育消化他们，避免激化太大的矛盾。对这些人后续的处理就是通过劳动改造，参加生产，重新融入社会集体，继续好好做人，对社会有用，大家就把他当好人看了。例如我们山东的根据地，对于那些伪保长伪村长，只要交代清楚，不再通敌，回到群众当中好好做事，就允许他们留任或者转为基层干部，这个可以说是天大的宽容。所以能够看出来国府这边形式上是法治，看上去很严格，强调国家的法统，但我们这块是实质上的正义，服务于革命和群众利益。

他们是自上而下的司法惩戒，我们是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加政策分化，他们是强化国家权威，但容易流于形式。我们这个做法是巩固基层政权，增强群众的认同感。我们这块政策弹性比较大，群众参与也比较深，标准比较灵活，其实就是发动群众，推进社会改造，所以和国府不一样，这就是来源于不同的治理路径，不同的政治信仰理念，那么，孰优孰劣，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