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城故事 | 我的知青年代

作者：伍恩奇 编辑：冯晓晖

“浔城故事”专栏致力于分享与九江生活见闻相关的散文及纪实类文章。诚挚欢迎原创作者予以支持，投稿请发至邮箱：JiujiangHistory@126.com。

知青好伙伴，最右边是我。

如果我把自己10年的知青生涯比作一条长河，那么1973年我从新洲垦殖场调到茅山头垦殖场，正好5年，船行中段，平缓宽阔。10年文革，10年知青，上帝按部就班地将我们这堆石子倾倒在这10年的历史缝隙中。前5年，从懵懂无知的少年长成浑身是劲的青年，脑子长没长，不得而知，因为看不出来。来茅山头时21岁，我姑且称这后5年为我的青年知青年代。

茅山头该是都市里的村庄，一个被城市包围的农村。先说领导吧，因为分场和后来的菜科所的领导站在明面，况且我们又有议论领导的传统。分场李启坤书记我不太熟悉，只是觉得他为人和善。他父亲去世时，各排派力气大的去帮忙，名曰“八仙”，我也是“八仙”之一。起棺前李书记按风俗向“八仙”跪拜，当时吓我一跳。后来我想，尽管当时在那个政治统领一切的年代，其实还是很多人仍然按传统意识为人行事的。后来很多人说李书记人好，我想与之不无关系。

菜科所刘火生所长是位有传奇色彩的人，省市劳模。那老套的、因衣着破旧工作人员不让进门开会的传说不知真假。干活那是叫真干，特点是不停不歇，下班时间到了还喜欢拖，口头禅是“克服一下”。我听排里老茅山知青说，有次抬石头，他的手被石头压住了，痛得叫，而大家笑言：“克服一下，克服一下！”我多次目睹他和我们谈心时，一脚前出呈弓步，两手平伸作开门状，口中亲切地说：“党的大门对你们随时是敞开的！”真真令人忍俊不禁。大家从心里敬重他，只因为他“真”。

和农友在一起，后排站的是我，蹲在我前面的是内人。

来到三分场一队，很快熟悉了环境。队长张水龙，吃得做得，敢怒敢骂，与之相处甚好。因我也是能吃能做也肯做的主，只是怒骂到老都没学会。水龙兄拿手活儿是上锹，一担土，两块，一百四五十斤是有的。我也擅长此活，但还是佩服不已。早几年闻他已逝，不禁唏嘘。

茅山头还有个编制叫青年排长，来之前的垦殖场没有这位子。王凯洪当时是青年排长，他是老高中生，聪明，物理学得好，也很有思想。后来我们十分要好，最后还成了师专校友。

有件事我记忆深刻：一次我和他上街拖粪，记得那天天色很晚了，在铁桥头某巷子里一间公厕旁，我们正忙着，搅动着的臭气弥漫在小巷深处。那天气压特别低，以致臭气逼人，几乎睁不开眼。一老太婆可能实在受不了，对我们骂骂咧咧。王凯洪突然发作，指着那老太婆怒斥，大概是骂她资本家臭老婆之类的话。那老太婆一下搞懵了，嘴里嘟嘟囔囔躲进了屋。昏黄的路灯下臭气弥散着，只剩下这位整整读完十二年书的老高三，无名、愤懑、不甘的呐喊久久不息。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许多……

和排里的兄弟姐妹们平时相处感觉十分和睦。我现在还能叫出一大串名字来：郭华荣、肖远国、张浔阳、章裕华、赵江林等等。女同胞好多记不得了，可能是平时交流少的原因。但有一个叫封建英的记得，干活很出力，性格直爽，不知何故想不开，竟从黄梅轮渡上强行开门跳了长江，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在垦殖场建设中还有人受伤，开拖拉机的陈建楠肝部就曾被拖拉机手柄撞了。幸庆的是经过医生七补八补，补好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那个时代没熬过来的人真的是遗憾，谁能料到今天有这样的日子呢？

其实我来茅山头前，可以说已经完成了知识青年再教育。贫下中农能干的我都能干，都会干。当时把我扔在中国任何农村，我相信我都能活命。更何况从一个纯粹的农民群体来到一个知青群体，这里的劳动强度不及以前垦殖场的一半，时间也少了三分之一，因此我有了较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去追求自己心中的目标和生命的意义。

当年的农友

我来茅山头时已经开始学习英语。为什么学？一是有伴，几个市里的同学都在学；其次认识到英语是一门工具，将来会用得着。压根没想到后来恢复高考，成了个人生极其重要的敲门砖。可学英语费时费力，有时就将单词本带到场里，有空就记上几个。一来二去，场里有人知道我在学英语。当时子弟学校缺老师，有意让我去试试。

记得学校有两个英语教师，一个女老师姓陈，年龄较大；还有一个姓叶，是个印尼华侨，年轻，长身玉立，皮肤很白，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家子弟。我给他看了我的作业，我用的是北京外贸学院编的教材，当时是市面上唯一能买得到的英语教材，里面大都是《北京周报》的内容。他看了可能也麻了头，那些政治术语就是中文他也未必理解。但这两位老师都认可我当时那点可怜的英语水平，可是依然未能进得学校，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那段时间心情格外烦躁，以致还犯了一回浑。那次是在总厂下面河段清理河泥，天气很冷，我干活不惜力，只穿了条背心。排里一个叫“裁缝”的坐在边上说我风凉话，积极呀什么的，我也懒得理他，可后来竟然用泥巴扔我。平时我在排里言语不多，再加上有的人讲究哥们人多，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那一刻心里那个火啊，终于我把锹一扔，疾步上去，一把揪住他的前胸，只一提一压将他摁倒地上，踩了几脚。在新洲我练过举重，100斤的杠铃左右臂单举可以举几十把，这次发了威。后来他哭了，我心里又老大不忍。好在知青在一起也不记仇，不几日又和好于初。有时我想，怎么会打架呢？还是年轻。打架还真的是知青的必修课，前五年也打过，不说也罢。

死了当老师的心，却惹犯了我的庄稼火。体面的事没有份，难不成还不让我学种菜？于是一头扎进农业知识的学习中。植物保护方面功夫下得深些，经常早上三四点钟跑到地里观察昆虫习性。植物病理学、昆虫学的书常看常新。这时菜科所已成立了。后来场里办“五七”农业大学，还鬼使神差地被聘为兼职教师，并编写了一本植物保护教材。经过江西大学教授们审核，没有什么问题。有次在南昌开研讨会，我居然在100多人的会议上滔滔不绝讲了一个多小时，出了回风头。要知道离开了具体内容我是半句话都说不出的。在我快要离开茅山头的时候，还参加了江西省《蔬菜志》的编写工作。在学习农技的过程中认识了李维新，当时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后来我们成了一辈子常来常往的挚友。

人一辈子只有一段全神贯注做某件事的时光，这段时光我抛在了这里！

上世纪70年代是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我亦不免身在其中。国家命运、个人前途，无时不刻困扰着我，如影随形。和几个要好的市里同学还成立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当时如果被人知道，牢狱之灾是一定的。我上下班要经过三马路，那里有家废品收购站，里面有不少旧书，马列的特别多，我在那里买了不少，大家分读。那时真的是捧着大部头生吞活剥胡乱啃，真理没找到，但还是长了知识，养成了读书习惯，也不怕大部头了。像这样的小组全国一定不少，以致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其实当时我们不过是几个文青，看的说的以文学作品居多，如《九三年》《约翰·克里斯多夫》《奥勃洛摩夫》《复活》《邦斯舅舅》《唐璜》等。退休后想重读一遍，却读不进了。可以说这时我的人格、价值观业已基本形成。

1976年是我们这代人难以忘怀的一年。一月八日，周总理去世；三月八日，吉林陨石雨；七月六日，朱德去世；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九月九日下午四时，我正在地里打药，高音喇叭里传来沉重的哀乐……我默默地放下药桶，坐在地头，连抽了两支烟。没有悲伤，没有欣喜，只感觉身体里流动的气息似乎停滞了。历史终于在这一刻，投下了一个巨大的标点！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帮”，70年代提前三年结束了。

这之后我更加拼命地积极工作、努力学习。这之前我的等待是无期的，等的日子是加法，而现在的等是减法。果不其然，1977年高考恢复了，没敢报考。后看到77届也有“黑五类”出身的被录取，78年赶忙报考，一考即中。虽后录取有段一波三折的折磨，但终是个人命运随着国运走，势不可挡。

1978年12月，我离开了我成长的摇篮——茅山头。

【作者简介】

伍恩奇，江西九江人，九江三中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