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太原，古称晋阳，有着“九朝古都”之称。这座地处山西高原的军事重镇，虽然从没有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却孕育出了五个王朝：大唐、后唐、后晋、后汉、北汉。
早在春秋时期，赵简子的家臣董安于肇建晋阳城时，便选址于“依山临水，地势险要”之处，筑起“城高四丈，周回四里”的坚城。赵襄子更凭此城联合韩魏灭智氏，奠定“三家分晋”之局——晋阳的军事价值，从一开始便刻入基因。
真正让晋阳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的，是北魏末年的“霸府”政治。北魏权臣尔朱荣以此为基地，整合“六镇军士”，开创了遥控洛阳朝政的模式。
其后继者高欢更是将晋阳打造成东魏北齐的实际军事决策核心——他在晋阳设立大丞相府，北齐帝王则频繁往返于邺城与晋阳之间，刻意将这座“别都”升格为与邺城并立的权力中心。
此时的晋阳，已是胡汉交融的前沿。尔朱荣的契胡部众、高欢整合的六镇鲜卑，持续为这片土地注入强劲的“胡风”。这种胡汉杂糅的基因，恰恰孕育出日后李唐皇室及五代沙陀集团那种尚武、果敢、不羁的气质——这是晋阳崛起的历史底蕴。
公元617年，晋阳迎来了它历史上最耀眼的时刻。唐国公李渊时任太原留守，坐拥“北门锁钥”，却面临一个抉择：是忠于日渐崩坏的隋朝，还是抓住乱世中的机遇？
晋阳给了他答案，西有吕梁，东有太行，南下可直取关陇，退则据险自守。若起兵于此，进可攻、退可守。
晋阳素称“文武盛地”，粮草丰足，更汇聚了强悍善战的“并州儿”。李世民号“太原公子”，在此交接豪杰、培植势力。
李渊父子从晋阳起兵，到攻克长安，不过短短数月。这座城，就这样开启了大唐近300年的基业。
如果说李唐起兵是晋阳的高光时刻，那么五代则是它展现“政权孵化”能力的乱世舞台。短短五十三年间，晋阳相继孕育了四个政权，让河东集团成为了主宰五代的风向标。
大唐晋王、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以晋阳为根基，与后梁争雄十余载，最终灭梁建唐；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坐镇晋阳，在契丹援助下称帝，建立后晋；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趁契丹灭晋之际，在晋阳称帝，建立后汉；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刘崇，在郭威灭汉后于晋阳称帝延续汉祚，是十国中唯一的北方政权。
“一座晋阳城，半部五代史。” 为什么偏偏是晋阳？山西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南有黄河、中条山为屏。作为中心的晋阳城本身更是城防坚固、粮草充足。后周世宗郭荣率大军围攻北汉晋阳，从四月至六月，终因“大雨连绵，士兵疲病”而无奈退兵——这座城，硬生生扛住了中原王朝的倾国之师。
纵横五代的沙陀军事集团核心就在晋阳。此地民风“淳朴劲悍，人才辈出，尤多将帅”。乱世之中，兵强马壮者为天子，晋阳恰恰拥有最强的兵马。地处农耕与游牧的交界，晋阳既能产粮，又可市马。北汉刘崇正是依靠晋阳的资源进贡辽国获取支持，才得以在宋辽夹缝中生存二十九年。
自春秋赵简子、东魏高欢始，晋阳便深植了“恃险可霸”的政治传统。对沙陀军阀而言，占有晋阳，进可逐鹿中原，退可偏霸一方。这种深植于地方豪强与军事将领心中的割据传统，使得晋阳在每一次王朝更迭之际，都自然而然地成为反抗新朝的堡垒和新政权的孵化地。
不过正是因为这样天然的政权孵化器般的存在，也让晋阳成为了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最终遭受了灭顶之灾。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继承太祖赵匡胤遗志亲征北汉，经过中原王朝的连番打击，北汉早已成了强弩之末，赶来救援的辽军也被宋军多次击败，晋阳最终城破，北汉灭亡，赵光义在形式上再次统一了全国。
但赵光义在攻克晋阳后，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火烧晋阳城，又引汾水、晋水灌城。这座经营千年的坚城，最终在烈火与洪水中化为废墟。赵光义还下令削平晋阳北部的系舟山山头，称为“拔龙角”，以彻底摧毁这里的“王气”。
此举绝对算得上愚蠢的绝户计，因为此时天下纷争的乱局刚刚结束，但被辽国占据的幽云十六州尚未收回，西北还有党项人的侵扰，毁掉军事重镇晋阳城，对于大宋来说肯定是得不偿失的。
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赵光义两次伐辽失败，宋军元气大伤，从此在对辽作战中只能处于守势，自己还留下了“高粱河车神”的恶名。
经此一役，晋阳古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然而，它所孕育的那些人物、那些政权、那些金戈铁马的故事，却永远留在了史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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