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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5年启动补偿程序至今,贵州昆仑宝藏矿业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昆仑矿业”)与遵义市汇川区政府的这场矿业权补偿纠纷,已跨越两个年头。企业等来的不是公正的解决方案,而是一轮又一轮的程序空转、一次又一次的口头敷衍。
2026年2月初,汇川区自然资源局某副局长口头通知企业:“上级不同意你们的评估方案,你们可以重新找审计。”没有红头文件,没有书面理由,甚至连拒绝的姿态都是托人转达。
这已是企业第三次被“请回起点”。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企业无奈之下向贵州省行政复议中心申请介入后,省行政复议中心明确要求汇川区政府派人沟通协调——然而,直到今天,汇川区政府方面无人到场、无人联系、无人回应。
一个省级行政复议机构的协调要求,竟然也叫不动一个区级政府?
这已不是“程序瑕疵”,而是赤裸裸的行政不作为;不是“审慎把关”,而是以审计为幌子的蓄意拖延。
从“报告自认不公”到“评估方案被拒”:政府的“审计执念”究竟为哪般?
回溯事件起点。2025年,因探矿权注销需进行补偿,汇川区自然资源局作为区政府指定的经办部门,通过“竞争性磋商”程序委托遵义中审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历史投入进行专项审计。
结果令人愕然:企业申报的3758万元历史投入,审计报告仅“建议确认”4.7万元。更荒诞的是,出具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自己在书面回复中承认,这份报告 “无法作为补偿协商的公正依据” 。
一个被执行者自己都承认不公正的报告,汇川区政府没有宣布作废,没有启动复核,甚至连一句批评都没有。它就这么静静躺着,成为悬在企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2026年2月,企业依据2012年经贵州省自然资源厅评审备案的地质成果,结合第三方测算,提交了详细的评估赔偿方案。方案明确了每项支出的合同依据、技术成果对应关系及行业公允价格参考。
然而,这份方案甚至未能进入正式的评估审核流程。汇川区自然资源局的口头传达称:“上级领导单位不同意。”至于“不同意”的具体指向——是对数据存疑、对补偿标准有异议,还是对方案整体不认可——未作任何说明。
被企业作为方案基础的2012年储量备案成果,其法律效力从未被政府否认。换言之,政府认可的成果,却无法启动基于该成果的补偿程序。
这一逻辑断层,与审计报告中“承认成果、否定投入”的悖论如出一辙。
有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真正的难点在于:一旦承认企业3758万元的投入合理性,汇川区政府将面临一笔规模不小的财政支出。“能拖则拖,能绕则绕——这是最省事的办法。 ”
审计还是评估?政府坚持的是一条“预设结论”的路径
从首次委托政府主导的专项审计,到此次要求企业重新安排审计机构,汇川区政府始终将争议解决方案锁定在“审计”路径上,而非更适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评估”路径。
业内专家指出,审计与评估虽同属专业鉴证,功能指向却有本质区别:
审计侧重于票证合规性与支出真实性验证,适用于财务收支规范、凭证链条完整的现代企业。而评估则着眼于资产价值与权益公允性判断,能够综合考量历史背景、行业惯例、成果对价等因素,更契合此类跨时久远、票据瑕疵普遍存在的矿业权补偿案件。
“如果一家企业十几年前的收据、领款单,放到今天严格审计,几乎没有一家能过关。”一位资深矿业权评估师指出,“但这不代表这些投入没有发生,更不代表对应的成果是假的。用审计的手段解决评估的问题,本身就是工具错配。 ”
然而,汇川区方面似乎无意更换工具。企业直言,政府坚持“审计”而拒绝“评估”的真实动机,或在于审计更易通过细节瑕疵大幅压缩补偿基数——正如首次审计报告所做的那样。而评估因须考量成果价值与公平对价,政府可操控的空间大为缩小。
“他们需要的不是公正的结论,而是一份形式上合规、数字上好看的报告。”企业负责人说。
“单方委托再审”:是放权还是卸责?是解套还是设套?
此次政府开出的“解套”方案是:企业可单方面寻找审计机构,重新审计后再报。
这一安排表面上看是将主动权交还企业,实则暗藏三重陷阱:
其一,责任主体的转移。首次审计为政府委托,报告纵然失当,责任仍在政府。而此番改为企业委托,一旦新报告结论仍不理想,政府便可顺理成章地将矛盾指向企业“选择审计机构不当”或“提交资料不全”。责任的皮球,被轻巧地踢回了企业半场。
其二,公信力难题依旧未解。企业反问:“政府委托的审计我们不认,那我们单方委托的审计,政府就认吗?到时候会不会又说‘这是企业自己找的人,我们不采信’?”
这一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此前沟通过程中,企业曾提出由双方共同指定第三方机构进行公允评估,但该提议迄今未获正面回应。政府既不愿共同委托,又对单方委托的结论保留最终解释权——这种单向开放的态度,令企业对程序公正的期待降至冰点。
其三,审计成本与时间的无限耗散。矿业权补偿审计涉及地质工程复核、行业标准对标、历史资料甄别,费用动辄数十万元,周期常达数月。若首次审计结论被轻易废弃,重审结论又可能因政府的下一次“不认可”再度作废,企业将在无休止的审计循环中耗尽资金与耐心。
“这不是给我们出路,是给我们设路。”企业方面如此评价。
省行政复议中心也叫不动:汇川区政府的“沉默战术”升级
如果说此前的程序拖延还可解释为“工作方式问题”,那么新近发生的一幕,已彻底撕下这层遮羞布。
在企业多次沟通无果、程序循环无解的情况下,企业向贵州省行政复议中心申请介入。省行政复议中心明确要求汇川区政府派人沟通协调——这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正常履职要求,是行政层级监督的应有之义。
然而,省行政复议中心的协调要求发出后,汇川区政府方面至今无人到场、无人联系、无人回应。
一个省级机构的协调指令,竟被一个区级政府如此轻慢?这已不是对企业的“不理会”,而是对上级行政机关的“不理会”;不是行政裁量的审慎,而是行政伦理的失守。
有观察人士指出,这种“沉默战术”恰恰暴露了汇川区政府的真实心态:只要不沟通,就不用面对;只要不回应,就不用解决;只要不形成书面意见,就不用承担责任。
从口头通知拒绝评估方案,到拒绝出具任何书面文件;从坚持审计路径绕开实质审查,到无视省级复议机构的协调要求——汇川区政府正在用一套完整的“程序防火墙”,将企业的合法诉求挡在门外,将自身的行政责任消解于无形。
缓兵之计?时间正成为政府最趁手的武器
自2025年启动补偿程序至今,时间已过去一年有余。其间,企业经历招标审计、报告争议、公开喊话、媒体介入,换来的是:一纸自认不公的报告、一句“上级不同意”的口头通知、一个“重头再来”的审计指令、一场省级协调也无人响应的沉默等待。
企业负责人明确表示:“我们怀疑这是缓兵之计。”
其判断基于三点:
第一,程序节点被精准控制。无论是审计报告的交付节点,还是此次拒绝评估方案的通知时机,均踩在法定时限即将届满或舆论关注稍有降温的边缘。每一次推进,都刚好不足以达成结论;每一次停顿,又刚好不构成行政不作为。
第二,书面信息高度稀缺。从审计报告至今,企业收到的政府正式书面文件几乎为零。绝大部分沟通通过口头传达、电话通知、第三方转述完成。信息的不成文化,既是责任规避,也为后续解释留下充分弹性空间。
第三,资金压力正随时间推移不断放大。企业为该探矿权投入已积压十余年,利息、运维成本持续累加,资金链日趋紧绷。而政府作为赔偿义务主体,在程序空转中并不承担资金成本,时间越长,谈判地位越有利。
“他们耗得起,我们耗不起。”企业负责人说。
沉默不是金,拖延不是政绩
矿业权补偿争议,表面是数字之争,实则是地方政府如何处理历史契约、如何对待合法投资、如何兑现法治承诺的试金石。
汇川区政府有权利对补偿方案提出异议,也有义务启动更为公允的重审程序。然而,当“异议”停留于口头传达、拒绝出具书面意见,当“重审”异化为将委托成本与责任风险全数转嫁企业,当审计工具被反复操弄而评估路径始终回避,当省级复议机构的协调要求也被置之不理——所谓程序正义,已在沉默中瓦解殆尽;所谓依法行政,已在拖延中形同虚设。
我们不禁要问:
一个拥有2012年省厅备案成果的企业,为何其合法投入可以被一纸自认不公的报告“技术性清零”?
一个本应公平公正的行政补偿程序,为何异化为政府对审计路径的偏执坚守?
一个省级行政复议机构的协调指令,为何也叫不动汇川区政府派人沟通?
沉默不是金,拖延不是政绩。
我们呼吁遵义市人民政府、贵州省自然资源厅、贵州省司法厅等上级部门,主动介入此案,彻查汇川区政府在此次补偿事件中的行政不作为问题,责令其立即停止程序拖延,与企业进行实质性沟通,依法依规、公平合理地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我们也呼吁汇川区政府正视舆论监督,走出沉默,拿出诚意,用行动证明自己还有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担当。
毕竟,一个连省级复议机构叫不动的政府,损害的不仅是一家企业的权益,更是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法治政府的根基、营商环境的底线。
“我们还在等。”企业负责人说,“等一份有签字的文件,等一个愿意正面答复的官员,等一次不用从头再来的审查。”
然而,时间正从每一次“重审”的指令中悄然滑过。而这一次,汇川区政府又将用多久来回应公众与企业对真相与公平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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