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街头既有人间烟火，也有安稳秩序，这才是最好的城市模样

高速城市化后，我们既要有序，也要有烟火气，这才是“人民城市”的样子。

解放日报 王一 同济大学 魏程琳

来源：上观新闻 发表于《解放日报》

城市街面，作为流动的公共空间，既是烟火气的聚集地，也是治理智慧的试金石，每一个细节都关乎市民的生活质感。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魏程琳耗时多年深入城管部门开展田野调查，以180余天的一线观察、200余人的深度访谈为基础，撰写了《街角之治：迈向人民城市的街面空间治理》一书，为理解中国城市治理提供了独特的内部视角。

在对魏程琳教授的专访中，他拆解街头治理的底层逻辑、分享田野调查的珍贵感悟，探讨超大城市治理中秩序与活力的平衡之道。

拥有“内部人的视角”

上观新闻：您的《街角之治：迈向人民城市的街面空间治理》以田野调查的方式聚焦城市街面治理，与以往相关著作相比，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魏程琳：这本书从学术脉络来看，是沿着威廉·怀特的《街角社会》、王笛关于成都街头文化的研究思路延续下来的，但目前聚焦中国城市街面秩序生成的作品还比较少见，所以我把研究对象锁定在大城市的街头社会，探究这个流动空间的秩序如何形成。

这本书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拥有一个“内部人的视角”。大部分研究者都是通过史料、街头调查采访去理解城市街头的生活与秩序，比如威廉·怀特也是在街头完成的观察记录，而我以“借用人员”的身份进入了城管部门做调研。我认为在中国当下的街头秩序生成中，政府扮演着核心角色，政府与多元主体的互动决定了街头是有序整洁还是失序混乱。这一点是本书与之前著作的关键区别，而这一区别源于我对政府部门内部运作机制的深入了解。

为了这本书，我访谈了200多个人，其中至少150人是城管局内部人员。从市城管局到区城管局再到城管中队，与不同层级的工作人员都有过深入交流，这不但让我获得了一手资料，而且让我可以从内部视角观察街头。

上观新闻：您在书中选取了摊贩管理、渣土运输、车窗抛物等多个案例，这些案例是如何筛选出来的？

魏程琳：刚开始我以为管理摊贩是城管部门最主要的任务，也是冲突最集中的点，但后来一线城管队员告诉我，管理摊贩对他们来说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棘手复杂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我书中提到的其他几个案例。是一线工作人员让我看到了街头治理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比如你提到的车窗抛物，在私家车越来越普及的现代社会，车窗抛物已成为影响城市文明乃至他人生命安全的事件。向车窗外丢垃圾等行为令市民非常反感。但由于举证难、处罚难等问题，车窗抛物一直难以得到有效治理。“大江市”（书中设定的调研对象）城管局成功动员全民参与车窗抛物治理，真正实现了“人民城市人民建”。

我当时是想从递进的角度讲一个学术故事，同时构建一个具有解释性和理念型的分析框架，所以选取了摊贩、渣土运输、车窗抛物这三个案例，解读过去几十年城市街头治理的经验，思考未来的城市治理应该走向何方。

上观新闻：在调研过程中，有没有哪个细节或事件完全颠覆了您之前的设想，让您对街头治理有了全新的认知？

魏程琳：这样的瞬间还挺多的。原来我设想主要从社会层面理解街头秩序的生成，觉得每个人或群体都有自我约束力，流动空间里的个体来来往往，不会对公共秩序产生太大影响。但实际调研后发现，没有政府的管理，街头社会会乱到不可想象的程度，政府在流动空间治理中的核心作用远超我最初的判断。

另一个让人惊讶的点是，城管与摊贩的冲突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相互摩擦、相互试探、相互刺破边界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没有哪一方会无缘无故想要冲突。

所以我在书里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街头冲突似乎每天都在发生，但街头社会为什么还能保持总体稳定？其实街头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街头冲突内在机制的无知。大多数时候，冲突双方都在控制冲突频次，他们甚至会形成一定的配合，这是一种弹性治理的体现。

从博弈到共生共赢

上观新闻：您的调研始于2015年，如今十余年过去，您观察到街头治理发生了哪些显著变化？这些变化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

魏程琳：2015年前后，城管执法冲突特别多，几乎每个月都有城管与摊贩的冲突上新闻，但现在这种大规模的冲突已经很少见了，现实中更多是一些小摩擦。“大江市”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处于一线城市之末、二线城市之首的位置，它既代表了上海、北京、苏州等城市过去的治理经验，也反映了中西部城市正在经历的治理问题，处于时间过渡的关键节点。

这十年间，城市治理的演进轨迹非常明显。这种变化首先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管理能力提升密切相关。至于十年前冲突频发、现在却大幅减少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三点：

第一，政府对自身权力的规训。现在城管执法人员的权力边界、行政执法流程都有了严格规范，对执法资料的保存也有明确要求，从制度上约束了执法行为。

第二，社会监督力度的加大。随着网络媒体的普及和智能手机的全民化，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监督者，这对政府权力形成了很强的外部约束。

第三，也是最核心的一点，是政府行政逻辑的转变。过去城管执法部门大多不是全额拨款单位，而是差额拨款或自收自支单位，生存所需的资金必须从街头管理中获取，我把这种模式称为“经营型行政”。

现在，随着政府财政实力的增强，城管部门实现了全额拨款，行政逻辑从“经营型行政”转变为“服务型行政”，这才真正实现了向人民城市空间治理机制的转变，这是街头冲突减少的根本原因。

上观新闻：您之前提到，街头秩序的生成逻辑曾颠覆了您的原有认知。我们很多人确实会有这样的想法：街头作为利益密集型空间，即便没有政府管控，也能自发形成有序状态。为什么大家会产生这样的认知误区？

魏程琳：很多人觉得城市街头秩序是天然状态，政府不管控依然会有序，甚至会更有序，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想法，但现实并非如此。

正如你说，街头空间是典型的利益密集型空间，只要在街头摆个摊就能挣钱，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如果政府不去管控，必然会有民间力量来管控，他们会有组织地抢占街头的利益空间，自己不经营，而是出租摊位牟利，反而会导致更大的混乱。

最理想的状态不是政府全方位监管，也不是完全放任自流，而是三方共治——政府、 市场主体 、市民共同维护。街头秩序的生成，依赖的是各方对行动边界的遵守。任何一方突破边界，都可能引发冲突，导致街头空间失序。

上观新闻：外界常觉得城管执法偏“强硬”，总带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对立感，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魏程琳：外界对城管执法的认知很多时候是片面的，其实街头执法也有温柔的一面。城管队员对辖区内流动摊贩的情况非常清楚，经过多次接触，他们了解摊贩的诉求和实际困难，双方既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也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朋友。对于那些确实有生存困难的摊贩，城管队员会进行帮助，这体现了执法中的人文关怀，也说明街头治理并不是“一刀切”的刚性管控，而是有温度、有弹性的。

“抓”和“放”的平衡点

上观新闻：您调研过北京、上海、苏州、广州等多个城市，也关注过国外大城市的治理模式，国外的街头治理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与国内相比，核心差异在哪里？

魏程琳：国外的街头治理主要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参考。第一，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很高，各项执法流程和管理标准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操作规范；第二，街区自治能力强，有各种各样的民间协会参与街头治理，形成了多元共治的格局；第三，对流动摊贩的管理更具包容性，会定期划定特定区域举办市集活动，既满足了市民需求，也规范了摊贩经营。

国内现在也有一些城市在借鉴这些经验，比如上海就做了很多快闪市集活动，允许周边经营者、小商贩进入特定区域经营，但国内的市集活动往往不定期、不固定，而国外很多城市会形成固定的时段和空间，让市集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不过，不同国家的城市场景和社会议题存在差异，不能简单照搬。在我国，现在小商贩“不摆摊就生活不下去”的情况已经比较少了，而国外一些城市，小摊贩、修鞋铺、缝纫店等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城市特色文化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们可以适当借鉴，让街头业态更丰富多元。

愚园路披上春节盛装，浓浓年味引得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共享新春氛围。

上观新闻：以上海为例，作为超大城市，它在街头治理中面临的核心挑战是什么？您的研究对上海的精细化治理有哪些直接参考价值？

魏程琳：上海现在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在维护市容秩序、保障行人通行便利的同时，保留街头的活力和烟火气。其中有一个悖论：强调活力往往意味着社会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可能会对稳态秩序造成冲击；而过度强调秩序和政府管理，又会让街头变得单调乏味，失去应有的烟火气。

我的研究对上海的参考价值主要有两点：第一，在摊贩管理方面，上海中心城区的流动摊贩基本消失，虽然保障了秩序，但也让居民生活少了一些便利和多样性，可以适度放宽管控，在特定区域、特定时段允许流动摊贩经营，丰富街头业态；第二，上海的快闪市集活动是弥补活力缺失的有益尝试，但现在的问题是同质化程度过高，很多市集千篇一律，缺乏差异化和独特性，没有那种“异托邦”式的独特体验。

很多街区负责人都有这样的困惑：一抓就紧，一放就乱，很难在“抓”和“放”之间找到平衡点。我在调研中发现，上海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的灵岩南路做得不错。这里的流动摊贩仍然比较活跃，保持了浓厚的烟火气。经过一段时间磨合，商铺、流动摊贩、周边居民已经实现了互相都接受的状态。他们还成立了街区议事会，由商铺推选代表共同讨论街区事务，政府部门也会通过宣传活动为商户引流，实现了街区共生的目标。

包括商户、流动摊贩在内的市民要把城市当成自己的家，积极参与公共治理，与城市发展共情，让城市更有温度，这也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核心要义。

上观新闻：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视频监控、智慧巡检这些数字化工具在街头治理中应用得怎么样？

魏程琳：数字化治理在街头治理中的应用已经比较普遍了，我五年前在上海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调研时就发现，他们已经广泛运用数字化工具。上海白天流动摊贩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数字监控的全覆盖，包括“门前三包”、垃圾分类、占道经营等问题，都可以通过视频监控及时发现。当时他们还设计了巡回式机器人，用来提醒违规行为，这大大减少了街头守控点位的人员数量。

不过，数字化治理也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充足的政府财力支持，二是部门之间的数据协同。总体来说，数字化治理与传统治理理念并不冲突，反而极大地解放了街头管理的人力，是政府治理的强有力手段。

既有序又有烟火气

上观新闻：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田野调查，在您看来，田野调查对于理解城市治理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价值？

魏程琳：现在有的研究是“带着问卷找资料”，但田野调查是“泡在里面感受”——你和城管共事，和摊贩聊天，才能懂他们的真实想法。曹锦清先生说“知识分子是中华民族的大脑，要替中华民族做长远思考”。替中华民族的长远去思考、谋划的前提之一是身体力行地感受中国。田野调查就是“身体力行”理解中国经验和制度的重要方式。

长期的田野训练会形成“经验直觉”——比如你看一眼街头，就知道哪里会发生冲突、哪里是灰色地带，这是书本上学不来的。要注意的是“悬置理论”，别带着预设去调研。比如我一开始以为城管会有“暴力执法”，但实际不是。要是带着预设去搜集资料，就会出现“看到的都是自己想看到的”，反而会错过真实的细节。

还有“身体化实践”——田野调查不是“记笔记”，是“眼耳口鼻都参与”。比如你闻过街头的油烟味，和城管队员一起值夜班，和摊贩一起出夜摊，才能懂他们的行动逻辑，这是其他研究方法做不到的。

上观新闻：除了学术层面的研究价值，这本书中的观察与思考，对基层执法人员开展实际工作、对普通市民理解日常街头治理，还能带来哪些具体的启发和帮助？

魏程琳：这本书主要想探究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生活有序何以可能。经过40年的高速城市化，全国百分之六七十的人都与城市密切相关，我们既要理解自己的生活秩序，也要学着过好城市生活。这个过程难免会有波折、冲突等转型期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可怕，我们把背后的机制搞清楚，才能让城市化更加平稳有序，实现烟火气与有秩序并存。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说，这本书也是从微观视角回应“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高度稳定两大奇迹何以可能”的宏大议题。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读这本书可以换一个视角理解身边的街面治理和流动摊贩，明白街面秩序为何有序、为何失序，如何有效参与公共治理。社会学学者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向大众普及普遍现象背后的深层运行规律，当大众的认识更客观、更到位时，就能反过来倒逼政府提升执政理念和治理水平。

对于基层执法人员来说，这本书也具有很强的实操性。虽然现在与十年前相比，街头治理有了很多变化，但书中探讨的冲突控制机制、人民城市参与方式，以及可能出现的逐利性执法等问题，都是比较持久的议题。只要有利益冲突，就可能有摩擦和冲突，秩序就会受到挑战，所以如何控制街头冲突是一个恒久的问题，需要各方在心理、行为、利益上相互妥协、达成共识，这对基层执法工作也有借鉴意义。

上观新闻：最后，您认为“人民城市”的街头治理，最终要实现什么状态？

魏程琳：最终是“街区共生”——政府、市场、市民都把街头当成“自己的空间”，政府守规则，市场讲诚信，市民懂包容。比如你摆摊不堵路，我买东西不乱扔垃圾，政府适度管理，大家都舒服。

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定期开放特定时段的马路市场，比如在菜市场周边，规定早上7—9 点允许流动摊贩经营，9点后清理干净，既便利市民的生活，又不影响交通和市容；二是推广快闪活动，在商区周边或商区内定期举办特色市集，为市民提供多样化的生活体验，丰富城市活力；三是打造特色小店铺和景观化经营点，比如上海人喜欢的格调小铺，改造后的电话亭、报刊亭等，只要设计得有美感、符合城市景观要求，就能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秩序的妨碍者。我们还可以挖掘这些经营点背后的故事，让城市的包容性体现在具体的人和事上。

归根结底“人民城市为人民”，基层政府管理人员不能怕麻烦。这些灵活多样的治理方式虽然会增加管理难度，但能更好地满足居民诉求，提升城市的活力和美感。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经营群体融入街区，成为城市治理的主体之一——他们熟悉周边情况，完全可以从“对立群体”转变为街区公共安全的守护者，这才是秩序与活力共生的理想状态。街头治理不是“管别人”，而是“一起过好城市生活”。高速城市化后，我们既要有序，也要有烟火气，这才是“人民城市”的样子。

《街角之治：迈向人民城市的街面空间治理》

魏程琳 著

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