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人每家都有好几个孩子，有些人家在小孩长到八九岁时，就指着他们帮家里干活，有的帮着做家务，有的帮着拾柴火、打猪菜，有的在家带弟弟妹妹。尽管国家提倡普及初级教育，有些父母还是想把孩子留在家里给自己减轻一些负担。
我们生产队，与我同岁的共有八个人，我们这八个人中，男孩女孩各占一半，我和堂哥读过高中，一个男同学读完了初中，其他三个只上了小学，还有两个女孩一天学都没上过，她们小小年纪就在家做家务，筢柴火。听妈妈说，这两个没上过学的女孩子十一二岁，就去生产队挣二分工了。
我有五六个兄弟姐妹，还有一个年老的奶奶，家里生活非常困难，父母肩上的担子很重，他们曾经也动过不让我上学的念头。
那天我一个人在自家墙根下玩耍，忽然从窗户里传出一句：“不让大凤子去学校念书了吧。”这是爸爸妈妈商量的声音，听到这句话，我脑子里嗡地一下，泪水刷地流了下来，一下子跌坐墙根下。后面他们谈些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只觉得心里好难受。生性内向的我最终没让自己哭出声来，只是偷偷地抹眼泪。
过了正月十五，爸爸妈妈忽然让哥哥领我去报名上学，可能是他们认为再难也要让孩子读书，以便长大了能认得自己的名字，出门时能识得男女厕所，那时候很多父母都是这样说的。
听到让我去上学，甭提当时有多高兴了，嘣嘣跳跳跟着哥哥就往学校跑。
那时候我们是春季入学，七七年恢复高考后，学校加了一学期补缺补差，后来改为秋季入学。
那天的阳光格外明亮，风也不再寒冷。吃过早饭，哥哥带着我，从庄子后面沿着大堰埂，走了约摸两里多路又拐向南边大路上走了约有几百米后，进了一个大院子门。院子后面有一排十几间坐北朝南的土墙草房子，那是我们读书的教室以及老师们吃饭和住宿的地方。院子东南面还有几间坐东朝西的房子，那是新窑大队干部办公的地方，我们叫它大队部。学校和大队部共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还有两个砖砌的，用水泥粉刷得非常光滑的乒乓球桌，是供我们上休肓课时用的。院子东南角还有几亩菜园地，常年种着各种应季蔬菜。
那时候我们大队没有校舍，
我们一二年级是在与我们相邻的新窑大队校舍里完成的。三年级时我们全体搬回自己大队新建的学校。
新窑大的校舍被我们占用了，他们大队的孩子们便去顺河大队一所比较大的小学与顺河大队的小朋友们公一个学校读书。当时为了能让孩子们读书，各大队领导也都充分发扬了互帮互助的精神。
学校教室里是一排一排红砖水泥砌成的课桌，板凳需要我们自己从家里带。前面墙壁上有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用于老师教学的黑板。老师用白色粉笔在黑板上写我们要学的字和算术题，下课时再用黑板擦擦干净。
为我们办理报名手续的是一位穿着整齐的三十几岁女老师，白白胖胖的，乌黑齐耳的短发上别着两根黑色钢丝夹，面容和蔼，她也是我们一二年级时的班主任老师。
“”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爸爸叫什么名字？家里什么成分？住在那个大队哪个生产队？”班主任老师边问边在本子上记着同学们的基本信息。
那时候人们讲的都是虚岁，我们上学的年龄大多是九岁，也有些八岁，还有十岁，甚至极少数十几岁才去报名上学的。
家庭成份大多是贫农，极个别是地主成分。也有少数富农、中农、上中农、下中农的。不记得哪个小伙伴，也不知是家里人平时没有跟他讲过，还是故意调皮，竟然说他家是鹅笼，引得小朋友们一阵哄堂大笑。
我们同在一个校舍读书的大多来自同一大队。
报名后就是交费领书，交了钱老师马上就发书。没有交钱的老师先让同桌的同学上课时借给你一起看。
一个学生上课没有书，就像当兵的没有枪，种田的没有田，放牛的没有牛一样没有抓手。上学一个多星期还没交钱领书的，老师也急了，他们就把书发给你，但会让你站起来回答什么时候交学费。有人说家里卖了老蒜就交钱，也有人说卖了生姜就交钱。记得我也被老师问过一回。那年妈妈实在拿不出钱，说等家里小猪出栏了就给我交学费。
父母为了养活我们，供我们兄妹上学，家里养了一条老母猪，小猪仔养到四十天就能出栏卖钱。
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学费是一块七毛钱，后来我交了一块钱，学校减免了七毛钱。
那时学校里共有五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每个班级约有五六十个学生，有语文算术两位老师，校长兼任几个年级的体育老师，记得当时的老师都是城里来的。
几十年过去了，好多事已经不记得了，只入学报名时的事情还历历在目，让人时时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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