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船》：“人在江湖”的诗圣，居然这么“壕”？

谈到诗圣——大唐朝的杜甫，才华和诗仙李白齐名——你会想到什么？

除了那些脍炙人口的诗歌，绝大多数人都难免脑补出一个中老年穷汉的形象：

在西北风肆虐的冬天，骨瘦如柴、哆哆嗦嗦地蜷在破茅屋里，像寒号鸟一样发出哀鸣。毕竟，他老人家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名气太大了！

然而，有一本妙趣横生的新书，告诉你另一组事实：杜甫的最后五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艘船上度过，在岷江、长江、湘江流域四处漂泊。这艘船，容纳杜家十多口人，空间依然绰绰有余，不折不扣的巨轮，或曰豪华游轮。

诗圣的真身，也许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穷鬼，而是地地道道的土豪！

这是《杜甫的船：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中的最新观点。这本书通过对杜甫1400首流传下来的作品深入研究，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既熟悉又全新的杜甫。

强烈的隐喻：杜甫无法避免的结局

众所周知，杜甫的诗集现实主义之大成，他的作品，大多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悲天悯人、忧国忧民，杜诗有“诗史”之称。

杜甫的一生，满怀革弊救世的政治抱负，但是他的政治命运，既不显赫，还颠沛流离。

先进士落第，四十岁靠“献赋”唐玄宗得以入仕，不久就因安史之乱被困长安，脱困之后被唐肃宗拜为从八品的左拾遗，后因卷入党争被外放，从此再也没有回到长安。

《杜甫的船》视角独特，聚焦杜甫生命最后五年，着墨于杜甫造船、乘船、登岸再乘船。

虽然杜甫的船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参考的实际资料，但作者还是凭借对作品的深度理解，以及查阅大量资料，亲手绘制、还原了杜甫的船。

在作者笔下，这艘大船非常平稳，风帆高耸。“方舟不用楫，极目总无波”，杜甫的船，呈双体结构，坚固稳定。杜甫在船头远眺，非常平稳，水波不兴。

虽然杜甫的船可以容纳二十来口人，是一条坚固的大船，但船在水上漂，怎么不会有风浪、激流、暗礁呢？

在成都，面对二次入川的严武，杜甫写就《东西两川说》，提出要重视后勤保障，军事问题背后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由此，他辅助严武快速击败吐蕃军队，收复“西山三城”，算是他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但就在为胜利论功行赏之际，杜甫却突然辞职，数月之后就开始了自己五年的船上之旅。作者分析，杜甫大概率是不愿意卷入功劳之争。

在夔州，杜甫离船上岸生活了一年多，除了买地租地、建房、创作之外，他还进一步形成了针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政治主张：上请减兵甲，下请安井田，并在夔州当地说服志同道合的官员进行小范围的实验，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后来，杜甫再去江陵、岳阳、长沙，这一路，杜甫不断登岸，与当地的友人和当地的执政者交流，既不断充实丰富自己的创作题材，也在时刻寻找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但要么经历战乱，要么经历人事叠变，再也没有获得更多成果，他边走边停，一直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终点。

最初打算从水路一路回归长安的杜甫，竟然最后在湘江的船上去世。

在这本书中，杜甫的这艘船，充满了强烈的隐喻，和他的一生如此强烈契合，既颠簸，又流离。

为了体验杜甫的船最后的航程，作者还曾经亲自漂流湘江，遍访杜甫在当地的遗留。湘江流域，包括汨罗江和洞庭湖，如今留下的杜甫遗迹，最为密集。每一处名胜，都包含了很多关于诗圣的传说，当地人依然对杜甫津津乐道，杜甫的诗作广为传唱。

这是杜甫最后的生命之船，也是他一生的浓缩写照。作者对杜甫深沉的热爱，还原了一个我们相对熟悉的杜甫。

陌生的视角：杜甫到底是穷苦还是“土豪”？

通常我们都认为，杜甫的一生是穷困潦倒的一生。但作者经过对杜甫作品及生平的反复研读，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

唐朝注重家族背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门阀制度，在唐朝的绝大多数时期，都依然根深蒂固——直到唐末黄巢造反，“天街踏尽公卿骨”才完结。

书中多次谈到，诗圣杜甫，正是门阀贵族中的一个杰出子弟。杜甫的家族，号称“京兆杜氏”，这是长安皇城中，两个最牛气的臣子家族之一，另一个是韦家。唐朝二百多年间，韦家出了十多个宰相，位居所有姓氏之冠，而紧随其后的杜家，则出了9个宰相。当时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也就是仅比天子，富贵稍逊一筹。

读到这里，也许你会说，很多历史书上明明都写着：“杜甫这一代，家境已败落。”这话其实也没错，但是，先要明确参照系。

杜甫的远祖之一，名叫杜预。杜预是《三国演义》中最后一位牛人，既是攻克东吴、一统江山的猛将，也是为《左传》作注解的文豪，后世的文庙和武庙，都有他的位置。到了唐太宗年间，京兆杜氏的另一个猛人，叫杜如晦，大唐宰相中出类拔萃的名臣。然而，到了杜甫他爹杜闲这一代，“官拜兖州司马”。这一般人累死也够不着的天花板，但对将相名臣辈出的杜家，就堪称严重的衰落。杜甫就是这样的“家道败落”。

杜甫确实有过贫困的经历，甚至小儿子在长安都饿死了，他从长安弃官入秦州、同安这段时间，更因为当地战乱和大饥荒，杜甫一家一路饥寒交迫。生活非常困顿。

但是，作者从杜甫造船、夔州买地等诸多史料中，科学分析出杜甫当时的经济来源有作品、农耕和售药三种稳定的方式，这足以维持杜甫一家富足的生活，同时，作者还研究出当时诗歌创作大兴背后的经济因素：官员或者富商对诗歌创作者各种形式的“资助”。

杜甫确实一辈子忧国忧民、同情底层弱者，对社会不公深恶痛绝、不平则鸣——但这只是他的诸多侧面之一，而非全部。杜甫更是一个热爱生活、富于情趣的世家贵族子弟，这一点，和李白、苏轼等古典文人，别无二致。

在杜甫留下的约1400首诗作中，除了“忧国忧民泪”，更有数量同样庞大的“美文”、“甜文”。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黄四娘家花满蹊”……

这些和“三吏三别”同样不朽的诗句，也能体现杜甫的内心世界。

“更加复杂多样”的杜甫，才是更为真实的诗圣本圣。

历史是难以记录的，无论作者的观点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谁也无法裁判。

但作者采取把杜甫的作品作为研究本源，深入研读1000多首，不以讹传讹，不人云亦云，这样的态度和精神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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