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帮助过上百个孩子，唯独TA咒我不得好死｜有爱孤儿院18

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身边当了爸妈的朋友，对一个事特别头疼：孩子暴躁，总是任性发脾气咋办？

每当听到这些烦恼，我就推荐他们去读【有爱孤儿院】，因为作者纪良安，对这个事特别有发言权。她是一位儿童康复师，在孤儿院工作，十多年来照顾过200多个孩子。

其中就有一个孩子，纪良安对她的付出特别多，为她学习营养学和遗传学知识，自费给她报兴趣班、送她去参加活动，还得给她找到一对养父母。

可是这个孩子，特别讨厌纪良安，骂她、打她，一张嘴就是咒她出门被车撞死，甚至有一回直接报警，说福利院的人在“虐待儿童”。

纪良安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于是叫齐了福利院所有阿姨、老师、保育员，她说：

“你们必须跟着她一起，说我的坏话。”

我在儿童福利院工作过18年，几乎所有孩子都喜欢我，和我有着深刻的感情，有的甚至将我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唯有一个叫杨夕的孩子例外。

我们没有过亲昵的动作，没说过一句亲密的话。她仇视我，处处与我针锋相对，甚至亲口说过，盼着有一天我被车撞死。

我对她的付出，比绝大多数孩子都多。为她，我深耕罕见病，学习很多营养学和遗传学的知识，还强迫自己扮演一个坏人，无数次崩溃到要看心理医生。

知道她有演讲天赋，我自费送她去上兴趣班，到外地参加比赛。

在她九岁那年，帮她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收养家庭。

这些事，我不盼着她能理解，只希望在她离开中国时，能和我说句再见。

早在她走的前一天，我就到儿童福利院门口斟酌出一个绝佳位置。我知道养父母接她时，车子停在哪里，我演练她走出大门的步伐，我知道，自己站在那里，她是避不开我的。

那一天来临，她在门内和福利院的阿姨、老师依次拥抱，我站出来杵在门口，找到属于我的位置，期待她能像对其他人一样，哪怕没有拥抱，至少说一句：

“我走了，再见。”

可是她没有抬头，也没有看我，靠着墙边绕过去，上车，走了。

我在福利院一直负责情况复杂的孩子，然而接手三岁的杨夕，还是超出我的预期。

她患有苯丙酮尿症。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代谢病，身体处理不了蛋白质里的“苯丙氨酸”，所以她不能吃含有蛋白质的食物，只能食用特殊的饮食（特制氨基酸粉+严格限制天然蛋白）维持健康。

尤其在六岁前大脑发育的黄金年龄，食用含有蛋白质的食物，将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情况严重的话，可能变成智障。

在家里，孩子的饮食习惯可以培养，只要父母和孩子一样吃清汤寡水的饭菜，孩子没见过其他饮食，也就慢慢形成习惯，但在福利院很难做到。

别的孩子都要正常饮食，除了一日三餐，还有零食供应。杨夕的“安全饭”要么就是特制的低苯丙氨酸淀粉、米，没有香味，口感偏向粉类，比较烂，要么就是很健康的蔬菜，哪里比得上奶、蛋、肉、鱼、虾、坚果和零食？

其他孩子吃的时候，她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作为杨夕的主管老师，我负责她的一切事宜，包括医疗、健康、教育、收养等，其他工作人员、保育员在照顾杨夕时都要听我的。

我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在厨房、食物储藏间、饭堂、居室等等所有摆放食物的地方都安装监控，柜门锁起，在她身上也放置运动记录仪，而她的每顿饭，都必须由保育员阿姨盯着，进嘴的每一口吃的，都需要我同意。

因为我发现，杨夕总是躲在暗处，想要趁别人不注意偷吃，像一个小小猎手。

其他孩子用餐时，阿姨们都很忙，我怕她偷吃别人的饭，于是每到饭点，就把她拖进一个单独的房间。

每次拖她进屋，她要么坐在地上负隅顽抗，要么给我的手臂咬得淤青，再长大些，还拿不知从哪学来的话咒骂：“我要毒蛇把你的血都吸干，你被五马分尸。”

我把苹果切块，上面画出很多小点点，告诉她这些点点是氨基酸，藏在鱼、奶、肉里，但是她吃了是没有办法代谢的，会变成傻子，还特意在网上找出视频，吓唬她。

杨夕看着我，将信将疑。没过多久，又闹腾起来，指着福利院里另一个孩子冲我嚷嚷：“他们也有病，她插着管子都能吃，我为什么不行？”

我说：“她不能洗澡、跑步，但是你可以，你们的病不一样。”

等到我再拽着她进屋，她干脆嘴里嘟囔：“反正你就是看我不顺眼，饿死我算了。”

杨夕平等地看不惯所有不给她食物的人。福利院里谁和她说话，她都爱答不理。

阿姨要抱抱她，她就躲开瞪人家，或者干脆咬人家，阿姨给她梳小辫，说我们夕夕真好看，她愣是拆掉了，嘴里来一句，好看个屁。

我只能期待她一点点长大，慢慢地接受现实，除此外，好像也没什么别的办法。可是杨夕没有坐以待毙，小猎手一直在等待反击的时刻。

忽然有一天，院长跟我说，杨夕报警了。

周末到福利院看望孩子的机构、公司很多，其中就有一家医学院。有一回，这个团队来给孩子们做体检、听诊，看牙齿。检查结束后，杨夕拉着给她看诊的姐姐到一个角落，问：

“生病的小孩不能吃肉，零食，鸡蛋牛奶，有这种病吗？”

姐姐说：“没有吧，零食少吃，鸡蛋牛奶是有营养的。每个病人都有病历，上面写着不能吃什么，要依据医生的建议，每个病都不一样。”

得到这样的回答，五岁的杨夕启动了她的“大计划”。

首先，她暗中观察哪些人比较陌生，跟我们没有深度接触，挑他们问“巧克力”、“棒棒糖”、“牛奶”、“鸡腿”这些字怎么写，要人家写出来，她再叠成小纸条，塞进口袋、鞋里面。

接着，她揣着这些纸条找到福利院的谭医生，把自己叠的鸟儿送给医生，盯着桌上一沓沓的文件袋问，这是什么？

谭医生说，这是你们的病历资料呀，我知道你们的情况，可以给你们看病，你们很快就会健康了。

杨夕和谭医生说，想看看她自己的。谭医生说你又不认识字，她说那我也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嘛。翻了半天没有她的，杨夕问：“没有我的是不是我没有病？”

谭医生说，那不是，你要听老师的话，不能乱吃东西哦。

谭医生桌上的文件不止是病历，而是每个孩子自遗弃以来所有的档案记录，文件袋外面贴着一张1寸照，只是那天杨夕的资料恰好不在谭医生桌上。

不甘心的杨夕再三去找谭医生，每次都送出一只自己叠的小动物。有一回，谭医生临时被院长叫走，她马上翻看文件袋，两三下就看到自己的照片。

杨夕拿出纸条，寻找资料里“巧克力”、“鸡腿”这些笔画，没有！

她当然找不到。病历里写的是：

“严格限制天然蛋白质摄入、严格控制苯丙氨酸摄入，禁止食用普通乳类、蛋类、肉类、鱼虾、豆制品、坚果等高蛋白天然食物，终身服用低/ 无苯丙氨酸特殊医学用途配方粉，保证优质蛋白质、必需氨基酸、维生素及矿物质供给，维持正常生长发育。”

证明自己“没有病”，杨夕开始寻找求救的方法。性教育课上，义工老师告诉大家，如果异性摸你们的一些部位，要立刻告诉老师或者阿姨。

杨夕抢着问，如果老师、阿姨不在呢？义工老师说，那就找警察叔叔，打电话110。

于是她趁着保育员阿姨给其他孩子洗澡时，偷偷溜进办公室，拨出号码，说出那句自己演练过很多次的话：“警察叔叔，我是福利院的小孩，福利院老师虐待我，不给我吃饭，你们快来救我。”

警察问：“是一点也不给你吃吗？你每天饿肚子吗？”

杨夕说：“也不是，吃饭时他们会把我关起来，给我牲口吃的食物。”

警察问：“这个电话是你在福利院打的吗？”

杨夕说：“是的，我趁别人不在打的电话。”

“我们会去了解情况，如果属实，一定会救你的。”

两天后，杨夕终于等到过来“营救”她的警察叔叔。

她看见警察走进院长的办公室，于是把托马斯小火车搬进走廊，假装玩耍，偷偷盯着办公室里的情况。没过多久警察出来，和院长握握手，笑着走了。

杨夕的“大计划”就此失败。

警察走后，院长将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再想想办法，这样下去的确行不通。

我其实挺理解杨夕。每天在“小黑屋”吃饭，她总是趴着窗户，脸挤压在玻璃上，望着其他小朋友的餐桌。

我一进去，她就从窗边回到座位上，瞪我一眼，边吃边朝玻璃那边望着，其实她看不到其他小朋友的餐桌，但她还是往那边望。

于是我在那个屋里摆了两张小桌，她坐一个，我坐一个，每次吃饭我都和她一起吃，我的饭也是清汤寡水，白粥、清炒白菜、清炒豆芽……看上去清一色，和她的饭很像。

她没脾气了，只能边哭边往嘴里送饭，眼泪都掉进饭里。

“那几年我每天和她吃清汤寡水，晚上出去偷吃，塑造了我成年后最瘦的时候”

五岁的她，还是不能理解自己身上奇怪的病。

我看着她委屈的模样，把她的碗挪到旁边，再次和她解释：“夕夕，我非常爱你，可是你的病就是这样，我只是爱你与爱其他人的方式不同，你长大就会明白了。”

她推开我，冷冰冰地说了一句：“你别碰我，你不要叫我夕夕。”

每次我进来和她一起吃饭，她都把桌子推到离我远一点的方向，把椅子转过去一点，让我看不见她的脸。

课堂上，她一看见是我，就趴在桌子上睡觉，我买的玩具也从来不玩，跑到一边玩其他旧玩具。

她要么叫我“喂”，要么喊“丑八怪”、“蠢驴”，我只要碰她，她都会拿起手边的玩具砸我，生气时还说：“你今天晚上就会被星星砸瞎”，“被马踢到脑袋开花”。

为她，我把食物做成花朵、兔子、小熊的形状，变着花样分配食物，还通过演讲，筹集她的专项捐款，将她的资料翻译成各国语言，这样她的特制食物也许就能多一个种类。

我向来喜欢有挑战的、脱离舒适区的工作，所以福利院分配给我的孩子，都是情况非常复杂且难搞的，但是我没有想过，杨夕会让我这样受伤。

见她打我、骂我，院长都于心不忍，常常请我吃饭，安抚我的情绪。我只能擦干眼泪，忍着委屈说：“没事，她长大以后会感谢我刻薄的坚持。”

但是真正让我担忧的，不是这些，而是她现在五岁，正是性格要定型的年龄，我不能让仇恨成为她性格的底色。

报警事件后，杨夕不再像以前一样和别人作对。以前阿姨要拉她手，她都甩开，再附赠几句恶毒的话，现在她都任由别人，没有热情，也没有抗拒。她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托着下巴，有人靠近她就默默走开。

“放弃挣扎”的杨夕，每天都抱着这只玩偶熊

看到她现在的样子，我冒出过一个念头：“要不算了？”

比起健康，我不想她是一个不相信爱的孩子。这念头只存在了一分钟。她变成一个傻子，爱，她也不会感受啊，到头来什么都没有。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健康和爱同时兼备？

我冥思苦想得不到答案，直到有一天，福利院里一个脑瘫孩子给了我灵感。那天，我在康复室对他进行Bobath疗法（神经发育疗法），僵持住（他不想再做）的时候，他突然问：“你几点下班？”

我问：“你要干什么？”

他歪着嘴说：“你下了班就是好妈妈了。”

我摇摇头苦笑，突然想到对于杨夕来说，只有我“上班”，其他人都是好妈妈，这样不就行了吗？于是我跟院长说：“请你明天开会时要求所有人配合我，我要演一场可能持续十年的戏。”

第二天开会时，所有阿姨、保育员都到齐了，大家齐刷刷地看着我，我跟他们重新讲述杨夕的情况，接着说出自己的计划：

“我需要大家配合我，你们要在杨夕面前表现出不给她吃饭，是因为你们怕我，得听我的，是我不让她吃，还要在杨夕面前说我的坏话，但是你们爱她，理解她，可怜她，让她爱你们所有人。”

最早和院长吐露这个想法，他走到我面前说：“你夜班上糊涂了？”

我说：“她的病没法你好我好大家好，总得有坏人。如果恨意不能避免，那就降到最低，这样她对这个世界也能充满希望。”

院长倒了一杯茶，递给我说：“我知道杨夕是怎么对你的，应该没有你和其他孩子的那种感情，你怎么想的？”

我说：“不是感情，是职业信仰。”

我是一名专业工作者，接手一个孩子，就有责任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穷尽一切可行的方式，做到人力范围内的最好。

我和孩子当然会产生感情，但那不是我投入的原因。我只是基于专业，帮助孩子更健康地成长罢了。

初入福利院的前几年，我确实是情感陪伴型的社工，但渐渐发现，真正能救助孩子的只有专业。别的孩子的健康是一场手术、多年的护理，但杨夕和他们不一样，我要足够坚硬，才能扛下去。

院长被说服，第二天开会他支持我，就这样所有人达成一致：

福利院只有我一个坏人，其他人都是爱杨夕的。

为达成目标，我在微信群里制定了规则，一个小组的阿姨要定时定量在杨夕面前说我坏话，我要检查。

杨夕小时候把纪良安的照片都画鬼脸，会写字后写“丑八怪”

这还不够，想要演好这出戏，我还需要杨夕的伙伴配合。

十岁的小璇是杨夕在福利院里的好朋友，性格文静随和，每次杨夕和我吵完架哭一鼻子都是小璇抱起她，安慰她，逗她玩，我决定让小璇成为我的“卧底”。

我把小璇叫到办公室，问她愿不愿意帮我一个忙，小璇很高兴地说，当然愿意。

我说，可是这个忙可能很久，可能要一辈子。接着说出杨夕的事情。

小璇抱抱我，“我知道你一定很伤心，我能帮什么忙？可以不让你那么伤心。”

我笑着摇头，“我要你帮的忙，不是让我不伤心，是让她不伤心。”

小璇歪着脑袋不明白。

我说，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改变，就是你和我故意发生争执，你在她面前故意表现出你也仇视我，你们就成为一个同盟，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我，那她就会听你的话了。

小璇听着一直摇头，“不不不，我不行，我最喜欢你了，我演我也不会。”

我搂着小璇说：“你可以的，你是最善良的孩子，你理解我，也理解杨夕，她没有错，我也没有错，我们只需要吵两三次架，她就会信任你了。”

小璇接着问：“那她信任我之后呢？我要做什么？”

我说：“你就告诉她，报复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去爱除了她以外的所有人。你对所有人都很好，那个人就会很伤心、很难过。”

小璇捂着耳朵，“不不不，那怎么能行，这样你太可怜了。”

我把她的手拿下来，说：“她现在仇视所有人，她要学会爱，她的恨只有一个人就是我，除此之外，她的内心仍然是有爱的，温暖的，美好的。”

小璇哭了，紧紧地抱着我，“以后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让杨夕明白你有多么爱她的。”

“不行，这件事你必须要保守秘密，除非有一天她明白了自己的病，否则你绝对不能把我们串通的事告诉她。”小璇一边流着泪一边点点头。

“那要到什么时候？”小璇可怜巴巴地望着我。

“可能她十几岁甚至成年以后，也可能是一辈子。”

小璇紧紧地抱着我，摸着我心脏的位置，说：“我替她说对不起。”

于是我和小璇达成一致，她去引导杨夕，以爱所有人的方式惩罚我。

杨夕找到了组织和同伴，看到别人说我坏话，她满意极了。每周，我都去监控室看杨夕的生活画面，看到她帮阿姨照顾小孩，牵阿姨的手，搂着阿姨的脖子亲昵，我想我应该成功了。

就在我以为，我已经穷尽所有可能，做到最好的时候，意外还是发生了。

杨夕七岁那年，一天保安给我打电话，说在监控里看到杨夕偷吃。

研究她的病那么多年，我好歹也算半个专家，知道绝大多数情况遵循低苯丙氨酸饮食，偶尔一次高峰值不会立刻带来脑损伤。

我那天休息，立刻打电话给值班工作人员，不要训斥她，用柔情的方式和她好好说，让她如实说究竟吃了多少，我立刻去福利院。

杨夕说，她在一位阿姨的工作服口袋里发现一块巧克力，吃半块就扔掉了，太难吃了。

监控显示，她确实只是拿了衣服口袋里的。后来问阿姨，说那是88%的纯巧克力，可能她觉得苦才扔了吧。

为避免引起她的反叛情绪，我暂时没有出现，在办公室指导工作人员给她喝水，每小时50毫升，定时去看着她喝水。

苯丙氨酸主要靠肝脏代谢，苯丙酮尿症孩子缺的是肝脏里的酶，所以苯丙氨酸会堆积在血液里，水多了，血液被轻度稀释，浓度不会一下子冲得特别高，血液循环变快，身体代谢会更顺畅一点，只是让峰值不那么猛，并不能解毒。

第二天我出现在福利院，直接拉起杨夕，给她穿衣服，带她去医院查血苯丙氨酸，12-24小时浓度最高，结果最准。

她知道自己犯错，没有抵抗地和我上车，一路乖乖地蜷缩着，躲在保育员阿姨后面。

到医院，阿姨说：“你去挂号，我们在这里等你。”

我说：“你们和我一起去。”

诊室里，我平静地对医生说：“孩子苯丙酮尿症，今天偷吃巧克力，查一下苯丙氨酸。”

吃多少？什么时候吃的？平常有严格低苯丙氨酸饮食吗？医生问出一系列问题，我如实回答。

医生开着单子，留意到我的表情，拍拍我说：“别着急，量不大，平常严格饮食，一次高峰不会立刻造成脑损伤。”

说着，她扭过脸对杨夕说：“以后一定不可以吃了，不然会变成傻子，大人都是为你好。”

杨夕迷迷糊糊点头，可能这是她第一次在除我以外的人嘴里，尤其是医生这样的权威角色嘴里听到这样的话。这正是我的目的，让她亲耳听到医生说的，不是我故意刁难她。

接着就是抽血、检查，结果还算良好，峰值已经降下来了。但是这件事不能就这样完了，不然以后一不留神，她还要继续偷吃。

返回途中我一直沉默，到了福利院，我让阿姨带她去居室，自己找到院长。

我说：“我要把她关在仓库三天，得把其他位置的监控扯一个下来，装在仓库，再拉一张单人床，我会安排人定时给她送饭。”

院长皱着眉头说：“这……不好吧？给点教训好了，这个多少有虐待儿童之嫌。”

这是我在路上就想好的对策，既然道理讲不通，那就让恐惧修正她的行为。

这不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多年来，我不光在儿童福利院工作，也从事临终关怀，接手过很多癌症病患，能让这些人反思、改变生活习惯的多半都是恐惧。

我义正言辞地说：“你把她交给我，那就听我的，我们每个人带孩子都有一个原则，如果合理，其他老师不干预，你觉得不合理吗？”

院长说：“那倒没有，但是……”

我说：“要么按我说的来，要么以后我不带这个孩子了。“

院长最终无奈同意。

我在群里告知所有人，会24小时查阅监控，按时送饭，不会有危险，但必须让她知道绝对不可以，没有经过我同意，任何人不能放她出来。

做好这些准备，我到居室拉出杨夕。

她不知道我要做什么，虽然不情不愿，还是跟着我进了仓库。

我说：“已经和你说很多遍，我不给你吃是因为你的病，今天去医院你也听到了，不是我骗你。你在这住三天，我定时给你送饭，你好好想想。”

她抓着我，哭着说：“我错了，再也不偷吃了，我以后都听你的话，你放我出去。”

我扯下她的手，一句话没说，关门，接着在仓库门口找了一把椅子，坐在她看不见的位置。

她安静了两个小时，渐渐开始哭了起来，一边捶门一边哭，骂我被狗熊吃掉，被车撞死，永远没有人爱，死得很惨，不管她骂得多么惨烈，我都无动于衷。

她在里面哭，我在外面哭。回溯这四年，我已经被诅咒了千百万次。我在监控里看她躲在角落里偷偷哭时，每一次，我都和她一样心碎，但我还是告诉自己，“长大以后，你会感谢我今天刻薄的坚持。”

期间有其他老师来看，有的劝我算了吧，有的安慰我别往心里去，我都没松口。四年来，她每次体检都完全健康，如果我不守住边界，那她就是死路一条。

骂了几小时后，她开始呼喊福利院所有她能叫得出名字的人，向他们求救，到最后，甚至都喊福利院养的狗了。

三天后，我让阿姨把她放出来。

自那以后，杨夕不再和我对抗，我的指令她也不会无视，只是再也没有和我说过话。不过，她和别人依旧友好。懂事、听话、乖巧，世界依然美好，我已经很满意了。

仓库事件后，为了不让杨夕处处充满抵触，我招了一个新社工陈鑫，安排她去管理杨夕，但是背后出决策的还是我。

杨夕和她相处得挺好，每次学校有活动，需要家长和孩子一起就由陈鑫出面，开家长会就我去。

老师说杨夕有演讲天赋，告诉我可以培养。

于是我搜了很多演讲课程、活动、比赛，一有同龄的、符合条件的我都自费送她去（福利院负责孩子的费用通常指的是刚需，这种课外班通常无法支付）。

有很多是外地的，我就让阿姨和陈鑫一起带她去，她们实时和我汇报，并把她的演讲录视频给我看。

八岁那年，杨夕在一次演讲中讲出她的病。她没有提我，也没有提被关小黑屋，但我看完演讲视频，仍然泪如雨下。

她终于明白了她的病，我也终于看到曙光。

罕见病中心邀请杨夕去他们那里演讲。在那里，杨夕看到图片里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孩子，肢体松软，软塌塌的，像乌龟一样蜷缩着，胳膊、腿都极细。

还有戈谢病，一种溶酶体贮积症，脾脏肿大，可达到巨大程度，甚至占据大部分腹腔，股骨头缺血坏死、骨骼畸形、病理性骨折。

杨夕深深震惊了，也吓坏了，颤颤发抖，她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种病。

许老师说：“这里也有很多和你一样病的小朋友。”

她指着前面一个等待治疗的小孩，大概五岁，家长呼喊她的名字，她没有反应，目光呆滞，护士递给她一个玩具，她不会抓握，不会玩耍，随手挥开，继续摇晃身体。

杨夕走到离她近一点的地方，问许老师，“我可以和她说话吗？”

许老师摇摇头，“她不会说话，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听不懂任何语言。她就是吃了含有蛋白质的食物。你做得很棒，你要继续维持这样的饮食，只要你不吃，就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可以上大学，可以去旅行，可以去过你想过的生活。”

杨夕吓哭了，抓着许老师的手，靠在她怀里，“是……所有吃了其他零食的我这个病的孩子都会变成这样吗？”

许老师说，“差不多吧，程度不一样，但吃了蛋白质都会带来大脑损伤。你能成为现在这样非常了不起，你克服了诱惑，现在这么优秀，还可以通过演讲给这个病的孩子更多鼓励和希望，你真的好棒。”

实际上，仓库事件后的一年多，杨夕没有再偷吃过，每半年的削减很正常。但是为防止在学校发生意外，我还是打通关系，让杨夕的同桌监督她。

令人欣慰的是，杨夕似乎真的懂事了，每天都安安静静拿着自己的饭回屋吃，其他小朋友吃零食，她也主动回避。

直到那时，我觉得多年的付出和委屈都得到了回报。

这种回报不是说杨夕跟我有多和睦，而是她的人生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管我的方法有多尖锐，我都觉得自己胜利了。

可是该做的工作依然没有完成。

早在杨夕六岁那年，我就开始为她物色合适的收养家庭，这并不容易。

这种病需要终身严格低苯丙氨酸饮食，且费用不菲（现在医保可以报销一部分，但在当时每个月基础饮食费用花费在6000左右），如果她在福利院生活，成年后跟福利院脱离关系，就要自己负担这笔费用。

况且成年后，她要有自己的生活。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交，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约饭、约下午茶，没有家人要独自面对，太难了。

于是我将这些年我们的故事，包括那些斗争、诅咒和对抗等等经历写成煽情的文章，为她寻找收养家庭添砖加瓦。

终于在九岁那年，杨夕有了合适的养父母。

他们是一对德国夫妇，父亲是神经内科医生，母亲是神经康复师，他们对苯丙酮尿症非常了解，也对这样的孩子有感情。

在德国，配方粉、低蛋白米面医保100% 覆盖，无年龄上限，药物、监测、康复、心理干预高比例报销，成人患者自付比例极低，营养师、社工、遗传咨询、家长互助小组非常成熟，社会儿科中心、康复基金会、日间寄宿机构的全链条，家长压力也很小。

这是她最好的归宿吧，我想。

尽管离开那天，她一句话也没有跟我说，好像我与她的故事就此戛然而止，连一个像样的句号也没有写下。

但是我仍然告诉自己，没有关系，在成熟的医疗体系和家庭的支持下，她未来的路，应该会轻松很多。

小璇也离开福利院，去读大学了。我和她依然保持联系，每次回来她都约我出来，我们就像闺蜜一样，喝咖啡，逛街，看电影。

去年小璇约我吃饭，告诉我几天前杨夕跟她视频，讲了在德国做志愿者的事，“她哭得特别惨，觉得她错了，错了这么多年，问我该怎么办。”

那时我才知道，十三岁时，杨夕成为了Johanniter（圣约翰救援会）的志愿者，主要陪康复儿童游戏、阅读、画画，帮康复师准备器材、整理场地，组织小组游戏等等。

有一天户外活动，杨夕发现一名三岁的PKU儿童（即苯丙酮尿症）偷吃零食，她马上抢夺过去，接着把儿童关在一间图书室里，去报告老师。

可能时间久了，那个孩子一直哭，老师安抚好以后，杨夕和他道歉，她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是爱你的，但是你不能吃，你要听话。”

结果那个孩子拿起一个玩具，朝着杨夕砸去，用德语骂她，杨夕只能等他情绪平复，再耐心跟他解释：“我是为你好，我和你有一样的病，只要你不乱吃，就能健康长大。”

可是孩子推开她，说：”我讨厌你，你不要碰我。”

后来老师发现杨夕躲在洗手间哭，安慰她说：

“那个孩子太小了，不能理解，等他长大后就明白了。”

可是杨夕依然觉得委屈，等到妈妈过来接她，她哭着对妈妈说：“我是为他好啊，我见过变傻的孩子，我不想他成为那样。”

第二天晚上，妈妈来杨夕房间和她一起睡觉。妈妈问杨夕，为什么关起那个孩子，杨夕脱口而出：“她就是这样的。”

妈妈问：“你是说在中国福利院的老师吗？你觉得她做的对吗？”

杨夕抱着妈妈，哭得泣不成声，“那个孩子只骂了我几句，我就觉得好受伤，可是我骂了她好多年，那她得多伤心。”

妈妈说：“要不要打电话告诉她，你已经完全理解她了？她一直在等待这一天。”

听到这些，我眼睛又止不住湿润。在杨夕离开福利院的近五年，一年总有几次我和她妈妈视频聊天，了解她的情况，每次我都想和她说说话，可是她妈妈一问她，她就逃了。

我问小璇，她现在怎么看待我和她的关系？

小璇说，她嘴里一直重复“我该怎么办”，觉得道歉也没用，那么多年的伤害怎么能是一句对不起可以抵消的？

我说：“你跟她讲，我早不在意了，我是大人，不会和小孩计较的。”

小璇和杨夕聊过几次，杨夕的情绪好些，提起我，已经不会像之前那样激动了。

又过了几个月，我和小璇见面时，她提议给杨夕打视频。

我没有出镜。小璇和杨夕有的没的聊的，说着说着，她突然告诉杨夕我在旁边，问杨夕要不要和我聊天，杨夕半天没说话。

后来小璇告诉我，她手忙脚乱，表情惊慌，没等说好，我就出现在镜头里了。

为了不让她尴尬，我问她，饮食有没有乱吃？

——这个我和她之间唯一的话题。

她很慌张，摇摆着手说，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我又问了问德国的生活，让她给我看看他们家，掠过了尴尬。

后来小璇假装去上厕所，留我和杨夕两个人在镜头前。她一直没怎么看我，说她现在做志愿者，在康复中心陪伴儿童。似乎想要借此告诉我，这是她弥补我的方式，但仍旧没有和我聊往事。

挂了视频，小璇问我，她有没有和我道歉，我说没有。

小璇有点失望，我说，不是她倔强，是她习惯仇视我，我也一样，以前天天想着如何和她“战斗”，也学不会把她当一个孩子。

“不是这样，”小璇说：

“杨夕一直在寻找你爱她的证据。她介意的不是吃什么，而是得到爱，我跟你说个秘密吧，是她告诉我的……”

自打杨夕拜访完罕见病中心，她就在偷偷观察我。

那年六一儿童节，市里的领导送每个小朋友一枚礼盒，杨夕打开一看有很多吃的，就撂下，回到居室了。第二天起来，她发现礼盒在书桌上，“又不能吃，还放我桌子上干什么，真是的……”

没想到，打开居然是一个头戴式耳机和话筒，她问阿姨这是谁的，阿姨说给你的，不知道谁给的，反正礼盒是你的。

杨夕猜，这个人是我。

为证明自己的猜想，杨夕去保安室，说想看六一的画面。

在监控屏幕里，杨夕看见，我拿走了扔在原地的礼盒。

她悄悄盯着我，看到我骑电动车离开福利院，溜进我的宿舍，发现一个耳麦的大盒子，里面放着我的梳子、眼罩、卫生巾，而盒子封面的图片和我送她的耳机一模一样。

把这段秘密讲给小璇时，杨夕说：

“嘿嘿嘿，肯定是她送的，她应该是爱我的。”

但是这还不够，杨夕打算寻找更多证据。

她觉得陈鑫是我的小跟班，什么都听我的，就找到机会偷看陈鑫和我的聊天记录，看里面有没有她。

翻开微信发现，聊天对话框里记录着我给陈鑫转钱，给她报班、买东西，让陈鑫陪她去抓娃娃、到学校参加活动……几乎都是她。

“她真的是爱我的。”她笃定地跟小璇说。

经过小璇的“撮合”，我和杨夕单独视频过几次，像两个成年人，分享彼此的生活，不谈过去，也不大谈她的病了。

她会嘱咐我按时吃饭，不要熬夜，我也会告诉她，如果因为饮食抑制情绪不佳，就和我约视频，我们聊聊天，她点头同意了。

现在，她会和我分享她的生活，告诉我在康复中心的事，也给我寄过几次礼物，新年、春节主动问候我，她通常说：“你要快乐哦。”

前几天我们打视频，她问我，你怎么不问我吃饭的事了？你不管我了？

我说，你做得很好，而且你有你的监护人了，你不是最讨厌我管你了，怎么我不管你还不适应了？

她低头说，我还是想你管我。

杨夕跟小璇吐露过，她说我管她是爱的一种表现，她不想失去这种独特的爱。

但是我们没有更亲密的关系，也没有谈及往事。

我没有问她是否理解我，她也没有和我道歉过，我们保持着相敬如宾的关系，十多年了，她已经习惯和我的关系只有对抗，而我也习惯了在她面前扮演坏人，我们都学不会情感和亲密。

写下这个故事，可能是我们最靠近往事的行动。动笔前我问她，愿不愿意我写你的故事？

她想了三秒说，好啊，我就当在你的故事里忏悔。

其实有一句话我没跟杨夕说过，她今天的样子，正是五年前她离开时，我最希望的。

记得杨夕离开福利院的前一天，她在收拾行李，有几个小朋友围着她，我进来，她看了我一眼，收拾自己的东西。

我给她买了一些衣服、文具、生活用品，递给她，让她装进行李里，她没有看我，空了四五秒，然后伸手把东西拿过去，放到行李箱里。

这是我们在福利院相处多年来，最“亲密“的关系了，她没有推我，没有对抗和拒绝，已经是我们关系历史里最好的时刻。

我把其他小朋友支出去，只留下我们俩，看见她箱子里乱七八糟的，蹲下来，拿出她的东西重新整理，一边整理一边说：

“你可以恨我，但是你必须严格按照我说的去做，你只能吃医生给你的食物，无论任何情况都不能违背，除了这一条，你想干什么都行。”

她低头沉默，我推了她一下，说：“你听见没有？”

她不耐烦地说：“听见了，啰嗦。”

她走的那天，我早上六点多就到福利院了，期待着她能和我说点什么，哪怕只是一句再见，但是没有。她和所有人拥抱、再见，走出去时刻意避开了我，直到上车也没有回过头看我。

但是，现在我相信，那个时刻，她心里是有我的。

我已经找到了证据。

读完这个故事，我寻思着跟纪良安也挺熟了，就一点没委婉，问了她一连串问题：“你们做公益的人，都得受这么大委屈？有这样的情怀和牺牲精神吗？这也太忍辱负重了吧。”

没想到纪良安说，几乎所有公益机构的面试官，招聘的时候都有一条大忌，就是不要太有情怀的，相反，大家都喜欢有责任感的人。

我说，这好像跟我印象中的公益人不太一样？

她给我举了个例子。以前她在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工作，有个学生志愿者，频繁在背后蛐蛐，因为纪良安老是给他安排一些拿药、陪诊的“杂活儿”，他觉得自己来这，是要做些“刻骨铭心”的事。

直到有一天，一个脑瘤崩裂的病人从14楼跳下来，场面非常惨烈。纪良安让那个志愿者帮着做简单的清理，可是他到了现场，却一直在发抖，什么也做不了。

纪良安是怎么做的呢？她第一时间把身上的工作服脱下来，把病人的脸盖住，让护工将在场的所有人请回病房，接着报警，通知殡仪馆、院长和家属。等到警方确认完毕，再为逝者做简单的处理，安抚当时在场的病患。

“刻骨铭心是需要能力去承接的。”

纪良安觉得，那些对公益怀着一腔热血，觉得这件事很伟大、很有情怀的人，其实把这个事搞反了。

更好的路径是，“你看到这些孩子真实的生活，一个个破碎的身世，你凭借着自己的职业责任感，客观冷静地为他们准备一个未来，或者一条更健康的道路。”

最后她跟我说，什么时候大家对公益人的想象不是“爱心”两个字，而是“专业”，公益的春天才算真的到来了吧。

纪良安在儿童福利院工作了18年，从一个完全外行，主打“情感陪伴”的社工，成长为一名专业的儿童康复师。

我们将她一路以来的经历集结在一起，重新编辑，又写了一个独家新故事，放在了《无人知晓的救赎》这本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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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部分人物、地点系化名）

编辑：火柴 迪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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