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已成为流氓超级大国

作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

美国在伊朗战争中的行径正加剧全球混乱，并深化美国危险的孤立状态。

编者注：本文作者罗伯特·卡根并非是美国左派知识分子，相反，他是美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思想家之一。他的意识形态核心在于坚信美国必须承担“仁慈霸权”的角色，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积极的干预主义来维护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他曾长期支持美国共和党的对外扩张政策（如伊拉克战争），但随着特朗普上台并推行“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卡根转而成为党内激进的反对派。现在的卡根更倾向于一种跨党派的“干预主义中心派”。

无论美国与伊朗的战争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它都既暴露又加剧了我们这个新的、破碎的、多极化的现实所带来的危险——在美国与昔日友邦及盟友之间打入了更深的楔子；增强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实力；加速了全球政治和经济的混乱；并使美国陷入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虚弱与孤立的状态中。即使对伊朗的行动取得成功，如果它加速了盟友体系的崩溃，那也将是空洞的胜利。毕竟八十年来，这一体系一直是美国力量、影响力和安全的真正源泉。

对于美国在欧洲的友邦和盟友来说，伊朗战争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挫折。当俄罗斯和乌克兰正在进行一场由谁能坚持到最后来决定“胜负”的磨人战争时，伊朗战争在物质和心理上都帮了俄罗斯的忙，损害了乌克兰。甚至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对俄石油制裁之前，油价就已经在飙升——正当俄罗斯的战时赤字开始带来巨大痛苦时，这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战争金库注入了数十亿美元。这笔意外之财让普京有更多的时间和能力继续摧毁乌克兰的经济基础设施和能源网。与此同时，波斯湾国家正在耗尽美国提供的防空拦截弹库存，而这些拦截弹与乌克兰保卫其大城市免受俄罗斯导弹袭击所依赖的供应源是相同的。

更令欧洲盟友担忧的是，美国对其行为后果表现出的明显冷漠。对欧洲人而言，当下的生存威胁并非来自一个虚弱贫困的伊朗，而是来自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它入侵乌克兰是自二战以来欧洲最公然的跨境领土侵略行为。美国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去年告诉欧洲人，要在2027年之前做好在没有美国帮助的情况下自卫的准备。因此，他们一直在拼命调整经济和军事战略，以便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应对俄罗斯的威胁。他们还承担了对乌克兰的大部分军事和经济援助，因为他们像许多美国分析家一样担心普京的领土野心是广泛的，其他欧洲国家可能就是下一个目标。特朗普在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欧盟的反对下，仍然决定取消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这表明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是多么不顾。正如学者伊万·克拉斯特夫所言，传递给欧洲的信息是：“跨大西洋关系已不再重要。”

美国的行动对美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友邦及盟友造成的损害同样严重。日本95%的石油来自中东，其中70%经过目前已被封锁的霍尔木兹海峡。然而，日本和其他亚洲外交官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周抱怨说，他们“没有收到来自特朗普政府的任何沟通”。与此同时，美国已将一个航母战斗群和其他战舰从西太平洋调往波斯湾，其中包括特里波利号两栖戒备大队的部分兵力，而这些力量本来是美国应对中国所需要的。

特朗普的支持者试图辩称，与伊朗的战争将通过证明“与美国的直接对抗将具有极大破坏性”来“增强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威慑”。鉴于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核大国，这对莫斯科和北京来说可能并不算什么新闻。然而，特朗普轰炸伊朗的意愿并不能说明他比以前更倾向于寻求与俄罗斯的“直接对抗”。相反，特朗普一贯试图通过切断对乌克兰的直接武器供应、施压乌克兰屈服于俄罗斯的领土要求，以及现在取消对俄石油制裁来安抚普京。

至于中国，以色列和美国的联军虽然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但其成功未必能在太平洋地区复制。摧毁对手精密的防空系统是一项危险的行动——以色列在伊朗承担了这项任务，使得随后美国的袭击成为可能。美国有能力迈出第一步，但未必愿意承担这种风险。如果美国和中国发生冲突，以色列也会为美国摧毁中国的防空系统吗？

中国领导人还会注意到，美国一直害怕派遣军舰去开辟霍尔木兹海峡，唯恐遭到实力已大打折扣的伊朗军队的攻击。这虽然可以理解，但并不具备威慑力。海格塞斯曾说：“目前阻碍海峡通航的唯一因素就是伊朗对船只的射击。”毫无疑问，未来阻止美国援助台湾的唯一因素将是中国的射击，且其武器远为先进、数量远为充足。中国同样注意到的事实是，为了对付已遭重创的伊朗，美国不得不从西太平洋抽调大量的空军、海军和地面部队，且这种状态可能持续数月。

一些分析家认为，俄罗斯和中国未能向伊朗提供援助，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他们的失败，因为伊朗是他们的盟友。但俄罗斯正在通过提供卫星图像和先进的无人机技术来帮助伊朗，以便更有效地打击美国的军事和支援设施。而中国在伊朗问题上并未蒙受损失，因为伊朗已允许中国的油轮安全通行。

更重要的是，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等级中，保卫伊朗显然处于次要地位；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地区影响力。对普京来说，乌克兰是巨大的奖赏，将极大增强俄罗斯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地位。对中国来说，主要目标是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任何削弱美国在该地区投射力量能力的行为都是有利的。事实上，美国的注意力资源在中东拖得越久，对俄罗斯和中国就越有利。莫斯科和北京都不会因为看到这场战争在美国与其欧亚盟友之间打入深层甚至永久的楔子而感到不快。

然而，特朗普政府却将美国长期以来的利益等级颠倒了过来。八十年来，美国深度参与大中东事务，并不是因为该地区本质上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而是作为对盟友和航行自由更广泛全球承诺的一部分，而这些正是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基石。

中东没有任何国家（包括2003年的伊拉克和今天的伊朗）曾对美国本土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伊朗没有能打到美国的导弹，而且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说法，在2035年之前都不会有。获取中东石油和天然气对于美国本土的安全也从来不是必不可少的。今天，美国对中东能源的依赖程度比过去要低，自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以来，特朗普已多次指出这一点。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寻求防止伊拉克或伊朗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会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美国的核武库足以威慑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发动的第一次打击，就像几十年来它对付远为强大的对手时那样。美国历届政府担心的是，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在其地区将更难被遏制，因为美国和以色列都无法再发动像现在这样的攻击。受到威胁的是中东的安全，而非美国的安全。

至于以色列，美国在二战大屠杀后出于道德责任感承诺对其进行保护。这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从未有过任何关系。事实上，美国官员从一开始就认为支持以色列有悖于美国利益。乔治·马歇尔在1948年反对承认以色列，迪安·艾奇逊则表示，通过承认以色列，美国已接替英国成为“中东最不受欢迎的大国”。在冷战期间，甚至以色列的支持者也承认，纯粹从“强权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有“充分的理由希望以色列从未存在过”。但正如哈里·杜鲁门所言，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决定“并非基于石油，而是基于正义”。

甚至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也是美国介入的后果，而非原因。如果美国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没有深度且持续地介入穆斯林世界，伊斯兰武装分子几乎不会有兴趣去攻击一个5000英里之外、隔着两大洋的漠不关心的国家。与许多神话相反，他们恨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是谁”，而是因为“我们在哪里”。以伊朗为例，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1979年革命一直深度参与其政治，包括作为巴列维国王残暴政权的主要支持者。避免伊斯兰恐怖袭击最可靠的方法本来是离开。

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一直是间接的，且次于更大的全球目标和战略。二战期间，美国领导了一个依赖大中东地区石油和战略地位的国家联盟。冷战期间，美国不仅承担了保卫犹太国家的责任，还承担了保卫依赖中东石油的欧亚盟友的防御及经济福祉的责任。冷战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乔治·H·W·布什政府认为，如果不能扭转这一侵略行为，将在诞生的“世界新秩序”中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

这种全球责任感正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要摒弃和废除的。特朗普政府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已将美国政策的重点从世界秩序大幅转向本土安全和西半球霸权，并适时降低了中东在美国关注等级中的地位。一个只关心本土防御和西半球的美国，在该地区看不到任何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在20世纪20和30年代“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鼎盛时期，当美国人甚至不认为欧洲和亚洲是其切身利益时，如果说他们在广大的中东地区有任何安全利益，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幻觉。

然而现在，出于只有特朗普政府才知道的原因，中东突然成了头等大事；事实上，对于特朗普和战争的支持者来说，这似乎成了唯一的优先事项，显然值得付出任何代价，包括投入地面部队，甚至摧毁美国的盟友体系。

如果没有其他威胁需要担心，这或许还说得通。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感知的最大威胁是国际恐怖主义。当时中国处于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下的温和阶段。俄罗斯对欧洲不构成威胁；相反，那是俄德伙伴关系的年代，西欧人觉得整体战略局势毫无威胁，以至于他们才是怀疑北约必要性的人。只有东欧人仍在担心卷土重来的俄罗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立即加入美国参与了伊拉克战争。

23年后的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世界和平以及欧亚民主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恐怖主义和伊朗，而是俄罗斯和中国。今天的世界看起来更像1934年，而不是冷战后某些人想象中的后历史天堂。欧洲和美国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不在于关于权力效用的哲学争论，而在于根本的安全利益。美国对欧洲反抗俄罗斯侵略的斗争表现出的冷漠，构成了一场深刻的地缘政治革命——这也许是二战后建立的盟友关系的最终瓦解。

除了以色列本身，世界上很难找到任何一个国家因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而感到安心。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海湾国家领导人对美国“引发了一场将他们置于风口浪尖的战争”感到“私下里非常愤怒”。尽管美国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却无法保护这些国家免受伊朗的攻击；现在他们只能寄希望于特朗普不要丢下他们去面对一个虽被削弱但仍完整且愤怒的伊朗政权，而是加大美国对该地区的长期军事承诺，包括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

以色列人也应该问问，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指望美国人对这场战斗的投入。一个能够抛弃欧洲和东亚长期盟友的美国，也同样能够抛弃以色列。如果没有长期且深度的美国承诺，以色列能维持其在地区的新霸主地位吗？

事实上，这场战争的意外效果可能是驱使地区参与者在寻求美国之外，还要寻求其他大国的保护。特朗普本人已邀请中国协助开辟海峡，而中国正积极拉拢阿拉伯和海湾国家。海湾国家并不排斥与北京和莫斯科打交道。以色列也是如此。它曾将海法港一个集装箱码头的经营权卖给一家中国公司，尽管遭到了使用该港口的美国海军的反对。

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以色列几乎是美国盟友中唯一拒绝参与制裁的国家。当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2019年竞选连任时，他的一些竞选海报展示了他在“不同量级”的标语下与普京握手的画面。没人应该为此责怪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理应去做他们认为生存所必需的事情。美国人可能对以色列有情感或宗教上的依恋，但以色列人却不能感性地予以回馈。

考虑到本届政府对国际责任的轻率态度，情况尤其如此。伊朗战争是“美国优先”式的全球干预：没有公众辩论，没有国会投票，没有与除以色列以外的盟友合作，甚至在许多情况下连协商都没有，而且显然不关心对地区和世界的潜在后果。“他们说如果你打破了它，你就得拥有它。我不信那一套，”美国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说道，他可以说是特朗普在战争问题上最有影响力的顾问。

对欧洲人来说，问题比美国的漠视和不负责任更为严重。他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持续敌对的美国——一个不再把盟友当盟友，也不再区分盟友和潜在对手的美国。华盛顿去年征收的侵略性关税对美国昔日朋友的打击，至少与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打击一样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更重。欧洲人现在必然想知道，特朗普决定与伊朗开战，是否会让他更有可能或更没可能在格陵兰岛问题上采取类似的冒险行动。毕竟，占领那片不设防的丹麦领土的风险和成本，将远低于发动当前战争的风险和成本。最近警告美国行动已产生“国际法和多边组织的危机”以及“共同世界秩序的崩溃”的，不是某个欧盟自由主义者，而是特朗普的保守派朋友、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

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在曾经的盟国中，反美情绪正在上升。最近Politico的一项民意调查询问中国和美国哪个更可靠，57%的加拿大人、40%的德国人和42%的英国人选择了中国——这标志着美国感知信誉的急剧下降。在过去，美国的盟友关系能在公众反对浪潮中幸存，是因为各国政府知道，无论美国犯下什么错误，无论华盛顿多么不受欢迎，它始终完全致力于捍卫保护他们的秩序。今天，这已不再是事实。

特朗普反复明确表示（包括在这场战争期间），如果他对一个盟友不满意，他就会撤回美国的保护。他曾暂时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以惩罚其拒绝屈从于莫斯科。他警告说，日本和韩国等盟友应该向美国支付保护费。在这场战争中，他威胁要让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关闭，并将问题丢给那些比美国更需要它的人。特朗普对待盟友的策略几乎完全由威胁组成：征收关税、抛弃他们，以及在格陵兰岛问题上，使用武力夺取领土。当特朗普发现他需要盟友帮助对抗伊朗时，他没有寻求帮助或努力说服他们。他只是“要求”他们按他说的做。特朗普不想要盟友——他想要的是附庸。

结果是，友邦和盟友将越来越不愿与美国合作。这一次，西班牙拒绝美国在其领土上使用空军和海军基地。下一次，可能是德国、意大利，甚至是日本。世界各国将不再依赖美国的承诺和永久联盟，而是依赖特设联盟来应对危机。没有人会出于自愿与美国合作，只有迫于压力才会。失去盟友后，美国将不得不依赖它控制的客户（如委内瑞拉）或它能欺凌的弱小力量。

80年来，美国无视了国际关系中类似物理定律的东西：均势（balancing）概念。开创性的现实主义思想家肯尼思·沃尔兹曾观察到，“失去平衡的力量，无论由谁掌握，对他人都是潜在的危险。”这理应适用于美国，因为在二战结束后的八十年里，全球权力分配高度“失衡”地向美国倾斜。然而，无论是在20世纪40年代还是在冷战后，世界其他大国甚至从未考虑过联合起来制衡美国这个霸权。他们大多没有将历史上第一个全球“超级大国”视为需要遏制的危险，而是将其视为可以争取的伙伴。

美国人并非处理世界事务时永不犯错的管家。他们可能自私、自以为是、偏执、好斗、草率，也可能冷漠和无知。他们可能对自己的力量范围过于自信，接着又对使用力量的可能性过于悲观——换句话说，美国人并无特殊之处，即使他们国家的地理政治环境是独特的。然而，在整个冷战期间及其后的近四十年里，全球的盟友和伙伴无论顺境逆境都紧紧追随美国秩序。它在越南和伊拉克等不受欢迎的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它在2008年金融危机这种“美国制造”的全球经济灾难中幸存了下来。它甚至在美国相对经济和军事实力衰落的情况下幸存了下来。事实上，美国的大国地位不仅仅被容忍和原谅：其他国家鼓励它、教唆它，并以惊人的频率通过北约和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以及非正式联盟使其合法化。这，比起原始实力，才是让美国成为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大国的原因。

那些日子已经结束，且短期内不会回来。曾经追随美国的国家现在将保持疏远或联手反抗——不是因为他们想这么做，而是因为美国让他们别无选择，因为它既不保护他们，也不停止剥削他们。欢迎来到流氓美国超级大国的时代。这将是一个孤独且危险的时代。

作者简介：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最近著有《反叛：反自由主义如何再次撕裂美国》（Rebellion: How Antiliberalism Is Tearing America Apart—Again）。

注：此文英文原文发表在2026年3月30日《大西洋月刊》的网站上，原文链接：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2026/03/trump-us-power-iran/686567/ 此文的英文标题是：America Is Now a Rogue Super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