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城之战

重庆合川钓鱼城护国门：护国门，是钓鱼城八座城门中最为宏伟的一道险关，位于城南的第二道防线上，左倚悬崖绝壁，右临万丈深渊的嘉陵江，上书“护国门”和“全蜀关键”。据说，当年曾施以栈道出入，靠“过河拆桥”的方式通行（去时修复栈道，返回即拆掉），是扼守城内外交通的重要孔道，宋蒙双方在这里经历了上百次惨烈的战斗，但此门一直未被攻破，不愧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险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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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城位于重庆市合川区东城半岛钓鱼山上，是南宋末年，宋蒙（元）战争的一处重要战场，也是当今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古战场遗址。说其重要，是因为南宋军队在此坚持抗蒙（元）斗争达36年之久，甚至在南宋朝廷降元之后，坚守在这里的南宋将士还坚持战斗了三年，直至最后归降，更为重要的是，蒙古大汗蒙哥于此殒命，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说其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古战场遗址，是因为在那里，现存有总长8公里的城垣、8座城门，以及炮台、墩台、水军码头、兵工作坊、军营、武道衙门等南宋军事及生活设施遗址，是了解宋（蒙）元之战很直观的一个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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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城因位于钓鱼山上而得名，钓鱼山位于嘉陵江、渠江和涪江交汇之处，三江环流，仅有东侧与陆地相连，虽然海拔在186-391米之间，不算很高，但山形陡峭，地势险要，总面积约为2.5平方公里，山上地形比较开阔，有大片平地可以耕田，又有14个天池和近百口水井。这一切使钓鱼城在战争中，具备了长期坚守的物质条件。当年蒙哥大汗带兵围困钓鱼城，一日，南宋守军将重15公斤的鲜鱼两尾及蒸面饼百余张抛给城外蒙军，并致书蒙军，称即使再守10年，蒙军也无法攻下钓鱼城。

钓鱼城筑城于宋蒙战争全面爆发之际的1235年，当时的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命人初筑钓鱼城，不过当时各种设施还不是很完备。后来随着蒙军重点优先进攻巴蜀的战略的实施，南宋朝廷也加强了巴蜀之地的防御。1243年，余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他采纳贵州遵义人冉琎和冉璞的建议，在钓鱼山正式修筑钓鱼城，迁合州及石照县治于城中，原移治合州的利东路安抚使和驻防合州的兴戎司移住钓鱼城。钓鱼城是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的一环，所谓山城防御体系，即是根据巴蜀之地的地理条件，以险筑城，城塞一体，以城塞为点，以江河为线的一个网络状防御体系。1254年，钓鱼城的主将王坚再次完善了钓鱼城的防御体系。1260年，继任的钓鱼城主将张珏对钓鱼城的外城进行了维修，使其成为了攻守兼备的一个军事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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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243年到1279年这36年中，在钓鱼城，南宋和蒙军（元军）大大小小进行了数十次战斗，这其中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当属1259年钓鱼城军民与蒙哥的一次战役，在此简略介绍其经过。

宋蒙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蒙军兵锋所指分别是长江下游的淮南、中游的襄阳和上游的巴蜀，南宋对蒙古的正面战场就分为两淮、荆湖和四川三大战区，当时称为三边。成吉思汗之孙，拖雷长子蒙哥继位之后，他在延续之前的对南宋的作战计划的同时，特别把四川战场当做一个优先进攻的重点，其中原因，史学界普遍认为有以下两点：其一，从社会经济地位上来看，四川向来号称天府之国、富庶之地，是南宋王朝的重要财赋供应来源，四川每年的收入接近南宋王朝的三分之一，每年供应的军米约占南宋军米的三分之一，占领了四川就等于切断了南宋的经济命脉；其二，从军事战略地位上来看，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是南宋王朝的大后方，蒙军一旦占领了四川，就可以由蜀入楚，长江天险将不复存在，南宋半壁江山将直接暴露于蒙古兵锋之下。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1258年，蒙哥决定亲征四川，“图蜀灭宋”。宋史专家顾宏义先生认为，对于蒙哥来说，也许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在此之前，其弟忽必烈完成了一次“斡腹”的壮举，即从宁夏六盘上出发，迂回占领了西南的大理国，开辟了对南宋的另一个战场，而蒙哥亲征四川，亦含有与忽必烈争功的意图。事实上，蒙古内部包括一些人是反对先进攻四川的，在他们看来，四川的天然地形不利于蒙古军队作战，山地、河流密布，不利于再捣江南，攻占临安。后来忽必烈即位之后，果然改变了作战的战略重点，“先取襄阳，最后入蜀”，并最终灭亡了南宋。

在此先不论蒙哥和忽必烈战略孰是孰非的问题，单说蒙哥的征蜀之战。1258年4月，蒙哥聚兵六盘山，7月，兵分三路进军四川。他亲率主力经过陇州（今陕西陇县）、宝鸡入大散关，9月进驻汉中，随即取金牛道进入利州。接着，移师西南，攻陷苦竹隘，力拔长宁（今四川广元剑阁县东南），招降大获（今四川广元苍溪县东南40里）、运山（今四川南充市蓬安县东南30里）、青居（今四川南充市高坪区青居镇）、大良（今四川广安市东北60里）诸城，于1258年底、1259年初抵达了钓鱼城下。当时蒙哥军队号称有20万，但这显然是一个夸大的数字，据专家考证，应该在7万人左右。钓鱼城里的守军有多少人呢？正规军大概4600人，再加上地方武装力量，总兵力在2万人左右。蒙哥当然不会把这么一座小城，这么一些兵力看得太重。首先他派出了一个南宋降人晋国宝前去劝降，但被当时钓鱼城主将王坚言词拒绝，并把晋国宝给杀了。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王坚先是根据“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惯例，放了晋国宝，然后又把他抓了回来，以“惩治叛臣”的名义给杀了。实际上，王坚是以此来向蒙哥表明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

蒙哥被激怒了，在切断了钓鱼城与外界的联系之后，对钓鱼城发起了猛攻，但钓鱼城内的军民依靠险要的地形和高昂的斗志，数次击退了蒙军的进攻。期间，王坚还进行了一次极为大胆的“斩首行动”，派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偷袭了蒙哥所在的兵营，极大地挫伤了蒙军的锐气。时间转眼就到了六月份，天渐渐热了起来，久居北方的蒙军不适应四川的天气，军营里疾病蔓延，由于没有好的医疗手段，将帅下令以喝烈酒来治病，其结果是病没治好，反而因为饮酒，军队的战斗力大大下降。但即便如此，战斗的形势还是朝着有利于蒙军的方面发展，在此期间，蒙军击退了前来支援钓鱼城的南宋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的援军，并采取挖地道的方式，突破了钓鱼城的外围防线，钓鱼城岌岌可危也！

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几个偶然事件的发生，改变了整个战斗形势。这年的六月，蒙军征蜀先锋汪德臣带兵逼近了钓鱼城西北内城，在他喊话要王坚投降的过程当中，被滚木礌石击中，随后不治而亡。汪德臣的死对蒙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更大的打击却还在后头，是年七月，在最后的决战当中，蒙古大汗蒙哥据说在亲自指挥战斗之时，被宋军打死。蒙哥之死，是这次钓鱼城之战的一个转折点，蒙军再也无心恋战，随即主力撤兵，是年九月，南宋朝廷宣布合州解围，由此，蒙哥由蜀图宋的作战计划宣告失败。

重庆合川钓鱼城护国门下的绝壁栈道：钓鱼城三面被嘉陵江、涪江、渠江包围，形势陡绝，倚天拔地，雄峙一方。护国门外的绝壁栈道是扼守城内外交通的险要之处，当年需施以栈道出入，如今，右侧悬崖绝壁之上仍留有多处凿孔架木而留下的大小石孔，掩映于寂寞的半壁青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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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蒙哥之死，历史上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概括起来分为“非战斗死亡”和“战斗死亡”两种。其中，“非战斗死亡”又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气死说，是说蒙哥败于合州，非常愤懑，气死了；二是吓死说，同样是说蒙哥败于合州之后，惊魂未定，最后给吓死了；三是病死说，是说蒙哥因为不适应南方天气，得了病，加之嗜酒，最后死了；四是淹死说，是说蒙哥的坐船被宋军给弄沉了，他掉到水里淹死了。这种种“非战斗死亡”，与前后史实出入颇大，漏洞百出，比如气死说和吓死说，就带有明显的调侃性质，不足为信，史学界也不认可。史学界认可的是“战斗死亡”，这其中又有多种说法，较为流行的有中箭而死和为砲石击中而死两种。在此基础上，又有当场而死和撤军之后而死两种说法。问题的焦点就是蒙哥到底是不是死于钓鱼城之战当中，因为这关系到钓鱼城的一个历史定位问题。目前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但依笔者之见，不管蒙哥是何种死法，是当场而死还是随后而死，都是因钓鱼城之战而引起的，都可以说是死于钓鱼城之战当中，无损于钓鱼城之战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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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该如何评价钓鱼城之战的历史意义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讲一下蒙哥死后，宋蒙两方的局势发展变化，因为所谓的钓鱼城之战，并不仅仅指蒙哥亲征的这一次，而是一次前后延绵了36年的战斗过程，只有通观整个过程，才能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先说蒙古这一方。蒙哥死后，庞大的蒙古帝国陷入了分裂，死讯传出，当时正在进攻鄂州（今武汉）蒙哥的四弟忽必烈闻讯北返，在一些贵族的支持之下，于1260年继承了汗位，而他的幼弟阿里不哥在另一些贵族的支持之下，亦宣称自己继承汗位，兄弟俩拔刀相向，打了四年的内战，最后是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了。之后忽必烈又与其他一些反叛的亲王进行了多次内战，内战使蒙古人放松了对南宋的进攻，南宋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蒙古内战基本结束之后，忽必烈才重新集中精力进攻南宋，不过其作战战略已经有了改变，不再把四川作为进攻的重点，而是力取襄阳，直扑江南，终于于1276年攻占了临安，南宋朝廷投降。

同样在1260年，远征埃及的旭烈兀为了支持其兄忽必烈继承汗位，率领主力回撤。趁此机会，埃及的军队反攻，留守的蒙古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旭烈兀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得知忽必烈已经继承了汗位，遂驻军不前，当得知进攻埃及的军队失败之后，急忙提兵赶回，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对埃及实施报复行动，便卷入到了与金帐汗国和别尔哥可汗的战争当中，蒙古军进军埃及及北非的梦想破灭。

再看南宋这一方。蒙哥死后，合州解围，钓鱼城守军主将王坚被调离，其后继任者为马千，马千是一个没有多大本事的人，1263年，他的儿子在运粮的途中被蒙军俘获，给他写了劝降书，马千甚至还准备归降，就在这个时候，原钓鱼城守军副将张珏被任命为主将。张珏在钓鱼城一直坚持抗战到1276年。南宋朝廷投降之后，其他一些地方包括钓鱼城的守军并未投降，张珏甚至在钓鱼城内建了一座皇宫，并派人到前往东南沿海寻找出逃的南宋王朝遗孤，以图重振宋室河山，也就在这一年的12月，张珏被调到重庆任制置使，指挥重庆战事，钓鱼城由其部下王立继任。重庆沦陷之后，张珏被元军俘虏，在运往大都途中自尽。王立是个在后来历史评价中颇有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坚持抗战到了1279年，但另一方面，他最终还是开城投降了，理由是当时钓鱼城实际上已经支持不下去了，粮食匮乏，已经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而攻打钓鱼城的元军将领原来是蒙哥的一名侍卫，曾扬言要对钓鱼城进行屠城，为蒙哥报仇。为了避免屠城，王立在元西川枢密院副使李德辉和一位名叫熊耳夫人的女人的劝说之下，终于投降了。这位熊耳夫人，是两年前被王立俘虏的元西川守将熊耳的夫人，王立将其认作了义妹，但也有人认为，熊耳夫人实际上后来成为了王立的一个小妾。至此，从1243年到1279年，钓鱼城36年的抗战结束。也就在这个时候，陆秀夫负南宋幼帝蹈海而死。王立投降后在元朝做了官，知合州事。后人由于立场的不同以及时势的需要，对他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他是“贰臣”、“罪人”，比如郭沫若1942年考察钓鱼城后，写下专文，在大加赞赏王坚和张珏的同时，痛斥了王立的投降行为，并对清末合州知州陈大文把王立、李德辉、熊耳夫人和余玠、王坚、张珏等人同祀于钓鱼城忠义祠内极为愤慨。有人则认为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正统王朝，王立顺应历史潮流，为了解救一城人的性命而投降，更何况他后来任官合州，对安抚人民、合州的战后重建有积极作用，不能轻易否定。

重庆合川钓鱼城上的石照县衙：石照县衙是宋蒙(元)战争时期唯一一处延续到元的南宋地方政权机构，也是南宋的最后一座县衙，县衙内设有大堂、二堂、三堂，依次分布着监狱、厨院、知县宅、西群房、虚受堂、思补斋及书房等建筑。南宋时期，在钓鱼城长达36年的抵抗战争中，合州（今合川）州衙一直是抗战指挥部，而石照县衙则负责钓鱼城民事案件和纠纷的处理。降元后，钓鱼城中设施遭到元军破坏，元朝十六年(公元1279年)，石照县衙被元军烧毁，后县衙故址复为民居。

2009年间，石照县衙旧址遵照原貌，经过两个月的修缮、布展及环境整治，再现了宋代官衙的形制，体现出钓鱼城战争时期因地制宜的独特风貌，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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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钓鱼城之战的评价，史学界除了高度肯定南宋军民坚强的抗战意志之外，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钓鱼城是全四川抗战的一个关键点，其36年的抗战，延缓了南宋王朝的灭亡，尤其是蒙哥死于钓鱼城，更是直接使南宋王朝免受灭国之祸。

其二，钓鱼城之战中蒙哥之死，对世界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使蒙古人进军埃及及北非的军事行动失败，改变了世界中古历史的格局，钓鱼城因此被称为“上帝折鞭之处”。

总之都是说钓鱼城之战无论是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世界，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客观来讲，这种评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蒙哥之死，也的确影响重大，改变了很多事情，比如说，蒙哥当时如果没有突然死去，按当时的情形，钓鱼城肯定是守不住的，同时蒙哥的死，也对蒙古军士气打击颇大，但要说钓鱼城之战具有影响全局的决定性影响，却未免过于夸大。

首先，从宋蒙（元）的对抗整个形势来看，四川其实并不是最关键的战场，这一点，从后来忽必烈调整了蒙哥的战略计划，攻占襄阳之后迅速灭了南宋就可以看出。从四川的地理条件来看，的确不利于蒙古人发挥作战优势，而蒙古军队历来的作战方法就是打得下就打，打不下就走，如果绕不过去，就干脆不打了，他们对钓鱼城的进攻就是这样子的。事实上，早在蒙哥攻打钓鱼城的时候，就有一名名叫术速忽里的将领提出了围困钓鱼城，然后顺江而下直取荆楚，与忽必烈会合的作战计划，但却遭到了嘲笑和反对。事后来看，即使蒙哥当时不死，这个计划也是最为合理的，忽必烈后来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

钓鱼城能够坚守那么多年，一方面是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另一方面也和蒙古人的作战习惯和后来的战略调整有关。

其次，守住了钓鱼城，是不是就能挽救南宋？显然不能，事实是南宋灭亡后，钓鱼城还在坚守，但对战局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

第三，蒙哥之死，在军事上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如果他的继任者不如他，那自然另当别论，但事实上，继任者忽必烈比他还要更为雄才大略，照此推论下去，蒙哥的死，反倒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重庆合川钓鱼城古军营：古军营是钓鱼城守军——兴戎司的住所，当年共有十多座营房，均为木质结构，其位置适中，道路四通八达，一有军情，无论东西南北，军队即可迅速出击。南宋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王立开城降元之后，雄伟的校场和成片的营房被元军焚毁，随后又历经七个多世纪的荒废，仅留下依稀的残迹可寻。1987年至1989年间，国家拨专款在遗址上平整了校场，恢复了部分营房。现在钓鱼城的停车场，就是原来的校场，校场东南边上，是古军营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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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笔者的观点，并不是要抹杀钓鱼城抗战的历史意义，相反，它所具有的真正价值，我们后人更要倍加珍惜，将其发扬光大。

我们应该看到，钓鱼城坚持36年的抗战，具有伟大的象征意义，那种不屈不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斗争精神，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精神资源的一部分，永远激励着后来人。钓鱼城里有很多的石刻，最有力量的出自近现代的仁人志士之手。陈毅、郭沫若等人在钓鱼城留下了题诗，其中陈毅诗云：“钓鱼城何在？遥望一高原。壮烈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雄相惜之情，跃然石壁上。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此举行过一次黄埔军校特别训练班十周年纪念活动，还留下了一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十周年纪念碑记》，在此举办黄埔军校的纪念活动，显然大有深意，不仅仅是抒发怀古之幽思，更是为了坚定抗日的信念！蒋介石、白崇禧和孙元良、张治中等人在此也留下了题字，蒋介石题写的是四个字：坚苦卓绝！用“坚苦”而不是“艰苦”，既肯定了钓鱼城坚持战斗的精神，也是为了鼓舞中国军队抗日的信心。

南宋朝廷投降之后，钓鱼城依旧进行着抵抗斗争，这一点，就连元军也觉得不可思议。李德辉在给张珏的劝降书中曾这样写道：“汝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之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彼子孙已举天下而归我，汝犹偃然负阻穷山，而曰吾忠于所事，不亦惑哉？”这段话的核心意思就是说，你所在的朝廷都没有了，皇帝和他的子孙都投降了，你一个外姓人，还抵抗干什么呀？

是啊，为什么要抵抗？

当然，必须要抵抗！

在这里，李德辉没有想明白一个问题，在他的心中，这些抵抗者是在为南宋朝廷而斗争。实际上不！他们是在为天下、为他们心目中的国家和基于这个国家之上的信念在抵抗，国家不属于哪个朝廷、哪家哪姓，因而也不存在什么外姓人。这种国家概念在人们心中的生根，正是中国至今成其为中国的一个最深层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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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底的一天，笔者一行来到了钓鱼山。正是冬天里最冷的时候，钓鱼城里没有什么游客，非常冷清，大雾弥漫，锁住了嘉陵江，站在城垣之上，什么也看不到。但这雾中的钓鱼城啊，恰如看不清面目的历史本身，同时又给了我们无限的想象。大雾笼罩下的水军码头，仿佛正有刀枪闪动，走在寂寂的跑马道上，耳边却有马蹄声碎，转过一个弯道，似乎就能遇上一队正在巡逻的守城将士。

如今，钓鱼城核心景区的面积不是很大，走走停停，大概一个小时就能看完，一路上，山体岩石，乃至台阶上的青苔绿得晃眼，给人一种深深的寂寞之感。据导游讲，即使是在旅游旺季，来钓鱼城的游客也不是很多，一年大概在20万左右，她说：“我们这里地方太偏了！”

真的偏僻吗？那为什么有人会到更偏的地方仅仅只是去吃一顿农家乐呢？！英雄就真的该这么寂寞吗？！

在她的解说词中，除了介绍钓鱼城的战斗遗迹，她还特别着重强调说：“钓鱼山是一座佛教名山，有仙则名。”

总是这样，在中国的大地上行走，几乎每走一处，你总能听到或这样或那样的神仙故事，总能看到那些对着虚无跪拜的人们——他们在拜什么又为了什么而拜呢？

为什么不说“有魂则灵”呢？！英雄魂！ 民族魂！

宋代单梢旋风炮：单梢旋风炮（砲）为宋代炮（亦称抛石器、投石器）中之利器，守城时于城楼左右放置。单梢旋风炮的支柱是单杆设计，可以旋转调整射击方位，因而不必搬动炮架。单梢旋风炮需用数十人向前拉，一人固定施放炮石，亦可同时发射蒺藜火球、毒药烟球，以及火雷等爆炸性武器。据宋人赵万年《襄阳守城录》记载，单梢炮的射程为250步。到了南宋晚期，宋代炮已经发展成对重式，即大部分拉的力量改由重物所取代，士兵可以先利用绞车将重物升起，装上炮石后，只要释放重物，就可以将炮石投出，这种方法除了大幅减少操作的人员，减少操作所需的空间外，对于投掷的准确度也大为提升，可以调整重物的重量来控制射程。在钓鱼城战争中，守城军民广泛运用此类远程抛射武器克敌致胜。

《钓鱼城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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