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在离婚的时候多分到财产，女富豪到麦当劳打工｜离婚律师甄会唠01

大家好，我是陈拙。

刑事律师能见到坏人最温情的一面，婚家律师却能见到好人最恶劣的一面。

这话是我刚认识的一个新律师说的，她叫甄会唠。

作为一名从业八年的婚家律师，她见过太多错综复杂的离婚案，因为几乎每个当事人想让法官和律师相信，自己才是婚姻里最无辜、最委屈的那个。

今天的故事，讲得就是一对令人难以捉摸的富豪夫妻。他们年近古稀，为了闹离婚在香港和北京来回奔走，一个花费百万请律师，一个在麦当劳打工。

甄会唠带着好奇接下案子，最终发现，维系和毁灭这段三十年婚姻的，是同一样东西。

2020年深秋，我带着助理走进北京三环附近的一间律所会议室。推开门，就看见陈凯文端坐在那里。

他一头花白头发，打理得整齐考究，穿着剪裁挺括英式衬衣，桌旁放着羊毛毡礼帽。看见我进门，他起身做个请坐的手势，“甄律师，您好，请坐。”

声音温和，一嘴广东普通话，像影视剧里港商。

陈凯文是我今天的谈判对象，七十岁，出轨，转移财产，逼迫妻子净身出户。可是亲眼看见这个人，很难把他和这些描述放在一起。

他身旁坐着的人，西装笔挺，优雅程度不亚于陈凯文。那是他的律师高明，在圈子里很有名，价钱不菲，陈凯文找他，说明下了血本，想必也是心里没底。

成为律师的八年里，我经手过百十来件离婚案，像这样的谈判更是数不胜数。老实说，这场谈判我们不占优势，只能见招拆招，打一个信息差。我心里这样想着，脑子里把案情重新过了一遍。

早在1990年，身在香港的陈凯文遇到了现在的妻子。那时陈凯文一穷二白，而妻子是大陆赴港发展业务的精英商人，两人都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但是很快在一起了，这段二婚持续三十年，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敢让妻子净身出户，因为陈凯文捏着一份财产协议。

千禧年左右，南方地产泡沫崩塌，妻子的各种投资变为天价负债。为躲避债务，妻子把财产放在他名下，两人签订一纸协议，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各自所有。落款日期是1990年，两人结婚时。

直到陈凯文出轨，妻子闹离婚，这笔陈年旧账总算翻出来。

陈凯文掏出一本密密麻麻写满记录的笔记本，慢悠悠地说：“90年代结婚时，她的事业非常成功，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欲望。”

他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那时是她主动要签协议，为了保护她的资产。”

我直接反驳：“这是婚后十年为公司避债补签的，用来掩人耳目，不是真实想法。我们主张协议无效。更重要的是，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你们财产问题该适用香港法，香港法不认这种随便签署的夫妻协议……”

“口说无凭，麻烦拿出证据。另外，刚才说到的法律知识点，麻烦您再详细讲一遍。”陈凯文说着拿起笔，低头写起笔记。

我见状将话题转向过错赔偿，试图从情感与过错层面打开缺口：“苏女士提到您和出轨方的事，她手上有大量证据，比如录音，对方手写的信件，我们谈谈过错赔偿吧。”

“有证据就直接拿到法庭吧。”陈凯文慢悠悠地说。

这时，一直沉默的高律师突然开口：“就算认定证据，在北京就是赔偿五万块钱。”

说完，他起身告辞，留下一句：“我赶去接孩子放学了，需要加水直接跟前台说。”

我旁边的助理满脸困惑，她还在实习，头一次听见有人对出轨证据有恃无恐。其实那年《民法典》尚未颁布，北京的离婚损害赔偿上限通常就是五万元，和大众认知相去甚远。

会议室里只剩下我们和陈凯文，他满脸自豪，笑着标榜自己的乐善好施，“我这辈子从来不小气，遇到需要帮忙的人，能帮就帮，前几天还随手施舍一个陌生人几百块钱。”

说着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冰冷坚硬，“是她先跟我不讲情面，非要诉诸法律，那我们就公事公办。协议是她自己签的，后果自然要她承担。我名下的房产、股票，都是我应得的，跟她无关。”

听陈凯文的意思，两口子更像是结了三十年的仇，亟待清算。

我只能另辟蹊径，“你们都七十岁了，诉讼耗时又耗力，哪耗得起？”

“我就喜欢打官司，正好能验证学习成果，还能锻炼大脑，防止老年痴呆。”

“不费钱吗？据我所知，香港就打了个管辖权，您花了大几十万。” 我提醒他。

“我擅长做投资，基金、股票每天都在赚钱。她没告诉你吗？”

这些年我见过形形色色的对手，有人蛮不讲理，有人在法庭上撒泼打滚，有人威胁我生命，却从没有一个像陈凯文这样，冷静、无情，甚至带着一丝对诉讼的狂热，唯独找不到弱点。

走出律所时，天色暗了大半，我踩着八厘米的高跟鞋，步履踉跄。

陈凯文穿着长款风衣，戴上那顶羊毛毡礼帽，拄着文明棍。身材高挑的他，活脱脱一位复刻版的英国绅士。分别时，他笑着说：“甄律师再见，后会有期，我回去会认真学习您今天提出的几点法律问题。”

回家路上，我的委托人发来信息：“甄律师，谈完了吗？把录音发给我听听。”

苏菲是我的委托人，也是陈凯文的妻子。

早在和陈凯文谈判的一个月前，她就找到我。那时的苏菲已经沦落到在麦当劳打工，每天从清晨一直排班到晚上八九点钟。我们每次通话，都要等到她下班以后。

随着通话次数越来越多，我渐渐意识到，这桩案子比我想象得更复杂。

谈起她是怎么被“哄骗”签署那份假协议时，苏菲声情并茂，讲得特别清楚，而且非常喜欢陈述细节。她语速很快，像机关枪一样，我没法打断也无从插话，只能心里吐槽：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在麦当劳打了一天零工，怎么还有这样的精力？

可是讲到北京和香港两地的管辖权争议时，苏菲就说不清楚了。我后来通过卷宗、证据，甚至陈凯文和高明律师的讲述，才明白两人在北京和香港之间打官司的来龙去脉。

香港和大陆法律不同，诉讼将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为了在北京打官司，久居香港的陈凯文拿了北京的居住证。为了在香港打官司，苏菲在香港申请廉租房，在麦当劳打工恐怕也有这个原因。

截止到苏菲找我，两人的管辖权争议官司已经打了三年，陈凯文初占上风。归根结底，恐怕是因为陈凯文在香港和大陆都请了最昂贵的律师，而苏菲在香港请了一位法援律师。

了解完前情，我为苏菲筹划出一套诉讼方案，并且给出报价。

苏菲说：“你先帮我去谈判，说说这个谈判的价格？”

我说：“按照目前的状况，这个谈判很难成功。”

她说：“没事你去吧，他那么大岁数，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你就告诉他，让他明白他打官司赢不了，他一旦得知输了官司会赔更多钱，就肯定会妥协的。”

事后回想有点可笑，且不说她拿律师当成“大忽悠”，和陈凯文婚姻三十年，她竟然还意识不到这个人的可怕，以为凭借嘴皮子忽悠，就能让陈凯文乖乖吐出钱。

不过陈凯文的做派，苏菲倒是看得挺清楚。临出发前，她要求我在谈判时全程录音，还特意嘱咐我：“陈凯文最会装，他肯定会跟你说自己怎样施舍穷人，很大方，这个人迷惑性极强，你千万提防。”

这句嘱托，既是在提醒我不要上当，也是告诫我，别被陈凯文收买。

谈判回去后，苏菲反复催要录音，我找借口先搪塞了过去。

这期间，我抽时间自己听了两遍，录音内容客观中立，各方均无违规言论，更无苏菲担心的“被收买” 的蛛丝马迹。于是在微信上再三叮嘱：“录音可以发给您，但这段录音仅可用于了解谈判内容，只有你我知道，不能作为任何他用。”

苏菲满口答应，承诺绝不会另作他用，我这才把录音文件发给了她。

没过多久，苏菲发来消息，询问能否凭借这段录音去律协投诉？她认为高明律师的言论没有职业道德。我花了很长时间耐心解释，高律师是对当时司法实践的客观陈述，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之处。苏菲只能悻悻作罢。

那时起，我心底就隐隐生出一丝不安。好在委托我谈判的事务到此已经结束，我在律所办理了结案，对她的事也没有多想。

两个月后，她竟到北京找我了。

第一次见面，苏菲戴着口罩，露出眼角的皱纹，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起球的格子大衣，戴着一顶厚厚的贝雷帽，帽檐压得很低，花白的头发从鬓角的位置钻出来。

尽管外表显得苍老，苏菲给人的印象，却很难把她和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联想起来。她走路快得带风，说话和之前在电话里一样，像是机关枪咚咚咚，不给对方回应的机会。有时候说得过快了，连她自己都有点喘。

到办公室一聊我才知道，苏菲这趟来京，是先到靠近香港的一座城市隔离十四天，再乘坐夜火车抵京的。乘坐夜火车还能说是出于经济原因，可是为什么不从香港直达北京，直接在北京隔离呢？

她没有回答我，随便两句搪塞过去，我也没再细问。

坐下以后，苏菲拿出手机，给我翻看里面的照片，“甄律师你看，这是我年轻时和他家人在一起，我对他父母很好的。他父母很喜欢我，还总是给他写信细数我的好，还说过去世以后把房子都留给我们。”

我一时没懂，结果苏菲来了句：“法院居然连家务补偿也没有支持，真是……”

没等我张嘴，照片已经切换到下一张。后来我数不清看了多少张照片，只有一张令我印象深刻。照片里的苏菲三十多岁，穿着一套非常亮眼的西装，留着大波浪的蓬松长发，站在一群西装革履的商人中间，微微仰着头，眼神里有一种敢闯敢拼的笃定。意气风发的劲儿，简直要溢出屏幕。

可是身边给我看照片的人，却已然没有这股气质，唯独剩下哀怨与不甘。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那时候我一边要忙事业，一边还要抽空尽孝。他爸妈生病的时候我也尽力照顾，他跟前妻生过一个女儿，抚养费是我来付。可是他怎么对待我女儿的？竟然想让我女儿从房子里搬出去！”

那天苏菲和我“细数”了陈凯文的过往。她的讲述里有很多空白，我也没法细问，只是后来从卷宗和证据里，算是大概摸清了两人结婚头十年的故事。

苏菲的公司专注空调业务，早在八十年代，就凭借着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赚得盆满钵满，而她也成为商界崭露头角的女强人。八十年代末，苏菲打算进军香港，拓宽商业版图，就在这时，遇见在香港挣扎的陈凯文。

陈凯文自幼在北京长大，二十多岁时，身为官员的父母驻派到香港，他也移居，还拿到香港身份。父母身份特殊，家里吃穿供应一律不缺，但是唯独没有钱。

我猜那时陈凯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抹掉自己的北京腔，从穿着打扮和语言上，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香港人。据苏菲说，自己是被他优雅仪表的和谈吐吸引的。

但那显然不是全部理由。两人的结合，像是两块残缺的拼图得到了完整。陈凯文有了钱，苏菲有了香港身份，也利用公婆的资源，打通了港的政商关系。

将近十年里，公司的生意越来越好，苏菲抓业务，投资房产、地产、汽车与奢侈品，陈凯文就负责辅助，处理公司的法律事务。

直到千禧年，地产泡沫啪地一下碎掉。

“如果真像他说的，结婚时就签订了那份协议，我干嘛要在婚后十年把自己的婚前财产全部转移到陈凯文名下！”

苏菲信心满满地说：“我女儿联系到一家鉴定机构，可以对文书形成时间鉴定。只要能鉴定出落款不是上面写的1990年，我就能赢！”

我还沉浸在苏菲和产凯文早年的故事里，琢磨着这段讲述到底空白了什么，听到这话只能被拽出来，无奈摇头，告诉她残酷的现实：即使能鉴定出来，自行委托鉴定的结果在司法实践中争议性太大，法院的采信率也很低。

“就像是假离婚，明明知道是假的，但是一方反悔，另一方就是拿不出证据。”我说。

苏菲听完沉默了很久，显然不愿接受这个事实。她走后，我给她重新做了一整套诉讼方案和报价，可是她说案件还在处理管辖权问题，又停滞了，暂时还不需要律师。

后来我才知道，她这趟来北京，是和陈凯文打一个二手奢侈品店的官司。恐怕也是来北京物色一个便宜的律师，我给她的方案贵了，她只想让我帮她分析一下案情。她喜欢到处咨询律师，都会跟律师说想要委托，这样咨询可以不收费。

接下来一年里，我和苏菲联系渐渐淡了，但她偶尔还是跟我咨询一些法律问题，语气里满是信任，还说：“我认识好多比你有经验的律师，可是只有你，愿意耐心听我说话！”

我苦笑，埋头处理手里的其他案子。直到有一回我和高明律师的同事对庭，出于职业习惯我提议协商，没想到那位律师阴阳怪气回了一句：“我可不敢跟你说话，你会录音。”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辩解，回去后问苏菲，是不是把录音作什么用途提交过。

她瞬间回复，语气坚定：“没有，没提交过。”

再见到苏菲是2023年初，一审判决结果出来，陈凯文的协议被判有效，苏菲一败涂地，拿着判决书重新找到我。

“判决书说我们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协议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可我们交了特别多证据，证明得非常充分，我感觉法官根本没看。”我委屈地说。

“除了这个问题，关于适用香港法，判决里为什么只字未提？你们没提吗？” 法律适用是这个案件最核心的争议焦点之一，可判决书里完全没有论述，我忍不住问。

“线上开庭的时候我们提了，法官说大陆法院，适用中国大陆法，不让我们说话。”

再这样问下去也没有结果，于是我根据一审判决，以及她给我讲述的案件事实和经过，给她写了一份详细的上诉要点。苏菲看后，考虑委托我作为代理人上诉。

“甄律师，这个案子二审有信心能赢吗？”苏菲问。

“案件的输赢不是律师的信心决定的。这个案子本身就风险极大，二审的难度又远远大于一审……”总是需要向当事人解释类似的问题，这段话就像是肌肉记忆一样，噼里啪啦被我说了出来。

可是这样的回答不能让苏菲接受，她说：“我现在要决定是否做二审，必须知道一个概率。”

“如果您非要我说个概率的话，我觉得只有 5%-10% 的可能，甚至这个概率都达不到。”

“我回去考虑一下，要不要搏一搏。” 苏菲说。

最终，她还是决定委托我上诉。

现在想想，我当时还是冲动了。

我之所以愿意做这个胜率不足一成的离婚案，因为那时我已经渡过婚家律师的“新手期”，对这类案件有了些新的思考。

苏菲的案子里面包含了域外法适用、虚假协议效力认定问题，这些是婚家领域前沿且有争议的点，对我来说可遇不可求。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菲那张穿着西装，头顶大波浪的照片，总是回荡在我脑袋里。

记得刚入行第一年，我每天清晨出门，深夜回家，几乎一年没有见过太阳，即使辛苦，但我在那家律所很充实，后来被办公室政治身心俱疲，不得不离开。看见苏菲照片里倔强、坚毅的眼神，我实在无法眼睁睁看着她被一场算计击垮。

然而，就在我热血沸腾地想替她夺回公道时，一审的证据册送到了我手里。我和陈凯文、高明律师的谈判录音，被堂而皇之地列在证据之中。

我立刻致电苏菲，她轻飘飘地回复：“一审证据是律师整理的，我并不知情，给你造成困扰很抱歉。”

那一刻，委屈和愤怒翻江倒海。我恨自己的轻信，做了多年律师，竟还忘了承诺最是靠不住的。她一句“不知情”，就把所有责任都推得干干净净，可我却陷入了同行的误解。

我甚至在想，会不会未来在同行的心目中我就是那种不择手段，随时随地会背刺同行的人，我在北京的律师圈会不会臭名昭著？

这还不算完。就在我的团队熬夜奋战许久，做完所有工作等待开庭期间，一位律师朋友突然问：

“苏菲是你的客户吧？她通过朋友找到我，让我论证你的方案，还说想要换我做她的律师。我帮你背书了，说你专业靠谱，拒绝她了。你心里知道就行，别问她了。”

我看着手机，呆坐了很久。那天上午，苏菲刚从我的办公室离开，还客气地感谢我的付出。

我终于明白入行时师傅说的话：律师最大的风险往往不是对手，而是自己的当事人。你以为你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他却把力气都用在提防你、审视你上。

想想那些自我感动，我气得直笑。

脑袋清醒过来，我不由得回想起准备二审期间苏菲的表现，渐渐发现一些疑点。

比如在盘点她公司的财务状况时，她绝口不提自己的商业帝国是怎样崛起的；谈起她年轻时的往事，她对前夫的信息一点都不肯透露；

而聊起和陈凯文结婚头十年，她讲不出和陈凯文有过怎样的感情经历，就连一点甜蜜的瞬间也没有。

这些话题如同她的禁忌，只要我提起，她就立刻扭转话题，或者随便说句“嗨就那样吧”搪塞过去。

于是我重新翻出所有提交的、没提交的证据，终于捋清苏菲这段婚姻的崩坏经过。

苏菲投资过很多地产，但是在地产泡沫下，它们纷纷沦为债务，苏菲只能不断变卖财产，尽管如此还是不够还债。每天都有催债人打电话，敲门。苏菲惊恐沮丧，不敢接电话，甚至不敢轻易出门见人，后来被逼得一路“逃亡”，从南方到北京，再到她的老家。

她退居幕后，将避债、打官司等等乱七八糟的事通通甩给陈凯文。

就这样，陈凯文与当时的律师一起提出签订虚假协议的方案。据苏菲说，当时他们说得很清楚，这份协议本质就是为避债，你的钱归你，我的钱归我，这样债主把你名下的钱卷走，咱还能继续过日子。

协议签订后，两人在苏菲的老家成立新公司，将原来的资源、客户都转移到这里。从此往后陈凯文久居于此，而苏菲前往北京，开了二手奢侈品店，两人就此分居。

直到几年前，苏菲渐渐摸到陈凯文出轨的证据。而他其中一个出轨对象，居然跑到自己的奢侈品店里买东西。

在追溯这段过往时，苏菲有时候记忆不清，有时候却记得很清楚，例如我问她，老家的新公司经营状况如何，她说：“嗨也就那样吧，不行啦，我也记不清楚。”

可是，当我问起陈凯文在那座城市时的表现时，苏菲说：“他哪里有负责什么工作，就是每天开派对，挥霍无度，请朋友吃饭、出去玩，都是吃最贵的，开最好的车……”

她知道陈凯文每天在做什么，却不清楚公司运营的情况。

说完那些，苏菲好像还是不解气，接着骂道：

“这个人就是吃女人饭的，这辈子他都没挣到过一分钱。他前妻有钱，我也有钱，现在我没钱了，他用不着我了，所以一脚踹开我。你懂吗？就连他找的那两个女人都不一般，都是外籍身份。现在他的香港身份不值钱了，所以想通过这两个女人移民美洲。”

这话其实不假，在苏菲准备的证据里，就有陈凯文的外网社交媒体账户，据苏菲说，七十岁的陈凯文就通过这个账户去搭讪那些外籍华裔女性。我看过账户的个人主页，内容很少，头像就是陈凯文的真实照片。

陈凯文固然可恶，可是也许不像苏菲说得那样一文不值，而苏菲也不像她自己说的那样穷困潦倒。

她在北京期间，我问她住在哪里，她说了地名，东三环寸土寸金的位置，我问是酒店吗？她摇摇头说不是。

后来我才查清楚，那是她女儿名下的房子，而据她自己说，女儿自从毕业就没工作过，也没结婚，恐怕没能力自己买房。除此外麦当劳打工、乘坐夜火车赴京，也更像是故意给法官看的。

苏菲调查我那天晚上，我在饭桌上一言不发，老公看出我的异常，问：

“怎么，苏菲的案子不顺利？”

“我是真的不想干了。”我深吸一口气，把各种事说出来，“我为什么要做这种工作？被人算计、被人怀疑、被人当枪使。我图什么？”

他吃了一口菜，慢悠悠地说：“你图的是这个案子该有人做，图的是她不该被那样对待，你当初不是还很兴奋地跟我说，这个案子有争取空间，想努力试试，万一改判了呢？”

他也是一名律师，不过不做婚姻家事案件，我们就是在那家勾心斗角的律所认识的，因为不喜欢办公室政治，意想不到地走到了一起。有时候，他就是我坏情绪的垃圾桶，工作里遇到糟心事，我跟他讲，他瞬间就能听懂。

“先吃饭吧，不想干明天就不干，先把这顿饭吃好。”他说。

遇到他以前，我有多年的胃病，可是和他在一起的十几年里，几乎每一顿饭他都监督我吃好，我再也没有犯过胃病。

虽然我们的婚姻也有很多波折，他也做出过很多离谱的事，气得我骂他让他滚，可是再多的毛病，都不能抹掉他身上的光亮。

2023年夏天二审开庭，苏菲和陈凯文最终的战斗就此打响。这也是我正式参与苏菲离婚案以来，两人唯一一次面对面，针锋相对。

等待开庭时，苏菲瞥了高明律师好几眼，偷偷跟我说：“陈凯文那个律师好装哦，一身名牌也不知道装给谁看。”

我这才想起她开过二手奢侈品店，“是嘛，我都不认识那些大牌子。”

话还没说完，苏菲突然跑到陈凯文明前，呛呛几句，陈凯文回了一句，她又气冲冲地跑回来了，陈凯文望着她的背影，还是那副温和儒雅的表情。我听不见他们说什么，猜是问他是否要和解，被陈凯文拒绝了。

那天原计划下午三点半开庭，可是时间到了，前一场庭审还没结束，法官把我们叫进法庭，让我们坐在旁听席，想来是让我亲眼看看这场闹剧，打个预防针，或者是觉得，这么糟心的事不能仅仅他和书记员两个人难受。

于是我们就听见一对夫妻漫长的、令人折磨的家长里短。那个体型瘦弱的丈夫直接在法庭上哭了出来，冲着法官说：“我被婚姻和这个案子折磨得瘦了三十斤，您再看看她被养得多胖了，比我都重。”

法官揉着眉心，语气疲惫到了极点：“谁容易啊，谁都不容易，我都是进过安定医院三次的人，这么煎熬，为什么不协商离了得了。”

“他们提出的条件太苛刻了，我没法答应。”男方委屈地说。

这时，女方的母亲突然指着女婿的鼻子大骂，法庭里乱作一团，法官捂着脑袋，连敲锤的力气都没了。没打过官司的人都觉得，法庭应该是神圣的，可是家事法庭就是这样，比较……接地气。

我坐在旁听席上，注意力全在陈凯文身上。他靠着椅背，注视着眼前的景象，像是在看一出肥皂剧，嘴角还不时勾起一抹微笑。

不知为何，我突然想起谈判时他无意中说出的那句：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欲望。”

他到底想要什么呢。

前一场庭审终于结束，法官望着旁听席的我们说：“你们一会儿别给我来这一出，我已经够累的了。”

陈凯文立刻起身，语气恭敬地说：“不会的法官，我们都是来依法解决问题的。”

“不会就好。”法官揉着太阳穴，摆摆手，让我们入席。

庭审开始，法官依旧先组织调解，核心绕不开分别财产制协议、法律适用问题，陈凯文坚持说：“协议是结婚时签的，是她转给我的钱，更是我贡献这么多年应得的。”

轮到苏菲陈述时，她没说话，不慌不忙地从包里掏出一个透明的药盒摆在桌上，里面分门别类地放着各种药片。

我苦笑，记得在准备材料期间，苏菲强迫我在上诉书里写道：“一审判决将上诉人置于极端的困境中，上诉人面临年老多病、生活困难，晚年生活质量难以得到保障的局面……”

实际上，苏菲既没有生活困难，也称不上年老多病。她的确患病，不过是一些老年人的寻常慢性病，比起接近七十岁的多数老年人，苏菲已经算身体健康了。

法官看到这一幕，便问她都是什么药。

苏菲说：“就是一些日常吃的药。心脏不太好，怕出现问题，所以备着。”

法官让书记员检查了一遍药片，没什么问题，调解这才继续。

苏菲看着陈凯文，含着嘲笑的口吻说：“你刚才说那些钱是你的贡献，你倒是说说你都有什么贡献？你天天吃喝玩乐、吃公司的，花公司的……”

“何福荣投资的几百万不是我拉来的吗？公司的财产都是你贡献的吗？”陈凯文打断她说。

“你也说了，是何福荣投资的，又不是你投资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这个人就是不讲道理，公司当年没还这笔钱，未来我是要还的。我这个人从来不欠别人的人情。我们结婚三十年，我也做了很多，但是从来没被你认可过！”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争吵中，我有一瞬间好像突然理解了陈凯文内心的想法。

这场官司对他来说与钱无关，只是一场证明自己的比赛。很多年前他改变语言和仪表，得到香港本地人的认可；穿梭在上流社会，得到达官显贵的认可；然而偏偏，他得不到枕边人的认可。

在苏菲眼里，陈凯文一无是处，而他逼苏菲“净身出户”，就是为报这三十年的仇怨。

两人还在争吵，苏菲越说越气，“你最会骗人，我当初就是瞎了眼。”

“你不是通过我获得了香港身份吗？没有我，你能拿到香港身份吗？现在你觉得没用，当初是这样吗？”陈凯文不慌不忙，笑吟吟地说。

刚才他看上去很激动，瞬间情绪又变了，仿佛刚才的激动，只是一场老练的表演。

我实在猜不透他。

法官无奈地摇摇头，终止了这场调解。

庭审后，案子迟迟未下判决，我抓住时机多次和法官沟通。法官也坦言，一审在法律适用上的确有重大争议，这也是他迟迟没有定夺的原因。

他想在判决前再做一次调解，尽量协商解决，免得后续双方再为香港的房产另行诉讼，徒增烦恼。

这个消息让我心里燃起了希望，我第一时间把法官的意见转达给苏菲，结果她一得知法官有改判倾向，便频繁催促我，追问改判细节，甚至要求我打探法官与陈凯文的沟通情况。

我反复跟她解释，法官正在做陈凯文的工作，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耐心，反复追问只能适得其反。

可是她根本听不进去，经常跳过我，不分时段地给法院打电话，翻来覆去诉说自己的痛苦遭遇。法官初期还耐心回应，说正在做对方工作，希望各让一步，可是次数多了，也不愿理她了。

2023年冬天，二审判决书送达，依然认定分别财产制协议有效，财产归各自所有。

这份判决让苏菲很不满意。她一步步提起再审、申请抗诉，不放过一丝希望。最终她的抗诉申请被驳回，法院出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这场横跨香港、北京，历时八年的离婚案终于落下帷幕。

其实我早在一堆卷宗、证据中推敲出了一个可能：苏菲早在同意签署那份协议时，就留了心眼，压根没把财产都放在陈凯文名下，而是一分为三，除了陈凯文，剩下两份分别放在母亲和女儿的名下。这些资产一直都在，足以保障她的晚年生活。

后来有一回，她让我帮她寄送一些二审判决的文件，我问寄到哪，她说出一座城市名，那是她第一次赴京从香港中转、隔离的城市，可是并没有证据显示她在那里有什么资产，我随口问：“你在那里有住处吗？”

“你就寄到这里就行了。”

最后一次收到苏菲的信息是在2025年春节，只有一句简单的“新春快乐”，我象征性地回复了，撂下手机，回到老公和孩子身边，一起准备我们的年夜饭。

每当我回想起这些年做过的案子，第一个感谢的都是我老公。他对我的照顾从来不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也没有什么难忘的瞬间，就是一顿饭、一个问候、一声安慰。

这些隐藏在生活琐碎中的价值很容易被遗忘，但它们往往才是婚姻中必不可少的基石，这也是我作为一个离婚律师，有时会劝人别离婚的原因吧。

甄会唠告诉我，她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察觉到老公那些照顾的，在她结婚早年，老公做过不少离谱的事，两人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直到她做了很多年的婚家律师，见过了形形色色的婚姻，突然发现“如果没有他，我甚至可能做不了律师，因为他把我所有的后顾之忧全部解决掉了。”

故事里的苏菲，似乎看不到这一点，她觉得这个男人一无是处。而陈凯文把婚姻当作向上爬的工具，一看情形不妙，就另寻出路。

三十年的婚姻，源于权力的结合，毁于权力的博弈。

想到这儿，我忽然觉得这个故事不止于婚姻。“珍惜生活里那些细微的照顾，不要遗忘它们的价值”，也可以是对父母、对朋友，对每一个在你身边爱你的人。

记得最早聊完这个故事，甄会唠问我，你觉得故事里最出其不意的是什么？

我想了半天说，最出其不意的，是我最后被撒了一嘴狗粮。

你们觉得呢？

（文中部分人物、地点系化名）

编辑：迪恩 火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