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印崩坏，其实是因为自卑

当许家印4月14日站在审判席前，面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职务侵占、单位行贿罪的指控时，他会想起2012年春天，他在天安门广场敞开西装奔跑的样子。

那一刻许家印被全国人民记住，大家都知道他很有钱，说钱不是许家印的，但却是许家印的——后一个印是动词。这几乎是一个谶语，他的印钱行为得到了上述罪名。

那时，他风光无限，他的心情就像他的西服一样摇摆，他的前途就像他的皮带一样闪闪发光，他奔向的不是会场，而是一种另一种他羡慕已久的人生。

但就如盗梦空间一般，那个时候一个想法已经在他的心里升起。

那个想法驱使着他之后做出的种种决策，最终让站到深圳市人民法院的被告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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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守所的大通铺上，许家印可能还会想起他以前的人生细节。

比如，住酒店一定是200-400平的总统套房，提前5天净空，宾馆全楼层封锁、保镖和秘书全程陪同、男性非授权禁止靠近。房间的温度要23.5°，湿度50%，加湿器用恒大冰泉，电器要用黑色胶布把发光处贴死，床品要定制高支棉、鹅绒枕、乳胶床垫，雪茄是自带的Cohiba或Davidoff，配专用烟缸、雪茄剪、雪茄枪，需要专人保管他的毛巾和拖鞋。

他出门必须是劳斯莱斯幻影或宾利，重要场合要警车开道。在机场要有红毯、礼仪。

其他高管也有细致的接待要求，比如他的儿子许腾鹤，床头台灯撤走，床头柜各3 瓶依云，早餐送秘书房间，再转本人。餐饮方面，茅台、拉菲、康帝无限量供应这些自是不提

如果想娱乐，则有自己的歌舞团。恒大歌舞团于2010年成立，2013年高薪从总政、海政、空政歌舞团请来专业舞蹈演员，福利堪比央企高管。

这也是前文所说2012年许家印心中产生一个想法的原因：他要得到他一直羡慕的生活。

很多人会说，这叫奢靡。

不完全对。

这不仅是消费，而是在构造身份，但本质上是在模仿一种他认为更高级的人生。

在那种人生里，个人必须被组织起来服务。出行要有团队，生活要有体系，娱乐要有专属供给。你不能随便去看演出，你要有自己的歌舞团；你不能随便接受采访，你要有自己的媒体——比如恒大报；你不能只是讲话，你要“发表重要讲话”，最好还能出书，供人学习。

甚至连打篮球，都不能是普通打球。你要成为得分王，要有人配合你赢。

即使是首富，这种角色也不是能轻易得到。

它不是赚钱能力，而是场面能力；不是风险控制，而是资源调动；不是效率，而是秩序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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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印不仅模仿生活方式，还模仿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有几个特征：第一，为了表面风光不计成本；第二，优先考虑展示而不是效率；第三，把“做大事”当作最高正当性。

一个正常的企业家，面对一个项目会算三件事：投入多少，回报多少，风险在哪里。这套逻辑一旦建立，后面的行为就几乎是自动的。

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一套熟悉的动作：“买买买、合合合、圈圈圈、大大大、好好好”。

足球要搞，于是有了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水要卖，于是有了恒大冰泉；车要造，于是有了恒大汽车；文旅、粮油、健康产业，一个都不能少。

这些项目有一个共同点：都很“像大事”。

但它们缺少另一件更关键的东西：作为商业项目的内在约束。

足球是烧钱机器，文旅回报周期极长，造车是吞噬现金的黑洞。这些都不是秘密，任何一个稍微理性的企业家都会在投入前反复计算。

但在“做大事”的逻辑下，计算本身变得不重要。

企业的崩坏，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因为商业世界不认“重要性”，只认“盈利能力”。你可以讲故事，但必须能兑现；你可以做大，但必须算账。

当恒大的资源被不断投入到“看起来重要”的项目中，而这些项目又长期不产生回报时，资金就只能从别的地方来——从债务来，从未来来。

于是债务滚动，杠杆抬升，信用被不断透支。到最后，一旦外部环境收紧，融资渠道关闭，整个体系就会瞬间塌陷。

这是不计成本、不惜一切代价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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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也就是从他有了“皮带哥”的时候开始，许家印已经不再是企业家了。

更准确一点说，他不愿意当企业家了。

企业家这个身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不体面。它要求你反复计算，反复权衡，承认不确定，接受失败。它不允许你随便做“大事”，也不保证你一定成功。

但另一种身份，是体面的。

那种身份可以不算小账，可以不计后果做大事，可以被围绕，被仰望，被反复确认其重要性。

许家印显然更喜欢后者。

而这种选择，背后很可能是一个更简单的原因：自卑。

在河南周口农村出生的许家印，很早就有做人上人的想法。在他商业的征程上，他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在他的世界留下一个参照系。

你可以变得很有钱，但你很难改变自己在某些场合的“位置感”。

当他面对那些真正掌握制度资源的人时，他可能依然觉得自己是“后来者”，甚至是“外人”。这种感觉，不会因为财富消失。

财富给他提供了一种补偿手段。

所以建歌舞团。办报纸，在报纸的头条用套红标题写“许家印主席会见重要客人”。他甚至花1500万年薪聘请了一位宏观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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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大夫季平子用天子规格的八佾舞祭祖，贡献了一个成语“忍无可忍”，因为孔子说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并预言鲁国要乱。

楚国令尹子南有个宠臣叫观起，无官无禄拥有数十辆马车、数百匹马。他们贡献了一个成语“尾大不掉”。后来子南被诛杀，观起被车裂。

郑国有个公子藏，喜欢用鹬鸟羽毛装饰的帽子。鹬鸟羽毛是天文官专属，他爸郑文公认为他这个角色扮演很无礼，就找人把他杀了。“服之不衷，身之灾也”，可惜这句话没有成为成语。

这些故事反复在讲一个逻辑：一个人越界得到身份并用于展示时，他就危险了。

当然，这些例子本身是封建糟粕，并不值得认同。恰恰相反，那些东西本来早就应该被淘汰。

但问题在于，那套“礼制”并没有消失。许家印这样的人，恰恰最容易被这种东西吸引，就连穷人，也都在乎鱼头对准谁。

如果鲁迅在世，他会在歪歪斜斜的每叶上看到“恶心至极”几个字。

许家印可能会如雪松控股的张劲一样，被判无期徒刑。这个时间足够长，希望他能在里面治好自己的自卑。

也希望他出来时，企业家们不需要模仿他人的繁复排场，而是他人学习企业家的精简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