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这两天，有人说焦点访谈回来了，而且一回来就火力很猛，连续放了几个批评报道。舆论场里一片兴奋，仿佛久违的“监督之剑”终于出鞘。我也去认真看了看，被点名的两个典型，一个是河南招商数据造假，“78亿变1亿”，另一个是围绕哪吒汽车（合众新能源）的百亿国资黑洞。
看完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困惑。不是说这些问题不存在，而是央视批评的逻辑，似乎有点站不住脚。
1、万一哪吒成了呢？
先说哪吒汽车。报道中列举江西宜春、广西南宁等地，为其提供各种补贴、厂房代建、基金输血，最终企业亏损183亿，多地国资被套。结论很明确：地方政府“拼优惠、借债招商、政绩冲动”，甚至被上升到“破坏统一大市场”。
这套批评，如果孤立看是成立的。毕竟钱亏了，项目没成，账面难看。
但问题在于，同样的操作，如果成功了呢？
我们都听烂的案例是合肥。当年引入京东方，以及后来押注蔚来汽车，本质上做的事情，与宜春、南宁做哪吒，在做法上有什么区别吗？没有。
同样是地方政府出面，整合资源、提供土地、融资支持，甚至直接下场“做产业”。区别只在于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
成功的，被称为“产业眼光”、“战略定力”、“政府有为”；失败的，就变成“政绩冲动”、“盲目招商”、“财政冒险”。
这就显得荒谬了。因为它隐含一个逻辑：官员的行为是否合理，不取决于决策本身，而取决于结果。
你可以事后诸葛亮，说哪吒不行。但在当年新能源最火、资本最狂热的阶段，有几个人敢拍胸脯说，这家公司一定会死？
2、置身事内的逻辑
这些年讨论中国经济，有两本书绕不过去，一本是兰小欢的《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另一本是金刻羽的《新中国剧本：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这两本书核心意思相似：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不是因为政府“放手不管”，而是因为地方政府深度参与——用土地、财政、行政资源，去推动产业落地。
说白了，中国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干出来的”。
这套逻辑，在成功案例面前，几乎是共识。大家都在讲合肥，讲苏州，讲深圳。但一旦出现失败案例，就突然换了一套话术，说政府不该“乱伸手”，不该“拼优惠”，不该“借债发展”。
这其实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你承认“置身事内”是中国经济的制度优势，那你就必须同时承认，它必然包含风险，甚至包含大量失败。
因为本质上，这是一种“政府版风险投资”。
而风险投资的基本规律是什么？——十个项目里，七个死，两个平，一个赚大钱。
你不能一边要求地方政府像红杉资本一样去下注未来产业，一边又要求它每一单都稳赚不赔。
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3、问题并不是定指标
再看河南的数据造假。
报道说，舞阳县上报78亿招商，实际到账不到1亿；郑州某区凭空捏造9.6亿投资，企业都不知情。最后归因于“层层加码”、“考核压力”，说基层被逼得只能造假。
这套说法，很符合舆论的直觉：上面压指标，下面就造假，典型的形式主义。
但问题是，这个指标是多少？2%到3%的增长。
中国GDP都在追求5%左右的增长，你一个负责招商的部门，连3%的新增投资都做不到，还要怪指标高？
这就像一个销售团队，老板要求你业绩增长3%，你说太难了，只能造假。正常人的反应不是同情，而是——你是不是不适合这份工作？
更关键的是，招商本身就是地方政府最核心的职能之一。上级给下级定考核任务，这是他的责任。如果连考核指标都没有，如果连最基础的指标都无法完成，那这个体系的运行能力，本身就值得质疑。
4、问题是负责任
我其实不太认同动不动就用“政绩冲动”、“形式主义”这种标签。
这些词听起来很高级，但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因为它们无法区分：一个人是能力不足，还是判断失误，还是确实存在违规行为。
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只有一个：责任有没有被落实？
哪吒汽车项目失败了，那当初拍板的人，有没有承担后果？有没有被降级、调离、扣奖金？
招商数据造假，那些签字上报的人，有没有被追责？审核环节有没有人被问责？
如果有，那这个体系是健康的——它允许试错，但也有代价。
如果没有，那问题才严重——因为这意味着，风险和收益是不对称的。
5、成功项目的问题
很多人喜欢拿合肥举例，说这是政府“英明决策”的典范。但有一个细节，往往被忽略了。
当年推动京东方项目的关键人物，合肥市长吴存荣，后来仕途一路上升，最终进入正部级。
金刻羽在她的书中，把这个案例当成论证“市长经济学”的重要论据。
但在2024年，他被查处，官方通报中明确提到：违规举债融资、大搞权钱交易。
这说明什么？
说明同样一套“成功经验”，内部可能同时包含合理决策与违规操作。只是当项目成功时，这些问题被掩盖了；当项目失败时，所有问题被放大了。
这才是更接近现实的情况。
6、企业为什么找市长？
文章写到这里，其实可以收束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
在改革之初，说的是“找市长不如找市场”，但到了现在，为什么企业家要去找市长，市长也要去找企业家？
答案其实很简单。
因为资源配置的关键要素——土地、融资、审批、补贴——仍然掌握在政府手里。这里要说清楚的话，其实是在书记手里。
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理性选择的结果，就是“向权力靠拢”。
这并不是企业家有问题，而是制度结构决定的。
所以，当我们批评地方政府“拼优惠”、“搞招商”的时候，其实是在批评一个被长期鼓励、甚至被制度化的行为模式。
我并不是要为被批评的官员开脱。数据造假该查，违规融资该罚，权钱交易更应该严惩。
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某几个失败项目，而是这种模式，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好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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