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周总理下令彻查“贺龙案”，得知凶手身份后却说：算了吧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教员意识到贺老总是被林陷害的，决定为其平反。在此情况下，周总理开始亲自过问贺老总被陷害一案。

1974年9月，在处理完大量遗留的国事政务后，周总理终于开始腾出手来处理贺老总一案。然而，当案件的真相水落石出、凶手的身份坐实后，周总理却说：算了吧！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69年6月9日，在林、江集团的残酷迫害下，贺老总含冤离世，享年73岁。

在贺老总那些所谓的“罪名”中，其中有一条就是说他“通蒋”，向蒋“说情”“乞降”。而炮制这些莫须有罪名陷害贺老总的，正是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李仲公。

那么，这个李仲公为什么要陷害贺老总呢？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吗？

两人在历史上确实有过“过节”！

大革命时期，蒋介石一直想把贺老总收入自己麾下，为此，他曾多次派人去游说贺龙，并对其各种封官许愿，承诺只要归顺，就任命其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政府主席等职，并且还要在上海、南京为他建造别墅等等。

这样的待遇无疑非常优厚，但贺老总岂是争权夺利之辈？凡是蒋介石派去的说客，要么被他抓起来，要么就直接枪毙了。以至于蒋介石还不由发出了：“贺家军难得，贺龙更难求，我还不曾花过这么大的代价”的感叹！

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李仲公，就是蒋介石派去的第一个说客，结果被贺老总直接抓了起来，甚至还准备将其枪毙，但考虑到当时蒋介石尚未背叛革命，加上其他各种原因，所以只好将他转交给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总指挥唐生智。而精明的唐生智自然也不会将李仲公关押或枪毙，不久就把他给放了。

经此一事后，贺龙和李仲公之间便结下了“梁子”。心胸狭窄的李仲公，无时无刻不想整治贺龙一番，但不久后，贺龙就率部参加并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还加入中国共产党，身处国民党阵营的李仲公，也无可奈何了。

1949年，时任国民党南京政府立法委员的李仲公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于是在南京与一部分立法委员通电起义，果断脱离国民党阵营，开始与我党合作。李仲公一下子从国民党的高官，转变为了民主人士。

建国初期，中央决定筹组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李仲公本就对自己当前的职务不满意，所以在得知此消息后，就十分想进入西南军政委员会中任职。由于当时的他表现积极，因此他的名字还是进入了初选名单。

但不久后，组织上就查出了他在重庆“三三一惨案”中负有责任，于是便将他的名字从拟任命西南军政委员的名单中划了出去。

事后，李仲公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进入西南军政委员会，就是因为时任西南军政委员副主席贺龙不同意。

1957年，为了扩大统一战线，中央政府决定给一批民主人士安排工作。李仲公闻讯后激动不已，他当即跑到中南海周总理办公室，以自己是贵州人（贵州贵阳城北下堰寨人）、熟悉家乡情况为由，要求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

对于这种“跑官”的行为，周总理是非常生气的，但考虑到李仲公的民主人士身份，还是对他耐心作了解释：你有想法是可以的，但中央也要统筹安排嘛！

按理说，周总理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但李仲公就是不听，撒泼打滚、纠缠不休。这时，周总理突然想到贺老总曾经提到过李仲公，于是就打电话叫贺老总来。很快，贺老总便赶到了，刚一进门，周总理就问他：贺老总，你认识他吗？

贺老总当然认识，并且已经知道他正在跑官，于是便对李仲公说：李先生，当年在武汉，我送你到唐生智那里，后来你怎么就走了？

李仲公害怕贺老总抖出他的老底，于是赶紧敷衍了几句，就匆匆告辞离开了！

尽管李仲公没有如愿以偿地担任家乡的父母官，但还是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这已经是比较好的安排了。但李仲公并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没有当上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都是贺龙从中作梗导致的。

但彼时的贺老总位高权重，李仲公根本无法与之相比，李仲公想要报复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他只能将仇恨默默地埋在心里。

但很快，李仲公的机会就来了！

1966年，“特殊时期”初期，贺老总并没有被打倒，但由于彼时的他身居高位，在党内和军内威望极高，且为人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因此成了林、江集团夺权的主要障碍，欲除之以绝后患。所以，从第二年开始，北京街头便出现了不少给贺老总贴的大字报。

李仲公嗅到了机会，但他也很清楚，贴大字报不过是群众行为，自己这个时候如果站出来，除了给别人以口舌外，没有任何好处，更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他选择继续蛰伏，等待机会。

1967年9月，贺老总被立案审查。次年初，江青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了十万人大会，公开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这时，李仲公意识到机会来了。

很快，造反派就找到了他，向他了解贺龙的历史问题。李仲公可不想错失这样一个报复贺龙的机会，尽管其当时体弱多病，但在说起贺龙的事情来，却是妙语连珠、滔滔不绝，对贺老总在武汉时的情况的每个细节谈得都非常详细，而且还故意给造反派留下了很多问题活口，以便造反派再去找他。

果然，几天后，造反派又来到李仲公家，而此时他已经决定要用更狠的手段陷害贺龙，他说在30年代，贺龙曾经给他写过信，想要通过他向蒋介石说情、乞降，只可惜他来北京时，信件就被他夫人给烧了。

很明显，这就是李仲公故意留出的破绽。因为他很清楚，此信息必定会传到林、江等人那里，而且他们根本不会相信信件已经被烧掉了，只会觉得这不过是李仲公的“自保之道”，他们肯定会再三追问该信的下落，这样一来，李仲公便可以把虚构的信件交给他们。

果不其然！李仲公先是写了一份陷害贺龙的材料，接着又在江、康等人的要求下，交出了那两封所谓的“投降信”。

李仲公之前明明说信已经被自己的夫人烧掉了，可为什么后来又找出来了呢？

由此就可以看出此人的投机性。他之前给造反派谈及这两封信，无非是想更加证实一下贺老总的罪名，反正信件已经烧了，你们就是想查也查不到。但结果江、康等人并不相信，反而觉得是李仲公有所顾忌，所以才编造这样的谎言，于是要求他把这两封信交出来，还带话说：“如果将这两封信交出来，是有功劳的。”

谎话说大了，该如何圆呢？很简单，只要继续撒一个更大的谎话就行了，尽管总有被揭穿的一天，但最起码能解决当下的问题。于是，李仲公就抱着这种心理，伪造了这两封信件，等到造反派再来的时候，就交了上去，还说：原来是自己的夫人害怕，不让他上交，所以他才撒谎说烧了！

其实，这两封信的真伪并不难辨认，只需要仔细查验一下墨迹和纸张就知道了。两封信件的时间都是1929年，距离当时已经快40年了，墨迹、纸张很容易辨认，更别说还有信中那经不起推敲的虚构内容。以至于当时还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但最后康生一锤定音：这两封信就是贺龙通敌的铁证！

既然康生都发话了，专案组也就只好按照他的意思办，把这两封信作为贺老总“通敌”的证据使用。

尽管当时林、江集团都想打倒贺龙，但他毕竟是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帅，在党内和军内都有很高的威望，光靠一些小打小闹根本不足以到达其目的，但有了李仲公的这两封信，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尤其当时正值“特殊时期”，这两封伪造信的问题就被放得很大。

毫无疑问，李仲公提供的这两封伪造信威力极大，正因为有了这两封信的加持，林、江集团才终于坐实了贺老总的那些所谓的“罪名”，将其打倒。要知道，贺老总去世两年后的1971年5月，专案组最后一次写的所谓《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仍然把李仲公伪造的这两封信当作所谓的证据来用。

直到1974年，周总理下令彻查此案，该案件的真相才终于水落石出。当时，公安部门对这两封信进行了技术鉴定，确认其所用的纸张、墨水都是1940年后出产的，而信的时间却是1929年，很明显，这两封信就是伪造的。

当时，很多人都提出要严肃处理李仲公，周总理得知真相后也十分气愤，但他考虑再三，最后表态说：要是把调查结果告诉李仲公，就能把他给吓死，算了吧，他已经80多岁了！

那么，此事是否不了了之了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1978年后，已经年近九旬的李仲公还是因此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组织上考虑到他年事已高、生活不能自理，决定不对其进行捕办，只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并每月发给生活费80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

同年6月20日，李仲公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88岁！

在文史君看来，这个结局对于李仲公而言，已经是非常好的了，想想我们敬爱的贺老总，那才真叫人惋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对“贺龙案”又进行了进一步审理，1982年10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而当年那些陷害贺老总的那些人，也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