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为被欺凌儿子起诉市政府，庭审背后令人揪心！

父亲刘显文为被校园欺凌的儿子讨公道，将合肥市人民政府、芙蓉派出所两个行政机关告上法庭。可是，庭审之上，合肥市人民政府负责人未依法出庭应诉。

“民告官”却不见官，这份缺席的庭审，不仅让维权父亲的诉求更显艰难，更折射出行政机关漠视司法、漠视群众权益的态度。案件背后的隐情与无奈，远比想象中更揪心。

一、核心焦点：庭审现场，负责人为何“缺席”？

本案最令人关注的，除了高收费的名校中发生不该发生的事件本身，还有行政诉讼中最不该出现的场景——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缺席庭审。

我国法律对此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这绝非可有可无的形式。

法律明文规定，负责人出庭是刚性义务：

• 《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明确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 最高法司法解释进一步强化，对于社会高度关注涉及公民重大人身、财产权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负责人出庭。
• 安徽省相关规定具体列举了十三类负责人必须出庭的案件类型，明确包含社会高度关注和涉及公民重大人身权益的案件。
• 本案完全踩中“必须出庭”的法定红线：

一方面，案件核心是未成年人因长期欺凌导致精神障碍，涉及重大人身权益；另一方面，案件已引发全网关注，属于社会高度关注事件。合肥市人民政府负责人没有任何法定理由可以缺席。

然而，庭审中的事实是：

在刘显文诉合肥市人民政府、芙蓉派出所的庭审中，作为被告的合肥市人民政府，其负责人（市长或分管副市长）未出庭，仅委派工作人员出庭，且未提交任何不能出庭的正当理由说明。

这一行为已涉嫌违反多项法律规定，让“民告官”制度的核心价值——“告官见官、实质化解争议”——形同虚设。

二、案件核心信息：谁在告？告什么？

原告：刘显文

一位为被欺凌儿子奔走维权的父亲。其子小锦（化名）因长期遭受校园欺凌，身心受创。

被告一：合肥市人民政府

• 在行政复议中，维持了芙蓉派出所的终止调查决定。
• 在行政诉讼中，负责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出庭

被告二：芙蓉派出所

• 其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文号：合公经（芙）行终止决字〔2025〕10011号）被指存在多项违法问题。
• 三大诉讼请求：

1. 撤销合肥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合复决[2025]709号），并确认其违法。
2. 撤销芙蓉派出所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并确认其违法。
3. 案件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一审中，判决刘显文败诉，刘显文提起上诉，2026年4月27日下午，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进行了审理。

三、事件脉络：一位父亲的艰难维权路

1. 起因：儿子长期遭受校园欺凌

刘显文的儿子小锦在合肥润安公学就读期间，长期被同学以“倒三角”等侮辱性外号称呼，并遭胁迫买饭、索要钱财，最终被诊断为精神障碍，医学鉴定证实与欺凌有直接因果关系。

2. 第一步：报案遇“冷处理”

2024年9月25日，刘显文向芙蓉派出所报案并获立案。但立案后，派出所并未依法及时处理。

3. 第二步：派出所违法终止调查

直至2025年1月7日（立案后104天，远超法定最长60天期限），芙蓉派出所才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且该文书涉嫌送达程序违法、文书编号异常等问题。

4. 第三步：行政复议被“维持”

2025年3月5日，刘显文向合肥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5月9日，市政府作出决定，维持了派出所的违法决定。该复议决定本身也被指存在程序瑕疵和法律适用错误。

5. 第四步：法庭之上“不见官”

在行政诉讼庭审中，面对这起社会高度关注、涉及未成年人重大权益的案件，合肥市人民政府负责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仅派工作人员应付，将司法庄严置于尴尬境地。

四、违法行为剖析：问题出在每一个环节

（一）芙蓉派出所的违法行为

• 事实认定错误：无视医院诊断、精神鉴定报告等完整证据链，武断认定“不构成违法事实”。对校长出具的承诺书不认可，对多名学生询问没有通知监护人到场，而是由与调查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校长与教师在现场对学生进行询问。不但违反未成年保护法，还涉嫌故意规避法律规定，偏袒合肥润安公学。
• 程序严重违法
• 超期办案：办案期限长达104天，严重超过法定期限。
• 送达违法：无法证明已依法送达法律文书，涉嫌“倒签”送达日期。
• 文书疑点：决定书文号“2025年第10011号”在1月初即出现，不合常理；且在省级警务平台无法查询到记录。
• （二）合肥市人民政府的违法行为
• 行政复议失职：默许被申请人超期答复，并在决定书中作出不实陈述；在应撤销派出所错误决定时，错误地予以维持。
• 藐视司法程序（核心）：在法定必须出庭的情形下，负责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是对法律和法庭的极大不尊重。

五、最新进展：二审依旧“不见官”，程序正义受质疑

因对一审判决不服，刘显文提起上诉。

然而，在2025年4月27日的二审庭审中，令人遗憾的场景重演：

• 负责人再次缺席：合肥市人民政府负责人依然未出庭
• 法院通知义务被指未履行：据称，法院未依法在开庭前向市政府送达要求负责人出庭的通知，也未告知不出庭的法律后果，使得此次庭审的程序合法性存疑

六、缺席的庭审，是法治之殇

“我只是想为被欺凌的儿子讨一个公道，没想到维权之路这么难……”刘显文的话，道出了个体的无力与辛酸。

“民告官”是公民寻求公正的最后屏障，负责人出庭应诉是法律设定的基本程序，其意义在于体现责任、化解矛盾、彰显对等的诉讼地位。合肥市人民政府负责人的不出庭，缺席的不仅是一个法庭座位，更是对民意的敬畏、对责任的担当、对法治的信仰。

我们期待司法机关能坚守程序正义的底线，对违法行为坚决说不。我们更呼吁，所有手握公权力的机关，都能真正敬畏法律、尊重权利，让“告官能见官”成为常态，让每一起案件都能经得起良心的叩问与法律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