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商场撤下「宠物友好」标识，一场破裂的社会合作

撰 文/ 潘睿

近期，上海、北京多家商场接连撤下“宠物友好”标识。兴业太古汇、中关村大融城等曾经对宠物开放的商业空间，重新竖起了“禁止携犬入内”的告示牌。

这背后，既有伴随《宠物友好型商场运营规范》团体标准落地而暴露的硬件与服务短板，也有养宠人与非养宠人长期以来难以调和的观念冲突。

一边是行业试图走向规范化，另一边却是部分商场撤退的现实。“宠物友好”可以视作一场商场、养宠人和非养宠人三方参与的社会合作。借用经济学家汪丁丁提出的合作伦理三要素——承诺、正义与宽容，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这场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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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承诺的摇摆与不稳定。

过去几年，宠物经济一路升温。《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数量已达1.26亿只，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到3126亿元。

很多商场抓住这波流量，开放宠物进入、引入相关业态、举办主题活动，迅速为自己贴上“宠物友好”的时髦标签。

然而，这种“友好”承诺往往是轻率的。当宠物真的进入商场，问题会迅速而来：是否有清晰的空间与动线划分？是否有统一的行为规范？是否有足够的设施与人员支持？一旦发生纠纷，如何处理？

当遭遇投诉和管理压力，许多商场便开始反复摇摆。可能开业初期高度开放，几个月后便不断收紧范围，最终让养宠人一次次失望，也无法给非养宠人一个稳定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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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正义尺度的模糊。

随着养宠人群规模不断扩大，携宠出行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正当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安全、卫生、过敏，乃至文化上的不适，也确实是非养宠人的真实顾虑。

在部分非养宠人看来，让宠物进商场是在宠物经济背景下给养宠人的一种“优先权”；而养宠人则感到委屈，认为社会包容度依然不足。在这种叙事下，双方都感到自身权益受损，却往往忽略了这场合作另一个关键参与者——商场。

正义的核心是公平，也即是权益与责任对等。当商场从“宠物友好”中获取客流与销售增长时，它是否公平地承担了相应的设施建设、管理与维护的成本？在重新规划和分配空间时，又是否兼顾了多方需求？

这并非将责任全部归于商场，但商场有义务设计出一套权责清晰、执行公正的规则，从而在养宠人与非养宠人之间寻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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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宽容的稀缺。

汪丁丁指出，在合作伦理三要素中，宽容最难获得。这或许源于我们文化传统中潜藏的“集体道德优越感”。中国文明最求“善”，故而对道德问题最不宽容。

在宠物友好这个话题上，很容易将人群划分为对立的两端。养宠人与非养宠人都有自洽的理由，都很难主动做出妥协和让步。这种对立在互联网上被进一步固化和放大。立场先行、情绪化表达，常常替代了实际的沟通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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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宠物友好在公共讨论中反复成为焦点，为什么它的争议性如此之大？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日趋多元的当下，它集中体现了一个日益扩大的群体与主流生活方式之间明显的差异与碰撞。

类似的冲突也不只发生在宠物身上。孩子的喧闹、广场舞的噪音、骑行者的穿行、公共场所的外放……这些日常的矛盾与争议，也都是不同生活方式在公共空间中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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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在回答另一个问题：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群，如何在公共空间中共处？

显然，宠物友好的目标不是创造一个人与宠物其乐融融的乌托邦，那是少数宠物乐园的目标。对于商场等公共空间来说，它更在于通过处理一系列具体细微的矛盾，探索并建立一套能够在多元诉求中达到平衡的合作机制。

我们曾经分享过阿那亚宠物友好的实践经验，它是在不断的骂声中一点点向前的。

*图源阿那亚

这套合作机制的基石，正在于可信的承诺、可预期的正义和适度的宽容。

商业空间不妨反复自问：是否准备好坚守并履行一个系统性的承诺？设计的规则能否经得起公平的审视？是否为培育宽容和理解创造了对话空间？回答好这些问题，多元群体的社会合作才成为可能。

而在这套机制成熟之前，相比在抽象层面争论对错，或许我们更应该回到具体的公共生活本身。在线下的真实空间里，在一次次不可避免的碰撞中磨合，调整彼此的距离，也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如何与差异共处。

撰文：潘睿 | 编辑：贾渐渐｜ 视觉编辑：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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