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诉讼，是在意大利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后的第一时间。
法律的存在有时给人希望，也给人失望
在过往的案例中，这一规定曾成功地暂缓或阻止过一些引渡，但成功率极低，一说仅3%左右。
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的纠结：要不要为了这一丁点儿的概率，再去支出一笔不小的开销？
去试，多少给了人一点希望。
不试，省下来这笔费用，用在美国律师费上，也需要。
但，若是泽伟真的被引渡了，“当时是否已穷尽所有可能”的追问，会一遍遍回来，提醒我：有些结果本可以争取。
就好像我前段时间总是在想：如果当初我请了另一个意大利律师，一个贵很多但据说在引渡方面更加专业的律师，是不是结局就能不一样？
但现在，我清楚了，答案是：不是。
如果说意大利的律师尚且能在既定司法框架下，上演一场不被看到的表演，那么，欧洲人权法院，直接宣告了剧目的不存在。
在提出申请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欧洲人权法院便给出了不受理的决议。
理由是：“尚不成熟，亦不完备”——
没有法院的纸质决议书，也没有司法部的引渡令，光凭法院的口头决议，不足以满足必要条件，即“申请人正面临一种紧迫且不可挽回的损害风险”。
律师告诉我，欧洲人权法院并没有对申请材料中的陈述提出异议，只提了缺少要件，他认为，若是文件齐全后再次提出申请，有一定可能会受理。
于是，几天后，当法院飞速地给出了纸质决议，律师也马不停蹄地再次上交。
第二天，欧洲人权法院又一次拒绝了申请，这次的理由是：缺少徐泽伟本人的签字，材料仍不齐全。
欧洲人权法院要求必须有本人签字，不允许家属或律师代签，但先前律师跟我说，签字是可以后续再补的，因为很多情况，申请人都在监狱里，无法很快地得到探视、完成签字。
而后，还没等律师来得及去监狱找他签字，徐泽伟人已经到了美国，以闪电一般的速度。
当然，这两者之间应该并没有什么关联。现在回过头来看，快速移交，恐怕是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事。
先前没提欧洲人权法院，多少有点像是过生日许愿那样，担心如果说出来，就不灵了。
像孩子看世界般，带着那份未被消磨的简单和期待。
而现实是：在真实的世界里，有些愿望，不管说与不说，都不会实现。
虔诚合十的双掌不能责怪蜡烛没帮人实现梦想——它只负责燃烧，不负责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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