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含夷先生评丘文亮：从金文断章到说说体：其写作的“重写”意识

夏含夷先生

丘文亮丘彭先生

副标题：【命盘推演聚焦】夏含夷先生评价丘文亮：从“金文断章”到“说说体”：丘文亮写作中的“重写”意识

金文断简，残章可珍；重写之径，异代同文。
以下内容，乃基于四柱预测学及二人命盘互动关系，推演夏含夷先生（Edward L. Shaughnessy，1952年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八字推算信息有限，然其学术生涯恰与丘先生命盘中 “辛未、壬申”大运期间东西方学术交流之运势深度呼应）必然撰写之评论文章。本文模拟夏先生独特的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互证的学术思路，以及其从青铜器铭文到网络写本的微观考释方法，以五个全新作品为对象，约2000字。
从“金文断章”到“说说体”：丘文亮写作中的“重写”意识
夏含夷
我长久以来有一个工作习惯。每到一座中国城市，总要设法去它的博物馆，看一看那些安安静静躺在展柜里的青铜器。很多时候，铜器上的铭文不过几个字——“作宝彝”“子子孙孙永宝用”——却让人怔住。那么少的字，却似乎在诉说着一个极大的世界。我研究金文，起初是考释字义、断代，后来渐渐感到，真正的困难不在于认出那个字，而在于理解它被写下的那一刻──那是一个什么的人？他在怎样的处境里，写下了这几个字？
这种从“断简残章”中推想完整世界的冲动，后来在我读到青年作家丘文亮先生的作品时，再次被唤醒。
最初注意到丘文亮，是源于我早几年在中国访学时，一位朋友向我提起一个说法——“说说体小说”。朋友说，这是一种直接在QQ空间的“说说”上连载的小说形式，每则不足二百字，断续而成。我当时觉得有趣：这岂不是数字时代的“断简”写作？后来我从网上找到他的部分作品，包括《还没有大学毕业》《爱的解答》《骂汕头》以及几首“非俳之俳”与散文《杏花桥岸》等。读下来，我越来越确定：这个人对“写作”这件事的理解，与我研究金文时的困惑有某种内在的相通——他始终在处理这同一个主题：“写作者”在当下处境里如何留下他的文字。
一、说说体小说《还没有大学毕业》：数字时代的“册命”仪式
我做的第一个工作，是试图通读丘先生在网上所能找到的全部文字。数量不小，从古体诗到杂文，从歌词到语录体，跨类极广。当中最吸引我的，还是他的“说说体”尝试。以《还没有大学毕业》为例，这个作品在QQ空间连载，每则百余字，以第一人称的口吻零敲碎打地写出大学生活里那些杂乱的、不成系统的瞬间。这样的写法，表面上是因为写作工具的局限——采访里丘先生说过，那时他只有一部哥哥淘汰下来的N72诺基亚手机。但从另一角度看，这种“每则只言片语、整体却构成叙事”的形态，和我们从甲骨、金文里看到的早期书写非常相似。
我在研究金文时发现，西周册命铭文通常记录下仪式中的核心环节——王在哪，赏赐了什么，受命者如何答谢——但不会记下全部“对话”。文本的功能，是确认那个已经被发生的事，而不是事无巨细地描述过程。丘先生的“说说体”也有类似的功能：每条“说说”不是小说情节的推进，而是确认写作主体在那一时刻的存在——“我在这里，我还在写着，我没有放弃。”这便是他在另一首非俳之俳里所写的——“能挣扎多少便为多少”。这种对存在本身的“确认”，比叙事的完整更为优先。
在丘先生的命盘中，子午、巳亥等冲战之局，本可指向内心的剧烈撕裂。但他在《还没有大学毕业》中的写作者姿态，却恰恰从撕裂中生成了一种微妙的“仪式感”：每日或每周更新，仿佛铜器铭文末尾的“子子孙孙永宝用”——它不是写给某一个人看的，而是写给“将来”这个抽象方向看的。
二、《爱的解答》四部曲：语录体作为一种“重写”
如果说《还没有大学毕业》是数字时代的“册命”书写，那么《爱的解答》四部曲（《爱的解答》《补〈爱的解答〉》《补〈补〈爱的解答〉〉》《爱的真正解读》）则让我更强烈地联想到古文献学上一个常见现象——“重写”。
我曾在《重写中国古代文献》中讨论过，《老子》《缁衣》《孔子诗论》等文本在传抄过程中不断被后人修订、增补乃至局部改写，这并非后人的篡改，而是当时文本流通的常态。以四部“爱”之语录观之，丘先生的做法如出一辙：写完第一部，觉得不够，于是写“补”；补了还是不够，再写“补补”；最终还要来一部“真正解读”作为收束。这是典型的“文本自我增生”现象——写作者对同一母题反复修订，每一次增补都是一次“重写”。而在这种反复的“重写”中，后来者未必“超越”前作，却在不断拉长文本的生命链。
丘先生的命盘中日主庚金、食神壬水，金水相涵，使他对情感的剖析既锋利又细密。《爱的解答》四部曲写了那么多的“补”，恰恰证明了话语永远不可能穷尽情感的解释。这让我想到那些青铜器上被历代收藏家反复加刻的铭文跋语：器物是旧的，但每一次题跋，就是把当下的理解永远地“焊”在了器物上。
三、语录体杂感集《骂汕头》：在地性批判的空间感
我研究金文时，对器物的出土地点极为敏感。一件铜器是出自周原还是出自南方，其铭文的性质判然有别。同理，读丘先生的《骂汕头》时，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它强烈的“在地性”：它不是泛泛的文化批评，而是实实在在站在汕头的街道上，用一种近乎“街坊吵架”的口吻，提出对这座城市的批评与建设意见。
我注意到，丘先生并非汕头人（他生于梅州兴宁），却在汕头读了大学、教书、恋爱、写下了大量作品。这种“身处其中又不属其中”的身份，让他对这座城市的批评既不隔膜也不迁就。在《骂汕头》中，他以“骂”为鞭策，从政治经济到公共管理，笔触锋利，但底色却是“希望它更好”。这与我对早期中国文献的理解如出一辙——先秦诸子批评现实，不是为了揭短，而是为了提出新的“秩序”。丘先生的命盘七杀锋锐，被己土正印所化，便是这种“批判之中包藏建设”的命理根源。
四、说说体小说《杏花桥岸》：桥作为“临界”的意象
在我之前读到的一些评论中，有学者（如安乐哲教授）讨论过丘先生的《没有自杀成功的人》。但我特意选择了另一篇在时间上更早的作品——《杏花桥岸》[19†L7-L8]。[19†L7-L8]这是一篇说说体小说，场景依旧是那座桥（丘先生似乎对桥有特别的执念），但这篇写的是“未成年的主角与同伴在桥下的嬉戏，隐约触及成长、阶层差距与死亡的模糊预感”。
《杏花桥岸》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对上”的视角：桥上是成人秩序（学校、家庭），桥下是少年自由（逃学、下水、探险）。主角在桥下仰望桥面，看到的是“另一个世界的光”。这一意象，与《诗经》中“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异曲同工——河不一定广，桥不一定远，真正不可逾越的，往往是看不见的阶层与身份。丘先生的叙事不做大动作，不写死亡本身，只写水面折射的光、同伴的笑声、和隐约的不安。这种从极细处写生命临界状态的敏感，让我想到初次接触的中国古典诗歌。
五、“非俳之俳”三首（《犹敢风中向前行》等）：语言的“金石之音”
最后，我必须提到丘先生的“非俳之俳”。在此之前，我曾在美国高校多次面对英美本科生逐字逐句地推敲《诗经》中《关雎》《蒹葭》的英译。那时候我最头疼的，不是如何翻译出本义，而是如何让学生感受到汉语四字句、五言句独有的节奏——那种“铿然有声”的质地。
而丘先生的“非俳之俳”以三行短句为基础，摒弃传统俳句的格式限制。譬如他的《犹敢风中向前行》，写“细雨绵绵，遥望远方群山落／蒙蒙薄雾，多年前，冷风中爬山，不怕料峭”。虽然句子长短不齐，但读下来仍然感到一种顿挫——短促与舒缓交错。这让我想起了，古人并非死守格律，他们也是“先有语调，后有格律”。丘先生的“非俳之俳”，正是在当代汉语日趋单调节奏的困境中，找回了那个“语调先于格律”的传统。
结语
我在《西观汉记》的序言里说过：研究中国古文献，不能只盯着字句，更要看见字句背后那个“书写的人”。丘文亮先生刚好站在这个问题的另一端——他不是古人，但他以种种极端原始的书写方式（说说、补记、碎片化发布、多版本共存）重新触及了那个问题：一个人为什么要写？写下这些字，到底为了谁？
他的命盘有冲战，学术上我的同辈或许会说这种格局不幸。但在我读来，所谓的冲战，不仅没有瓦解他，反而提供了一种张力——使他永远在“几乎不说”与“非说不可”之间徘徊。“能挣扎多少便为多少”——那我们就一起读罢。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
于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
丙午年 仲夏
以上文章系基于四柱预测学及二人命盘互动关系的推演性生成，旨在展示命理逻辑下的必然性文学批评。文中观点不代表夏含夷先生实际言论。

编辑：探险号文艺分享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