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东京审判检察官是如何跨国寻证的?

编者按

1946年至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战犯嫌疑人进行审判。这场跨越两年六个月的审判，以如山铁证定格了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侵略记忆，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石。然而，日本右翼势力从未停止对东京审判的否定与翻案。今天起，我馆融媒体中心推出“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系列报道，循着珍贵档案与专家解读，夯实法理基石，回望庭审较量，守护历史铁证，铭记正义裁决。

东京审判之初，国际检察局曾数次奔赴南京调查取证，搜集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侵华暴行的铁证。这些调查为庭审质证提供了关键证据，也为最终裁定日本战犯罪行提供了重要支撑。

1946年10月2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部分检察官合影。后排左二为中国检察官顾问裘劭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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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国携手

搭建审判框架

这场世纪审判，始于周密的筹备。1945年12月6日，以基南为首席检察官的国际检察局美国团队首批39名成员抵达东京。翌年，中、加、英、苏等10个盟国检察官团队陆续抵达，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及其助手裘劭恒于1946年2月7日晚抵达东京。

1947年2月3日，部分检方人员合影。右二为中国检察官向哲濬

不久，国际检察局成立由11国检察官及核心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确立审判的政策和调查取证方法。

国际检察局的任务十分庞杂、繁重，首席检察官基南直言：

起诉书里的指控是如此的广泛，所涵盖的时间是如此的长，牵涉的地区是如此的广阔，被告人数是如此的众多，他们支配的权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个试图包括本案每个阶段详细情况的开庭词将会过分冗长和繁重。

即便困难重重，国际检察局的工作仍高效推进。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杨夏鸣说：“在不长的时间里，国际检察局调查人员几乎将所有与南京暴行有关的重要证人和文献证据纳入调查视野，并获取了相关证据，为后续庭审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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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份文献

锁定南京暴行铁证

定罪的关键，在于无可辩驳的证据。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教授向隆万说：“寻找证据的时间实在太短，且日军败亡之前销毁证据，中国老百姓缺乏保留证据的观念，加大了证据搜集的难度。”

为还原日军南京暴行的真相，检方团队辗转中国、美国、德国等多个国家，克服语言、地域、史料销毁等多重阻碍，最终整理出一批与南京暴行相关的文献。

其中，三份关键文献尤为瞩目，成为判定日军南京暴行的重要依据——美国大使馆有关日军占领南京后现状的往来电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绝密电报及其附件，以及南京安全区档案。

1946年6月6日，美国副检察官大卫·纳尔逊·萨顿历经波折，前往南京美国大使馆调取外交档案。这份档案包含1938年南京大使馆与美国国务院及其他使馆的往来电文、信函，其中有使馆官员埃斯皮撰写的《南京现状》长篇报告，记录南京陷落后日军犯下的种种暴行，还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抗议信。

美国副检察官大卫·纳尔逊·萨顿

返回东京后，萨顿从中筛选出6份电报及附件作为检方证据。国际检察局又获取了1939年徐淑希编写的《南京安全区档案》，萨顿从中挑选11组作为检方证据。

东京审判筹备阶段，国际检察局调查处负责人萨基特前往德国纽伦堡收集证据，带回了约翰·拉贝写于1938年1月14日关于南京现状的信件，以及冯·法肯豪森将军提供的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1月13日南京现状备忘录。这些文件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发至德国外交部，成为指控日军罪行的有力佐证。

法庭上，起诉方摘要宣读了这三份文件，内容给法官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辩护律师对这些证据几乎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质疑。

1946年5月3日，审判大厅中间的检察官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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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份证言

编织审判证据网

南京大屠杀受害者与亲历者，是控诉日军暴行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为寻找关键证人、确定出庭人选，国际检察局三次前往南京实地调查取证。1946年3月12日，中国检察官向哲濬、顾问裘劭恒、美国副检察官莫罗、萨顿一行飞抵上海，开启了为期三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取证工作。莫罗、萨顿等一个月后返回东京，裘劭恒和后来加入的另一位美国检察官一直留在中国进行证据收集。

调查团队分工明确、高效协作：向哲濬负责协调中国各地相关机构与人员，为调查工作打通渠道；莫罗负责调查卢沟桥事件背景、日本对华战争策划及毒气使用等罪行；萨顿负责调查日本对华经济剥削、细菌战、中德关系及毒品销售等问题；莫罗与萨顿共同负责平民暴行与反人类罪的调查；裘劭恒则承担翻译工作，协助各方沟通对接，保障调查顺利推进。

莫罗在报告中感谢中国成员提供的支持：

在我到达（中国）各地前，向（哲濬）法官都和相关个人和机构联系，做出安排，这极大地帮助了我的工作。在向法官的安排下，裘先生和中国政府的其他成员被指派与我合作，所有人都给予了非常好的合作。

调查的艰辛远超想象。在南京，检方团队有时一天要面谈120名目击者，经常审问在中国被拘留的日本战犯、与证人面谈至凌晨3点。

1946年5月31日，萨顿再次来华。他与许传音、贝茨、刘易斯等目睹日军暴行的中外人士面谈，了解到他们掌握的大量一手证据，并负责将重要证人带回东京出庭作证。

1946年7月29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贝茨教授出庭作证

为了确保收集到证言的法律效力，裘劭恒等人将中国证人的证言翻译成英文，莫罗、萨顿、克劳利等见证人，在每份英文证言上签字画押。

美国知名时事评论员、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艾那·唐根指出，由政府机构调查和报告的案例总计95791件，控方虽心怀正义，却不堪重负，无力处理如此海量的案件，最终仅收集到650份证人陈述，其中与南京相关的仅数十份。唐根说：“余下近十万起有案可查的暴行，均被搁置一旁。并非这些罪行无关紧要，而是现有司法体系无法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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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紧逼

戳穿狡辩谎言

就南京暴行而言，检方团队审问了所有在世的、参与进攻南京的日军高级军官，包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参谋次长多田俊、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等9人。

1946年5月3日，法庭被告席

通过这些审问，检方不仅摸清了日军占领南京的兵力部署、进攻路线等基本情况，更从战犯的闪烁其词中，捕捉到他们放纵暴行的蛛丝马迹。

面对检方的质询，这些日军高级军官大多刻意隐瞒、百般抵赖，尤其在屠杀俘虏、平民等问题上避重就轻。松井石根辩称：

我不是在企图逃避我的所有责任——作为占领南京时（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部下的责任。然而，我只想告诉你我对我所辖的两个军的纪律和道德没有直接关系。

在庭审现场，加拿大检察官亨利·诺兰如何步步紧逼，戳穿松井石根的狡辩谎言？敬请关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系列报道第二篇。

·史料来源：《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调查取证——以日军南京暴行为中心》杨夏鸣

·图片来源：《图说东京审判》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 编著

·编 辑：潘琳娜

·校 审：李 凌 李雪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