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昭和天皇葬礼名义，日本右翼如何不顾国内反对，为军国主义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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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以官方名义向陈列着侵略战争亡灵的靖国神社参拜，是战后执政党、政府以及右派政治家们始终坚持不渝的目标。

1978年10月17日，厚生省秘密批准将东条英机等14名A级战犯摆进靖国神社“合祀”。转过年的4月19日，这一消息被日本各大媒体曝光，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议论。

两天后，也就是1979年4月21日，大平正芳首相不计国内外的反对呼声，毅然迈进靖国神社的大门(以私人名义)，并称: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按着个人的意志去(参拜)的，任其批判好了。

6月5日，他又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

我认为，对A级战犯和大东亚战争的审判都已成为了历史。

大平正芳等日本政界官员的态度无疑刺激了日本遗族会等右翼团体推动政府公式参拜靖国神社的运动。而且，他们双管齐下，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形式，分别敦促运动各地方议会和中央政府的头面人物，为公式参拜铺平道路。

1、促进参拜靖国神社官方化

在他们的鼓噪下，截至1980年2月，计有16个县级(相当省级)议会采纳了右翼们“实现公式参拜”的意见书。在中央政府一级，由于自民党内本来就不乏促进公式参拜靖国神社的积极派。

由藤尾起草的《表敬法案》(藤尾私案)，早在1975年就炮制出笼，只是出于内政外交的考虑，他们才没有公开行动。

进入80年代后，随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自民党议员们再耐不住“寂寞”，相继成立起三个与参拜靖国神社有关联的议员团体。分别是“遗族议员协议会”，会长为自民党干事长樱内义雄，事务局长为阪垣征四郎之子阪垣正，桥本龙太郎为该协议会“战没者遗孤纪念馆委员长”；“奉答英灵议员协议会”，会长为长谷川峻，事务局长阪垣正(兼)；“全员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会长竹下登，干事长桥本龙太郎，事务局长村上正邦。

上述三个协议会均有200余名自民党议员参加，统称“靖国关系三协议会”自上而下地展开了靖国神社公式参拜运动。1980年7月23日，拥有强大实力的右翼宗教团体、并与自民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遗族会头面人物村上勇、阪垣正等人面晤铃木善幸首相，要求铃木务于8月15日公式参拜靖国神社。随后，“靖国关系三协议会”也积极行动起来，甚至建议把“公式参拜”条款列为自民党的“公约”。

结果，8月15日这天，铃木率领18名阁僚(阁僚总计20人)参拜了靖国神社，并在参拜簿上署名“内阁总理大臣”。事后，当局碍于在野党和民众的抗议，对外宣称是以“个人名义”参拜。

但是，铃木及其阁僚集体参拜之举等于向海内外宣示了政府当局的倾向，遗族会当然不会不满意，称:

首相等18名阁僚参拜，乃是没有前例的空前。几乎所有的阁僚都去参拜了，是个大大的成果。

接着，遗族会等右翼团体又敦促内阁将每年的8月15日定为“英灵日”。

本来，从池田内阁开始，日本政府就把每年的8月15日法定为“追悼战殁者式典日”，进行“内向型”的追悼活动。然而，遗族会等右翼团体还不满足，又在“英灵日”上做文章。

1981年7月，铃木善幸内阁接受了遗族会的请愿，专门成立了“关于战殁者追悼日恳谈会”机构，受辖总理府总务长官，进行有关事宜的咨询、协商和论证。

最后，该恳谈会认为:

将8月15日作为追悼战殁者、祈念和平日合适。

于是，1982年4月13日，铃木内阁做出决议，确定每年的8月15日为“追悼战殁者祈念和平日”。尽管这个决议加上了“祈念和平”几个字，但是，“内向型”追悼“亡灵”的理念并没有改变。它意味着每年的8月15日，在亚洲各国人民纪念反日本法西斯胜利的日子里，在日本列岛却极不协调地由官方主持召开着追悼战争亡灵的“式典”。

1982年11月，中曾根登台组阁，在公式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迈出了更大的步子，特意组成一个“靖国问题小委员会”，由法务大臣奥野诚亮担任委员长。奥野在铃木等阁僚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后就“放言”:“公式参拜并不违宪”。

不久，他主持的小委员会拿出一个“见解”(称“奥野见解”)，结论意见是:

内阁总理大臣代表国家，时常拜访靖国神社理所当然，(参拜时)记为内阁总理大臣，却表示以私人名义参拜已引起议论，多数人希望是记入内阁总理大臣，以官方名义进行官方参拜。

“奥野见解”得到了自民党会议的肯定。为进一步推动政府首脑公式参拜靖国神社，1984年8月13日，遗族会发动47个都道府县的132名战争遗孤代表，在靖国神社内举行绝食请援活动，绝食者手捧战死者的遗像，头缠白布条，静坐绝食，要求以总理大臣为首的政府官员，在8月15日公式参拜靖国神社。

与此同时，遗族会又出动街宣车，在东京都内四处鼓噪，散发传单，呼吁舆论的声援，各家新闻机构纷纷涌向靖国神社，竞相报道绝食现场情况。自民党“靖国关系三协议会”也派代表前往“慰问”，共同演出了一场绝食50个小时的闹剧。

但是，由于和平反战力量的坚持斗争，这一年的8月15日，政府高官们还是没敢贸然以官方名义前往参拜。进入1985年，遗族会利用战后40周年的机会发起更大攻势，敦促中曾根首相务必要在8月15日以总理大臣名义迈进靖国神社。

自民党的“靖国关系三协议会”也连续十余次召开“关于阁僚参拜靖国的恳谈会”，反复强调:

公式参拜与政教分离原则并不冲突，多数国民支持。追悼战殁者是人类普遍的自然感情，国家和政府机关代表国民参拜理所当然，而且，多数国民和遗族都把靖国神社当作追悼战殁者的中心设施，切盼首相和阁僚公式参拜。

在右翼势力和自民党内“公式参拜”热衷派的推动下，中曾根决定在这一年“公式参拜”靖国神社。

事先，他先下了一番“毛毛雨”，在一次讲话中说:

在美国有阿林顿公墓，苏联也有无名烈士墓，有一个向为国家倒下的人献上国民感谢的场所是理所当然的，不然的话，谁还会为国家献出生命呢！

终于，1985年的8月15日，中曾根康弘堂而皇之的以总理大臣的名义首开了战后公式参拜的先河，也是截止2000年，第一位和唯一一位在8月15日这天，以总理大臣的名义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政府领导人。

中曾根康弘公式参拜靖国神社之后，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声讨和批判，为了平息舆论，内阁抛出一个“关于阁僚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恳谈会”(简称“靖国谈")内容分别是:

(1)战殁者是为了保卫祖国与同胞献出生命，他们是为了国家、社会和国民而献出宝贵生命的;
(2)首相作为国民代表举行追悼活动符合多数国民的感情，也符合遗族的感情;
(3)虽然有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和千岛渊战殁者墓苑礼拜仪式，但多数国民和遗族认为靖国神社是追悼战殁者的中心设施，希望公式参拜;
(4)公式参拜没有复活国家神道和军国主义之虞。

2、昭和天皇的在位60年纪念仪式

1986年是昭和天皇在位60周年。在昭和天皇即位50周年之时，日本官方曾展开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时过10年，已步入新保守主义的执政当局更不会放过这次宣扬天皇主义的机会，所以决定在1986年4月29日(昭和天皇生日)召开由政府主持的“纪念式典”。

社会上的各右翼团体也纷纷行动起来，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宣扬和吹嘘昭和天皇的“业绩”，并于1985年初成立起“奉祝天皇陛下在位60年委员会”。

当年11月13日，又在日本武道馆召开“奉祝天皇陛下在位60年国民集会”，呼吁：

(要将)奉祝运动扩展到全国，掀起一个关于日本民族和天皇制的大启蒙运动。

但是，他们对政府当局决定在天皇生日这天举行活动表示非议，认为“无视日本的历史和传统，歪曲皇室的实质”，主张定为实际即位的11月10日。官方无奈，抬出天皇，声称选择这天是“陛下的圣断”，右翼们这才闭上了嘴巴。为了大造声势，右翼出动街宣车到闹市宣传，散发传单，出版宣传品，美化昭和天皇的“伟业”。

与此同时，左翼过激团体也展开了反宣传，组成反皇室游击队等恐怖组织，喊出“粉碎天皇在位60年式典”的口号，与右翼针锋相对。

结果，两派势力不断发生冲突，甚至演化成利用燃气瓶、手枪、炸弹等凶器交火。1986年4月29日，在政府举办的“纪念式典”上，右翼团体为压制左翼过激组织，制造了“松町公园炸弹事件”。此后，又连续发生了8月27日的“向皇居和北之丸公园射击事件”，9月5日的“前进社纵火未遂事件”，10月23日的“焚烧日之丸旗事件”等一系列恐怖事件。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死去。早在昭和天皇病危期间，内阁就组成以副官房长官为首的“研究会”，专门商议有关天皇葬礼和新天皇即位的式典问题。

因研究会在赤坂皇家旅馆召开，之时，日本官方曾展开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时过10年，已步入新保守主义的执政当局更不会放过这次宣扬天皇主义的机会，所以决定在1986年4月29日(昭和天皇生日)召开由政府主持的“纪念式典”。社会上的各右翼团体也纷纷行动起来，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宣扬和吹嘘昭和天皇的“业绩”，并于1985年初成立起“奉祝天皇陛下在位60年委员会”。

当年11月13日，又在日本武道馆召开“奉祝天皇陛下在位60年国民集会”，呼吁:

(要将)奉祝运动扩展到全国，掀起一个关于日本民族和天皇制的大启蒙运动。

但是，他们对政府当局决定在天皇生日这天举行活动表示非议，认为“无视日本的历史和传统，歪曲皇室的实质”，主张定为实际即位的11月10日。官方无奈，抬出天皇，声称选择这天是“陛下的圣断”，右翼们这才闭上了嘴巴。为了大造声势，右翼出动街宣车到闹市宣传，散发传单，出版宣传品，美化昭和天皇的“伟业”。与此同时，左翼过激团体也展开了反宣传，组成反皇室游击队等恐怖组织，喊出“粉碎天皇在位60年式典”的口号，与右翼针锋相对。

结果，两派势力不断发生冲突，甚至演化成利用燃气瓶、手枪、炸弹等凶器交火。1986年4月29日，在政府举办的“纪念式典”上，右翼团体为压制左翼过激组织，制造了“松町公园炸弹事件”。

此后，又连续发生了8月27日的“向皇居和北之丸公园射击事件”，9月5日的“前进社纵火未遂事件”，10月23日的“焚烧日之丸旗事件”等一系列恐怖事件。

3、天皇的葬礼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死去。早在昭和天皇病危期间，内阁就组成以副官房长官为首的“研究会”，专门商议有关天皇葬礼和新天皇即位的式典问题。因研究会在赤坂皇家旅馆召开，所以称“赤坂皇家会议”。

会议几经协商，决定“在遵循宪法的前提下”，对昭和天皇的葬礼“效仿大正天皇驾崩的先例”，“要符合天皇的国家和国民统合象征的地位”等。后来，又经阁议决定继续实施旧“皇家典范”中的“剑玺交接仪式”，即举行日本神话传说的“三种神器”的交接仪式，这一阁议明显背离宪法原则。但阁议辩解道，这属于“国事行为，是国家的仪式”，“不是宗教行为，与政教分离的原则并不抵触"。

天皇死去的当日，皇宫附近和东京闹市区的霓虹灯一律关闭，凡有红色的建筑物、招牌等都蒙上蓝色或白色塑料布，商店的服务员一律着浅色服装，甚至饭店里不再出售红加吉鱼和红豆饭，一切娱乐场所也停止了娱乐活动。

右翼团体“国民会议”还作出三项决议:

(1)一周内停止各种娱乐活动;
(2)大丧之日揭扬吊唁旗;
(3)防止左翼的蠢动。

并要求政府必须依照旧例进行各种仪式活动。自民党议员团体“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宗教政治研究会”以及“皇室问题议员恳谈会”也先后表示了同样的态度，并伙同国民会议联合召开“遵循传统举行皇室仪式国民集会”大造舆论和声势，极力想为这次活动增添天皇主义的政治色彩，并借机冲淡或抹杀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

在自民党当局的决策和右翼团体的推波助澜下，昭和天皇的葬礼不仅盛大隆重，而且注入了神道的宗教礼仪，一股复古主义和怀古主义的思潮再度滋生。

据《朝日新闻》1989年1月对昭和天皇死后的调查，主张恢复战前天皇权威的人员占4%；主张维持“象征天皇制”的人数为83%，只有10%的人主张废除天皇制。当然，在昭和天皇死后，和平反战人士也举行了集会、游行等抗议活动，1月7日下午，有150多名群众在涉谷一带游行，他们喊出“不许美化昭和天皇”、“反对强制悼念(昭和)”、“不能推卸战争责任”等口号。

与此同时，在全国24个都道府县也进行了群众性的反对天皇制、反对美化昭和天皇的示威游行活动。但是，比起赞成“象征天皇制”、为昭和天皇大唱赞歌的声音来，和平反战团体的声音还是微弱的。

昭和死后，明仁即位，改年号为“平成”。按着旧皇室典范的规定，除举行“大丧之礼”和“即位之礼”外，还要举行“大尝祭”，即新君即位后的秋日，要用新产的稻米祭祀天照大神，并与天照大神共尝稻米，这样，“天皇灵”就会进入天皇的肉体之中，获得天皇资格，象征着“天孙降临”。

这是日本明治帝国时期旧“皇家典范”规定的内容，是一种“与神宫供奉的天照大神合为一体的密教”形式°。通过这一仪式，“现人神”——即新天皇才能降临人间。显然，这种带有神国主义色彩的仪式违背日本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受到宪法维护派和广大民众的反对。

但是，日本政府于1989年12月21日成立一个“即位之礼准备委员会”，决定即位之礼分两步进行，一是即位礼；二是“大尝祭”，官方发言称:

大尝祭是以收获水稻为中心的我国古老传统，天皇即位后首先把新稻供奉皇祖和天神地祗，是为了国家和国民安宁，祈祷五谷丰登的仪式。但不能否认带有宗教仪式的特点。

所以，“作为国事活动是困难的”，可是，大尝祭“同国事紧密相关，具有公事的性格，其费用从宫廷费中支付是正当的”。当局虽然浮皮潦草地承认大尝祭“带有宗教仪式的特点”，但问题的关键是同意了以国费支付所有的费用，这是右翼们最为盼望的，它意味着可以用国费或公款支付宗教活动费用，打破了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为右翼们鼓动用公款建造、维护慰灵碑，公式参拜靖国神社等开拓了一条道路。

结果，仅“大尝祭”一项就耗资14亿日元，其中建造“大尝宫”就花去9亿日元。

政府决定进行“大尝祭”的活动受到民众的强烈反对，菲利斯女学院大学等三所基督教派的大学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由政府出面举行“大尝祭”之类的宗教活动。因此遭到右翼势力的嫉恨，1990年4月22日，竟发生了右翼团体维新塾事务局长木村武士开枪威胁菲利斯女学院大学校长弓削达的事件。

上述与恢复战前天皇制有关的复古活动，可以说是战后日本政府践踏和平宪法、推崇昭和天皇的切实步骤，他们竭尽溢美之词歌颂昭和的“丰功伟业”，却对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只字不提，客观上掩盖了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也使包括昭和天皇在内的日本战争责任问题，日益成为日本社会逐渐尖锐化的问题之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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