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深处的“印钞帝国”，每天哗啦啦产出45亿金圆券

文│潘连贵

重庆印刷厂厂区全景

中央印制厂的前身是1941年2月1日在重庆成立的中央信托局印制处，筹印中央银行各种钞券，任命原中央银行秘书处英文秘书、中央信托局购料处副经理凌宪扬为经理，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厂副厂长兼特种印件股股长的糜文溶为协理。同时，接收重庆财政部印刷局，改组为重庆印刷厂，厂址在枣子岚垭1号，糜文溶为厂长，并在临江路设第一工场，专门加印钞券签章事宜。当时重庆印刷厂设备简陋，生产能力有限，印制处收购了京华印书馆在重庆天生桥、李子坝、化龙桥三个工场，扩大了重庆印刷厂的规模，下设四个工场，以临江路为第一工场，天生桥为第二工场，李子坝为第三工场，化龙桥为第四工场，大大增强了印钞能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信局印制处担任了大后方多种票券的印制任务，其中法币券有1941年版十元、五十元，1942年版十元、二十元、一百元，1943年版一百元，1944年版一百元、五百元、一千元等。由于印钞有功，“对于金融财政极有贡献”，凌宪扬于1944年获财政部颁发的财政勋章。

重庆印刷厂生产车间

1945年2月，中央银行决定收购中央信托局印制处及重庆印刷厂，派发行局局长李骏耀办理接收事宜。3月1日，中信局印制处改组为中央印制厂。由中央银行“拨资5000万元，设理监会独立经营”。同日，成立中央印制厂总管理处，总经理为凌宪扬，协理糜文溶兼任中央印制厂厂长。4月11日，成立中央印制厂监理委员会，由李骏耀任主任委员。

抗战胜利后，中央印制厂总管理处凌宪扬等人奉命于1945年9月4日来沪，接收伪中央储备银行所属的三个印刷所，成立中央印制厂上海厂，由凌宪扬兼任上海厂厂长，徐祝三任副厂长。地址在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三义新村15号。原伪中央储备银行三个印刷所分别改名为中央印制厂上海厂第一、二、三印刷所，并将接收的日本精版印刷株式会社改名为上海厂第四印刷所。又接收了日本十二家油墨厂商，成立油墨部，亦属上海厂领导。中央印制厂重庆厂的主要设备和管理人员、技术工人等200人左右迁到上海，重庆厂随即停产，成立结束办事处，着手清理。12月12日，上海厂厂长由陈自康担任，次年3月起改由高杰担任。

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厂区

1946年1月2日，中央印制厂总管理处由渝迁沪，在九江路办公，设会计、材料、厂务、业务等科和福利、购料、废料三个委员会，下辖上海厂、北平厂与重庆厂结束办事处。6月重庆厂正式结束，糜文溶调任北平厂厂长。8月，上海厂与原来分散的第一、二三印刷所搬迁到光复路10号（今光复西路967号）新厂址，第四印刷所改称为第一印刷所。在机构上作了较大的调整，设总务、人事、会计、工务、材料、印件监查、出纳等科和福利社，其工务科下设平版、凸版、凹版、印码、平制、铅印、整版、雕刻、完成等股。1947年初，凌宪扬辞去中央印制厂总管理处总经理职务，旋即出任沪江大学校长，兼任中央印制厂监理委员会主任，总管理处总经理一职由陈公亮接任。糜文溶从北平厂回上海，改任中央印制厂总管理处协理。

中央银行台湾流通券

中央印制厂迁沪后，上海成为国内印制钞票的中心。日本无条件投降时，财政部要中央银行预先统筹发行台湾地名券，打算在台湾光复后，所需军政费用概以中央银行台湾流通券支付，由中央银行估定数额20亿元，派遣随军人员办理。因此，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奉令印制了十元、五十元、一百元面额的中央银行台湾流通券。11月1日，台湾行政长官陈仪致电行政院长宋子文，关于目前台湾币制，拟接收后仍以台湾银行名义改用中华民国年号印制新券，与旧券同样行使。为此，宋子文电令财政部:“查台湾情况特殊，该省目前币制仍应照陈长官所拟办理，中央银行暂缓在台湾设立分行，惟可派员前往监督，台湾流通券暂不发行。”同年，上海厂又印制中央银行东北九省流通券，1945年版有十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种，作为东北地区流通的法币。

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印制的法币，1945年版有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五种面额。1947年版法币有二千元、五千元、一万元三种。随着法币恶性膨胀的加剧，中央印制厂印制了关金券大钞，1947年版有一千元、二千元、五千元三种，1948年版有二千元、二千五百元、五千元、一万元、二万五千元、五万元、二十五万元。

中央银行关金券

1947年，原先被派往美国学习雕刻、电镀、照相、凹印、胶印、制版等8名技术人员，回国到上海厂工作。1948年初，中央印制厂装备有向美国订购的四版平台凹印机50台、海力斯胶印机6台等先进印钞机器，职工2000余人。4月24日，经总管理处决定上海厂第一印刷所改称中央印制厂上海厂第一分厂，油墨部改名中央印制厂上海油墨厂。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初以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法币券代替金圆券流通，中央印制厂上海厂一度停工，约有800名临时工被解雇，职工则回家待命。10月，金圆券发行额增长迅猛，遂下令上海厂开工，赶印金圆券，职工陆续回厂生产。由于金圆券发行以几何级数累进，钞券印量十分巨大，中央印制厂又增加印钞速率。1949年3月24日《金融日报》讯：“据悉中央印制厂之金圆券生产量，目前每日约为四十五亿。闻三月二十八日起，每日可增至六十亿。”

中央银行金圆券

截至1949年5月，以中央印制厂名义印制的金圆券，1948年版有一角、二角、五角、一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八种面额，1949年版有一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五千元、一万元、五万元十万元、五十万元、一百万元、五百万元十种。此外，还有中央印制厂特约一厂（大东书局）、特约二厂（京华书局）、特约三厂（上海中华书局）、特约四厂（三一印制公司）承印的各种金圆券。

中央印制厂是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大型印刷企业。“通货膨胀极端严重时期，该厂成为供应迅速贬值的纸币(法币、关金券、金圆券)的主要工厂。”1949年春，财政部欲把中央印制厂机器设备迁往台湾，糜文溶等借故推脱，秘密进行反搬迁的护厂斗争，使2/3的精密机器保留了下来。上海解放后，中央印制厂被上海市军管会接管，改名上海人民印制厂。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