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笔触，书写百年山东社会长卷

清末民初，一批西方学者、传教士踏上齐鲁大地，记录下他们眼中的孔孟故里。百余年后，这些域外文本被重新打捞、翻译、集结，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与潍坊科技学院合作推出“国外山东印象”系列丛书，构筑起一幅立体真实的近代山东社会长卷。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潍坊科技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中国乡村生活》译者张友祥，听他讲述这套丛书从选题策划到成书面世背后的故事与思考。

为何是山东

记者：策划这套“国外山东印象”系列是源于怎样的出版理念或时代背景？山东在跨文化书写中具有怎样的特殊地位？

张友祥：策划这套书，主要基于两点：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更扎实的历史素材。近百年来，西方学者、传教士、外交官留下了大量记录中国的文献，长期散落在欧美图书馆里，系统翻译成果有限。把这一部分内容整理出来，既能丰富国内的近代史研究，也能为当今的文化对话提供更丰厚的资源基础；地方文化研究热度的提升，需要新的视角和材料，而域外文献正好提供了不同于本土史书的观察维度。

将山东作为文化交流的切入点，有三个原因：山东是孔孟之乡、齐鲁文化的发源地，对西方人理解中国精神世界具有标杆意义。从十九世纪乔治·加德纳·亚历山大撰写的《孔子传：大教育家》，到法思远在1912年主编的《山东印象：历史、文化与社会观察》专门以孔子、孟子、泰山开篇，西方对中国的精神探索几乎都要经由山东；山东兼具内陆与海洋、农业与商业、传统与现代的特征，是研究中国近代变迁最具典型性的地理单元。一个省份同时拥有这样多重的文化身份，在全国并不多见，这也使它在西方笔下的文献积淀格外厚重。

记者：这套书除了呈现他者的观察之外，是否也意在回应海外对中国地方历史的好奇与关注？

张友祥：这套书从立项开始就有“双向”的考虑。它服务于国内读者，让大家看到一百多年前外国人是如何观察山东的；它也是面向国际学界的资源整理。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海外汉学界正在经历“地方转向”，研究重心从国家叙事转向区域、城市与日常生活。这套书收录的庄士敦的《一个海滨城市的传统与变迁：山海之间的威海卫》、明恩溥的《中国乡村生活》、伊莎贝尔·韦廉臣的《中国古道：烟台行记》等，在欧美学界本身就是研究中国地方社会的经典文献，但完整中译本长期付之阙如。我们把它们系统翻译、整理、注释出版，既是给国内读者的礼物，也是把这一份文献遗产以更便利的方式重新提交给国际学界。可以说，一百多年前他们写下了山东；一百多年后，我们认真整理这些文字，愿意继续与世界对话。这种姿态，本身就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一种自然表达。

《孔子圣迹图》在齐闻韶

看见不同视角下的真实

记者：策划过程中，最让您感到挑战或意外的是什么？

张友祥：是一些“历史照进现实”的时刻。翻译伊莎贝尔·韦廉臣的《中国古道：烟台行记》时，我们注意到她描写的1873年从烟台经潍县、济南府、泰山到曲阜的路线，与今天山东的主要文化旅游线路几乎完全重合。一百五十多年前一位英国女性看到的“美丽如华北之地”，今天依然是中外旅人向往的地方，这种延续本身就令人动容。 另一件事是关于庄士敦的。他在威海卫工作多年，后来回到英国前在书中专门提到“鹿道口的两个月夜”“碑口庙的五个霜晨”。我们翻译团队在校稿期间专程去威海卫实地踏访，这些百年前的地名，当地老人依然能指出准确位置。一本书把一百年前的英国学者和今天的中国译者、当地居民串联在一起，这种穿越时空的文化共鸣，是任何文献都难以替代的。

还有一件让我格外感慨的事。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的前言里写道：“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绝无仅有的光辉历史，也将迎来美好辉煌的未来。”一位十九世纪末在山东县乡间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美国传教士，在那样的年代就能作出这样的判断，这本身就说明，真正深入观察过中国的人，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始终是有信心的。今天我们重新翻译这本书，等于是在跨越百年，印证一段早已存在的善意与远见。

记者：这些“他者视角”，在今天看来是否存在时代的“误读”或文化偏见？您认为应该以一种怎样的眼光来阅读这些文本，从中获取有效的历史信息与文化参照？

张友祥：时代局限确实存在，我们在每本书的“出版说明”里都作了实事求是的提示。例如庄士敦作为英国威海卫殖民官员，论述中难免有为英国统治辩护的倾向，有时会以西方标准衡量中国社会；韦廉臣以传教为动机来华，文字中带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宗教视角；亚历山大虽推崇孔子，但他对孔子生平的叙述主要依赖二手资料，存在一定的史实偏差。这些局限我们都向读者明确说明，不回避、不掩饰。

识别局限不等于否定价值。我建议读者用三种眼光来读这套书：

“了解之眼”。理解每位作者的时代背景与个人立场，知道他为何这样写、写给谁看。这样既能读出文字本身的意思，也能读出文字背后的语境。

“互证之眼”。把外文记述与地方志、家谱、契约、口述史相对照。许多看似主观的描述，放在多重材料的交叉印证中，会显出真实可信的细节。

“反观之眼”。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中详细描述了乡村集市、家庭借贷、求雨仪式、新年活动等；韦廉臣细致记录了潍县客栈的布置、莱州府的滑石工艺、济南府的大明湖傍晚景象——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史书很少留意的“日常”，今天读来格外珍贵。

读懂作者的局限，反而能更好地汲取文本中真实可靠的部分。这套书最大的价值，不在于结论，而在于提供了一份不同视角下的“近代中国生活档案”。

记者：重读百年前西方人笔下的山东，您认为最值得当代读者关注的是什么？它们对当下的中西文化交流有何启示？

张友祥：最值得关注的，是那些“非宏大叙事”的细节。韦廉臣细致写下黄县、莱州、潍县、青州、济南一路的客栈见闻、市集买卖、婚丧礼仪、女子日常；明恩溥记录了乡村学堂、戏曲、庙会、护青会、借贷关系等基层组织形式；庄士敦描绘了威海卫的乡村生活、土地制度、家族茔地、节庆民俗……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史书极少记录的内容，却恰恰构成了鲜活的、有烟火气的近代山东。对当下的中西文化交流，这些文本给我们几点重要启示：

真正深入的文化理解，从来不是建立在抽象概念之上，而是建立在具体的人、地方、生活之上。庄士敦在威海卫工作多年，韦廉臣在芝罘居住二十余年，明恩溥在山东乡间扎根半生——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今天的文明对话，也需要回到这样的具体性中去。

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一百多年前，这些西方人不远万里来到山东，记录下来的既有港口的繁华，也有乡村的安宁；既有匠人的技艺，也有读书人的气节。法思远在《山东印象：历史、文化与社会观察》的序言里直接称中华民族为“睿智而富有创造力的民族”，并预言它“未来必将更加光明灿烂”。这种判断不是出自外交辞令，而是基于他在山东多年的亲身观察。

文明互鉴的根本，是平等与尊重。这些文本提醒我们，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发展逻辑，而真正能够留下深远影响的跨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输出”或“输入”，而是双向的相互理解。

中国农家生活之赶集（中国版画）

域外书写的齐鲁回响

记者：您认为“国外山东印象”系列对我们认识自身的历史文化以及地方形象塑造，具有哪些现实意义？

张友祥：文化自信是一种从容——既不回避外部观察，也不被外部评说左右，而是在与世界的对话中清楚地认识自己、表达自己。这套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让山东的世界形象更加立体。山东不只是“孔孟之乡”，还是一个有山有海、有传统也有现代、有读书人也有匠人和农人的丰富整体。德怀特·康斗·贝克尔笔下的泰山、庄士敦笔下的威海卫、韦廉臣笔下的烟台与潍县、明恩溥笔下的鲁西北乡村，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多维度的山东。这种立体形象，比单一标签更具传播力，也更经得起国际读者审视。

印证了齐鲁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一百多年来，西方观察者关于山东的著述数量之多、视角之广，本身就说明这片土地在世界知识图景中的分量。今天我们把这些文本系统呈现出来，等于是把一份既有的国际共识重新激活，为山东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厚实的历史依据。

提供了地方文化出版的可复制路径。中国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国外印象”，都值得这样系统地翻译、研究、传播。山东先行一步，希望能为其他省份提供一些经验。

归根到底，这套书想要传达的是一种开放、坦然的文化姿态：中国不畏惧外部的目光，反而欢迎多元的观察，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充分的信心。

记者：如果挑选一本作为读者的“入门之选”，您会推荐哪一本？

张友祥：各本都凝聚着译者团队的心血，推荐时难免偏爱。如果以“入门”为标准，我会推荐伊莎贝尔·韦廉臣的《中国古道：烟台行记》。

理由有三：视角亲切。韦廉臣是十九世纪罕见的西方女性旅行书写者，目光柔和细致，从一位老妇人对客人的款待，到莱州城里的滑石工艺；从中国新娘的服饰，到乡村妇女在集市上的笑声……这些温暖的细节，在同时代男性作者笔下几乎是空白。

结构亲切。全书以“行走”为线索，从烟台出发，串联起黄县、莱州、潍县、青州、济南、泰山、曲阜、邹县，直至北京，沿途的客栈、市集、寺庙、乡村跃然纸上。读起来就像跟随她一同上路，门槛不高，画面感很强。

情感真挚。韦廉臣对她所遇到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妇女怀有真诚的尊重。她在书中明确写道，中国妇女“机敏聪慧，各方面都不输男子”。一百五十年前能这样表达，在西方旅行写作中相当难得。

读完这一本，再读法思远主编的《山东印象：历史、文化与社会观察》，会更系统地了解山东的历史与社会全貌；读庄士敦的《一个海滨城市的传统与变迁：山海之间的威海卫》，会看到一个海港城市的历史与可能性；读明恩溥的《中国乡村生活》，会深入中国乡村的肌理；读贝克尔的《泰山传》、亚历山大的《孔子传：大教育家》，则可以走进山东的精神世界。丛书读完，一个完整、立体、丰富的近代山东形象，就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在面前。而这，正是“国外山东印象”系列想要带给读者的一份独特的阅读旅程。

《大众日报》5月14日12版 记者蔡可心

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