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夕照，墨香如期——《青山夕照——贾植芳最后三十年》出版侧记

《青山夕照——贾植芳最后三十年》， 陈丙杰 李海欣 刘璎莹 金小安 陈思和 编， 现代出版社2026年出版

9月4日的上海图书馆东馆社会科学中心，秋阳穿过梧桐叶的缝隙，落在阶前。《青山夕照——贾植芳最后三十年》甫自纸箱中取出，墨迹尚带着印机的余温。墨香漫开的刹那，无人说得清，为这本新书的如期而至，过去数月里，曾经过多少辗转的长夜、多少悬心的白日。作为贾先生的师门后辈，做这本书，于我们而言，与其说是一桩出版事务，毋宁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晤面——先生辞世时，我们中的许多人尚未入学。而书里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封信、每一页手稿，都仿佛是一封封请柬，邀请我们赴一场迟到太久的约——虽已隔着生死，先生却仿佛就坐在对面，将他的往事，一字一句，娓娓道与我们听。

封面那一抹青，是撞出来的

最初设计师拟了三个方案：原色照、素描、单色照。众人几乎一眼便选定了原色照片版——贾植芳先生戴着眼镜，侧脸微偏，全神贯注地工作着。那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神情：风霜刻在眉骨，倔强藏在眼底，而温柔浸在目光里。立体，真切，压得住整本书的分量。偏是封面那片底色的青，怎么调都不得人意。太亮了，轻浮；太深了，又像褪了色的旧布，失了生气。我与策划编辑赵海燕老师对着屏幕反复比对，像守着一锅始终不开的水，急不得，也恼不得。某日在外用餐，眼尖瞥见店中一方柜面的漆色——心头一动，就是这个青！不深不浅，沉定中带着旧时光的温润。赶忙拍下发给赵海燕，她那头也会意一笑：找的便是它。

封面有大面积墨色，当时只觉庄重好看，未曾料到这墨色后来竟在印刷环节埋下了一道不小的坎。世事往往如此，最不经意处，偏是最易生波澜的地方。

五个名字，一个也不能少

2025年8月，正是上海最溽热的时节。陈思和老师在病房里，心绪低沉，和我说起他心头最大的念想——2026年是贾先生诞辰110周年，他要把这部画传做出来，作为纪念。那时候我便想，那位被他称作“精神父亲”的老人究竟是怎样的模样？想起初入师门时听到的旧事——昔年陈老师偕同门到访河西学院，在“贾植芳藏书陈列室”里见了原样复原的贾先生书房陈设，一时潸然落泪。那间书房里的空气，那些书脊上的字，那把老人坐过的椅子、用过的笔，该是怎样沉甸甸的一份精神家业，能让一个已经年近古稀的学者望之动容？我们这些晚生后辈能做的，不过是沿着先生的脚印，把他的晚年，一笔一笔，细细描出来。

贾植芳先生书桌展陈情形 （摄影：罗晓荷）

出版这册画传便是那年盛夏在病房里敲定的，出版合同最初只与陈老师一人签订。后来因会议合作的机缘，又加入了复旦大学的名义。不论署名如何变动，陈老师始终守着一个原则：书是师门众人一起做的，每一位参与者的名字，都得堂堂正正地印在书的封面上。到了CIP数据登记环节，便生出了周折——按CIP署名申报，不能署“某某策划、某某著”，五个人都要以作者身份登记，而合同上只有陈老师一个人的名字，意味着要进行版权链条补充，版权备案要从头再来。我此前已向陈老师拍过胸脯：9月5日的发布会，书一定到。那一段日子，人像是悬在一根细线上走，每一步都不敢重、不敢快，指尖攥着的，唯9月5日那个日子而已。CIP批文甫至，尚未及舒一口气，又发现作者排序有误。距离发布会已不足一月，而CIP系统一旦进入锁定阶段，便再无任何更动的余地。出版社各位老师们焦灼万分——每一回修改，整套流程须从头走起，时间窗口一缩再缩。进退维谷之间，几经辗转，五个名字终于一个不少、顺序无差地、稳稳落于版权页上。

贾先生一生重“人”字。我们做晚辈的，先得把人的名字，写端正。

最后一审，如投卷候榜

三审三校之中，终审最是难测。初审、复审尚可追踪进度、催问日程，终审却如投卷候榜——你在门外候着，里头的消息全然不知。有的书月余即过，有的需候两三个月，全看编辑室的排期与安排。书做到深处，方悟得最难的不是做，是一个“等”字。

然而这份等待，策划编辑赵海燕不肯空候。本书关乎贾植芳先生——史料繁密、细节周详，审读容不得半分轻慢。复审甫毕，她便主动与中版集团的审读老师接洽，约定终审一过即行送稿，另请前辈再把关目。终审竣事，书稿郑重呈上——一方面出于对质量的敬重，欲请有经验的前辈为全书作最后的审视；另一方面亦出于日程的考量，争取尽早启动，不致延误后续流程。审读老师果然字斟句酌，所提意见皆中肯綮。往复之间，质量既已守住，时间亦得抢回——此番部署，事后回望，实乃救活了整条命脉。

老照片的“修旧如旧”

印前审核，又是一道关口。书中收入贾植芳先生的大量旧照，有的翻自家庭相册，有的从旧信夹页间扫描得来，岁月漫漶，像素参差。有些照片放大到印刷尺寸，颗粒感便浮了上来，像蒙了一层薄雾，看得人心里发急。换图重排，还是缩小尺寸再调版式？两条路摆在面前，可图片是这本书的骨血——这是一部“图传”，图文互证、以图存史，图若是缩得太小，整本书的分量便轻了。幸而今日有了专业的图片修复技术，清晰度不够的老照片，可以一张一张地“补”回来，大致能还原到原貌的七八成。

贾植芳为课程“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写的讲义（摄影：罗晓荷）

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全是细功夫。哪张该修、修到什么分寸、修完还能不能认出是“那个人”“那个时候”，需要一张张斟酌拿捏。有一张先生年轻时与旧友的合影，年深日久，人影都有些发虚，我们专门请了照片修复师来做。等修复完成的那一刻，画面渐渐清晰起来——先生当年的眉目、旧友的神情、衣饰的皱褶，一一浮现在眼前，仿佛时光倒流，那个远去的年代，又活了过来。众人对着屏幕看了许久，都说不出话。

照片既成，版式又须通盘重排。书中百骸相连，动一处则处处牵涉——做书的艰辛，从来不在某处之难，而在环环相扣，无处可以轻动。

终校前夜的“大搜捕”

稿子将付剞劂。按说三审三校都已走过，大可长舒一口气——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临近终局，越松懈不得。最后通读一过，还是揪出了一串疏漏：重复的人名、舛误的称谓、对不上的期刊名……尽是字缝里的乾坤，不凝神细察根本无从发觉，可一旦印上纸页，便成了白纸黑字的错。

众人分头把守，一字一句地筛过去。愈近收尾，愈觉眼目不够用。读了十遍的稿子，到第11遍还能挑出错来——并非记性不济，而是这本书分量太重，重到每一个字都不敢轻易放过。先生一辈子著书立说，编校资料，以谨严著称，轮到我们给他做书，又怎敢有半分苟且。

一通图注的电话

陈思和老师此前便多番叮嘱，书中凡涉及时间、人物关系的图注，务必再三核对，不可有半分差池。偏偏就有一张合影出了纰漏——图注写着“某学者偕夫人与贾先生”。陈老师看到清样，当即打来电话。他说，这位先生应是从未结婚，且他本人要来参加发布会——照片说明若出此等错处，便不只是疏漏，而是对人的不敬，务必查个清楚。

我听得背脊一凉。当即翻检原始档案，核对照片来源，逐一确认图中人物的身份。一张旧照、一行小字，背后牵系的，是多少人的声名与情义。陈老师那通电话，像一记警钟——先生若在，想必也会这样叮嘱：学问之事，容不得半分含糊。

“社科中心”与“社科院”

8月30日是个周末，印厂终于排上了机器，开机付梓。听到机轮转起来的消息，心里那块石头稍稍落了地，哪知道还不到一天，便又悬了起来。31日清早，陈丙杰师兄匆匆来告：他核对清样时发现，后记与序言里，“上海社科中心”被改成了“上海社科院”。两个名字很相似，所指却全然不同。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即刻拨通策划赵海燕的电话。她那头只一句：已经印完了。

已经印完了。那一刻，追究是谁动的笔、哪一环出的错，都已是后话，眼前最要紧的是订正过来。赵海燕当机立断：涉事页面全部重排、重印。没有半分犹豫，没有丝毫推诿，她旋即协调印厂。于是刚印好的书，又一册册拆开，重新上机。纸墨的损耗、日程的紧迫，都顾不上了。错了便认，认了便改。凡事皆当如此，何况是先生之书——对先生的交代，正在这不肯含糊里。

夜航班与墨香

3日午后6时，所有周折终于尘埃落定。然而新书须于4日抵达上海图书馆东馆社会科学中心——不足24个小时，从印厂到沪上，中间还要打包、分拣、装机、落地、配送。唯有顺丰特快可与时间赛跑，我们甚至备了下策：万不得已时，便托人携一部分书飞赴上海。那自然是最后一步，不到山穷水尽，断不肯走。

“上海是一个海”，贾植芳的上海足迹（摄影：李勇）

那一夜，手机里的物流页面被反复点开又合上，每一条新进度都牵一下神经——货取走了吗？装机了吗？落地了吗？派送了吗？有那么一瞬甚至想，先生若见我们为他的书这般坐立难安，怕也要笑我们年轻人沉不住气。他这一生什么惊涛骇浪没经过，这点波折算得什么。可他一定也懂得，正因为这一切与他有关，我们才半分含糊不得。

幸得那班夜航的班机。9月4日清晨，书如约而至。齐齐整整的纸箱，拆封时，墨香盈室。封面的青色沉定温润，烫金的书名泛着柔和的光。万事俱妥。贾先生若在天有灵，看到这册浸满了后辈心血的书，看到这么多人因他的名字而聚在一起，认认真真做事，大概也会捻着烟头，微微一笑吧。

贾先生一辈子信奉“把‘人’字写端正”。做这本书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师门后辈，仿佛也循着先生的背影，将这六个字的分量，重新体味了一遍。把名字写端正，把事实写端正，把每一个字、每一张图、每一页纸，都端端正正地，送到读者面前。

这是师门的薪火，也是我们献与先生的一瓣心香。